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的脸盆，矮胖的身材，一副黑框眼镜下长着一对细长的眼睛，这就是前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给人的一贯印象。表面上，文强看起来人畜无害，实则是心狠手辣。
作为重庆曾经的扫黑英雄，文强也有仕途生涯的高光时刻。可是在权力的斗兽场待得太久，文强渐渐被金钱所腐化、被权力所异化、被美色所恶化，忘记了一名警察最基本的职责，沦落为黑社会的保护伞。
据说东窗事发以后，文强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小命不保，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时来运转皆同力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道德规训。文强的涉黑罪恶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幼时的文强和同龄人并无分别，是一个天真无邪、活泼好动的孩子。
1955年12月17日，尽管时值岁末，但祖国南方的“山城”重庆还没有银装素裹。西伯利亚的寒流吹到西南，经群山遮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巴县虎溪曾家镇，文家的第三个孩子如期而至，父亲将其取名为文强。
新生命的到来固然是一件喜事，可也为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文家全靠父亲经营一家综合商店度日，每天赚来的微薄利润勉强可以糊口。
可随着孩子的不断增多，家里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九口人，只有三四个劳动力，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再苦不能苦教育，这是民间一句谚语。文强在学校的成绩相当不错，还是班级里的干部。
邻居们经常看到文强拿着赶鸭的鹅黄竹片，领着儿时的玩伴从街上呼啸而过。小小年纪，文强就展示了领导力，成了孩子们中的“领头羊”。
在文强成长的年代，能参军就高人一等，是无上光荣的事情。文强也想走这条赛道，无奈自己“三寸丁树皮”的身高，终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阻断了自己的军人梦。1972年，初中毕业后，社会流行“上山下乡”运动，文强也就当了一名知青。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更不会自怨自艾。”这就是文强的人生信条，参加劳动时，文强总是冲锋在前，苦活累活他都干。
正因如此，文强成为知青队伍中仅有的两名入党人员之一。不久，先进模范奖状，团支部书记任命书如雪花般飘到了文家。
此刻，文强已到弱冠之年，也该谈婚论嫁了。七十年代中期，门当户对还是年轻人择偶的主要标准。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自身条件出色的文强攀上了“高枝”，和工人子弟周晓亚谈起了恋爱。
俗话说“娶妻要娶贤”，历史上栽倒在妻子手里的大人物数不胜数。
事后证明，周晓亚称不上一个“贤”字，文强的覆灭也和周晓亚的种种作妖之举息息相关。当然，这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属于后话了。
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文强作为优秀青年，又是先进模范，他不用参加正常的流程，参加考试，而是直接被推荐到泸州公安学校就读。结业后，文强当上了一名基层警员。
精明的周晓亚看出了两人在阶层上越拉越大，安全感荡然无存。同时，周晓亚也太清楚了“男人有权、有钱就会变坏”的古训，所以就立即找到文强母亲，让她作保，保证文强将来不会当负心汉。
不久，文强就返回了巴县，两人正式完婚，并生下了一名男婴——文伽昊，小名“洪洪”。
踩着张君的头
初入仕途，文强就遇到了伯乐——巴东县委书记张文彬。张文彬是土生土长的巴县人，在干部任用上不喜欢论资排辈那一套，而是喜欢启用巴县本地人士，结成一个地方利益官僚小集团。
从工作能力上讲，文强确有过人之处。毕竟小时候文强就是在巴县长大，巴县的每一条街、每一家旅馆、每一户赌坊，文强都了然于胸，办起事来自然得心应手。张文彬的赏识迅速让文强飞黄腾达，只用几年就成为了巴县常委，分管政法事务。
随后的几年，文强在官场上更是游刃有余，能协调好各级部门。1992年，年仅37岁的文强做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分管刑侦工作。
可以说文强掌控重庆警界长达十几年，几乎无人敢挑战文强说一不二的权威地位，只是除了一名曾作为其手下败将的黑道人物之外。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全国通缉的“杀人魔王”张君。
张君是湖南人，从小顽劣不堪，成年后和社会闲散人员干起了违法的勾当。
后来，张君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在1990年9月1日，在常德抢劫了一辆运钞车，并杀死了多名警员和银行出纳人员。
行凶时，张君手段残忍，枪法精准，多次进行补刀，还盗走了警员的两支79式手枪。此案在当时，也被称为“全国第一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