1937年，淞沪会战战败，南京沦陷，让蒋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日寇产生恐惧心理，在中日交战期间，蒋介石一面抗战，一面却又亲自掌控对日的秘密谈判。而毛主席在“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立即做出判断，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坚决实行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1937年7月8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通电里，明确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必须认清现实，不能心存侥幸，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第二，我们有出路，但唯一的出路是，实行全民族抗战，而不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第三，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创见，这三条让中共实现了政治领导。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率先向全国人民明确传达了这三层意思，使得全国人民有了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而不是像此前近百年，中国民众都是一盘散沙。尤其是前瞻性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此后在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是非常卓越的格局和远见。
现在有些心怀叵测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污蔑毛主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和中流砥柱作用，说是毛主席就知道喊口号，事实上是怎样的呢？在发出通电后，毛主席迅速进行总揽全局的思考和部署，很快就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
毛主席的指导方针是，一面努力促成蒋介石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一面努力做好中共自己的抗战准备。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宣布抗战之后，毛主席很快就拿出了对付日本进攻的两种不同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明确提出要实施坚决抗战的方针。
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红军将领下达了“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商讨红军改编的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改编等问题都做了周密的部署。但当时形势复杂，毛主席又不得不时时刻刻防范蒋介石心怀不轨的阴谋。
为应对极为严峻和复杂的形势，毛主席于8月9日在延安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强调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抗战已经开始，蒋介石被日本逼成了应战主义，容易节节退却；二是红军当前应该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要有防人之心。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在之前抗日八项办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淞沪抗战，国民党军队战败，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抗战，终于同意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不久，毛主席召开洛川会议，对抗日进行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部署，提出持久战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还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之时就提出要实现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远见卓识。9月初，改编完毕的红军就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相比之下，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令人失望了。尤其是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势力膨胀，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但在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思想就开始向“和平”倾斜。
4月9日，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不久，日方希望英国出面充当调停人，蒋介石就派出张群出使英国，在英国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进行担保。他一面抵抗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派出代表和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周旋。
尤其是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蒋介石从8月下旬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是旧相识，在谈判中，和知鹰二提出六条总原则和经济协定四原则、军事协定三原则，在这时，蒋介石比国民党内的其他求和派对日本人的“和”更不抱希望。
8月26日，蒋介石与《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谈话时表示，倭寇岂能随便将其在华之权益与设施放手还我？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为此，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下对日本人的“和”的意见是，对和知应拒绝。唯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军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
9月23日，蒋介石回汉口主持会议商讨对策。和知鹰二这时抛出了令蒋介石感到诱惑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可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于是，此次会议商讨的决定是，倭寇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的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才可以允许停战。
在谈判中，蒋介石一再通过萧振瀛向和知鹰二表示，原状没有恢复，且没有以平等待我的事实证明之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此番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看上去似乎比较顺利，蒋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后停战事宜。
蒋介石甚至想好了，停战、撤兵后，先双方订立不侵犯条约，后再商讨互助协定。其间，蒋介石获悉日本人百武末义希望了解，如果日本发表和平声明，中国是否能发表声明响应。蒋介石当即指示，命人开始草拟中国方面的《和平宣言》。
10月，和知鹰二再次返回香港，与萧振瀛继续会晤。但日方提出了恢复到七七事变前原状必须有七项谅解，这七项谅解用何应钦的话来说，其实都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行政不能独立，就无异于亡国了。后来，日本人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蒋介石授意下的中日和谈终究是黄了。
从抗战爆发后二人的种种言行来看，毛主席坚决要打，蒋介石时时想和，二人的格局与远见高下立判：对时局的判断，毛主席既清晰又坚定，必须坚决抗战；蒋介石则边打边和，一直摇摆；对未来的应对，毛主席有完整又清晰的战略，而蒋介石则是走一步看一步，处处被动，处处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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