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中，朝鲜与日本之间这种好坏全部参杂在一起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们在考量朝鲜时就必须要提及日本。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国家关系反映到民间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当前南朝鲜对日本难以名状的感情：有经济发展方面受惠于日本而形成的亲日集团，有因为历史被侵略而憎恨于日本的民族情感，有因为地缘安全而被迫靠拢于日本的无奈之举……总之，近代史上的朝鲜与日本很难去单独进行描述。
鲸斗殃虾，这似乎是对近代史上朝鲜于这场东亚大变革中所扮演角色的最贴合表达。不论从那个时期来看，朝鲜这只“虾”的身后始终都跟着一条体态硕大的鲸鱼：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日本与大韩帝国的殖民关系、美国与南朝鲜的附庸关系。正因为如此的关系，本文关于朝鲜半岛的描述是完全可以当做对下篇日本内容的铺垫。若想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复杂关系，只追溯到二战前后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朝鲜与日本之间的羁绊对于现在格局的影响需要我们将时针拨回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导语
19世纪末，为打开“隐士之国”朝鲜的大门，欧美列强轮番侵扰，主政的大院君坚决攘夷，拒绝通商传教，树立斥和碑，告诫子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然而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率先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此后，朝鲜陆续与欧美列强及清朝签订条约，朝鲜半岛沦为各国势力的角逐场：日本计划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大陆；清朝希望维持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将朝鲜作为抵御侵略的防波堤；美国希望打开朝鲜国门获取贸易利益；俄国希望在朝鲜扶植势力，牵制日、美、英三国……
在各国势力面前，小国朝鲜的命运如同风前灯火。为延续国祚，保全儒家文明，朝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江华条约》的连锁反应
在1875年江华岛事件爆发前，朝鲜王朝内部便已经出现了较大的政治动荡：大院君的隐栖与闵氏政权的建立。大院君的夫人出身闵氏家族，有如此强横的内部关系再加上大院君出于自身考虑对他们的扶持，自然让闵氏家族成为当时权力极盛的外戚势力。大院君之子即后来的高宗与他父亲的关系并不和谐，长大成人的高宗又渴望亲政，于是通过其妃子（明成皇后）娘家闵氏的势力，加之闵妃本身对权力的极大欲望，二者达成了推翻大院君统治的目的。
新政权的建立对大院君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尤其是大院君的对外攘夷政策。过于绝对的攘夷而不知变通，让朝鲜王朝在面对欧美列强反复侵扰的行为上束手无策、身心俱疲，卫正斥邪的保守思想显然已经落后了，此时的朝鲜需要开始摸索一条新的现实路线来应对当前的外来冲击。
等到1875年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面对日本杀人越货后还要大军压境的威压外交，闵氏政权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军事实力的忌惮，另一方面是希望趁此机会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综合考虑之下决定进行谈判。这场完全被日本领导的江华岛谈判自然让日本收获颇丰：朝鲜不单关税自主权被否定，还被迫对日实施零关税、日本货币有权在朝流通，对《万国公法》毫不知晓的朝鲜甚至是治外法权也一并交给了日本，彼时的朝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项条约有何不平等。
在众多条款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江华条约》第一款明确写到：“朝鲜国为自主之邦”。如此一来，大清对朝鲜的宗主权便被否定了，从大清的藩属关系中“独立”出来给了日本能够顺利进入朝鲜极大的便利。恶例不可开，与日本签订的《江华条约》让朝鲜在面对欧美列强的侵扰中被迫实行所谓的雨露一体均沾，朝鲜的局面向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转变。
壬午兵变
江华岛谈判的内容，不仅引起朝鲜国内卫正斥邪派的极大不满，同样也引起了开化派的不满。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担心大院君再度掌权的闵氏政权着实有些难以招架：一面要应对列强的蛮横开关请求，又一面要偷摸的与之签订通商条约。面对大院君险些就要成功的政变，让闵氏政权已然成为了惊弓之鸟，那么在面对是否学洋开化的讨论上偏向保守也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上述两种问题外，与大清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朝鲜认真考虑。在甲午海战没有发生之前，大清始终是具备能够与欧美列强相抗衡的实力的。出于对鲸斗殃虾的考虑，对朝鲜来说彼时若是依靠大清帝国，那么在面对日本时自然就增加了一份保险。在金允植与李鸿章的谈判中，是否将中国宗主权写入条文成了最大的争议：李鸿章坚持“属邦”规定，金允植也无意冒犯李鸿章而反对这一规定。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是，朝鲜仍是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方面均是“自主”的。对朝鲜来讲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在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均衡共存的前提下，构筑朝鲜的小国自立之路，这既不背离传统的“事之大义”，又不违背现实的世界趋势，可谓“两得”。但在美国的干涉之下，“属邦”规定并没有被纳入条文之中，朝鲜成为了事实上的自主国家。
坏消息便从此刻接踵而至。小农社会的朝鲜交易不多，但仍旧存在地主与富商低价收购谷物而高价卖出的投机行为，这样的矛盾原本农民是可以忍受的。那么等到开港之后呢？随着交易量的增大，投机倒把的行为越来越多，加上日本人在开港地的行为举止并不友好，以谋求暴利而暴力恐吓朝鲜商人、以次充好的蒙骗朝鲜顾客，暴力事件也因此频繁发生。于是，本就窝火的朝鲜农民干脆一股脑的将所有怨恨都转移到了开港地的日本人身上。
在民众日益贫困、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的过程中，壬午兵变爆发，首都汉城陷入激荡。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闵氏政权的奢靡，国家经费的滥用致使卖官鬻爵成风，事神祈祷又浪费了大笔钱财，在如此境遇之下国家财政越发困窘。在政府给军队的实物配给迟发长达13个月之后，壬午兵变最终得以爆发。
壬午兵变的最终结果是大院君重新执政，原本只是一场朝鲜内部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不幸的是还扯上了日本。大院君在这场政变过程中极度鲁莽的烧毁了日本公使馆，杀死了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其他公馆人员仍旧有6人被杀。这件事情的影响极度恶劣，再加上日本人本身就渴求一个借口好陈兵朝鲜，自然要对这件事情咬住不放，主犯大院君自然难逃惩治。
正在天津的金允植和鱼允中听闻此消息后害怕将事情闹大，于是便立刻向清政府要人申诉，称此次事件是李载先（大院君的次子）事件的余党和大院君发动的，请求清政府迅速派遣军舰镇压“乱党”。最终，大院君被幽禁在天津保定府，其余兵变人员均被逮捕，袁世凯以威压之势迅速将朝鲜控制了起来。
壬午兵变的连锁反应与甲申政变
壬午兵变的影响还远不止如此，原本已经名义上“独立”的朝鲜在此刻突然变成了众矢之的。
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大清与朝鲜的“属邦”关系在美国的干涉下并没有写成条文，单这一点就有些让大清挂不住脸。中国自明朝明确下来的朝贡体系实际远不是封建制下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剥削关系，更多时候是属国使臣携带一点本地特产例如海东青前往我朝觐见天子，而身为天朝上国的我们往往是做不对称的大量赏赐，如此这般便使得朝贡体系更像是一种展示大国威仪的面子工程，当然也不可忽略属国作为疆域稳定器和军事缓冲器的作用。在彼时的清朝更加看中的，是朝鲜此时发挥的军事缓冲器的作用。
那么，在清廷派遣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朝鲜时，目的便不仅仅只是平息朝鲜兵变了。以辅助维护朝局之名义进行长期的军事驻扎，一方面可以维护清朝在朝鲜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对朝鲜上面的日本驻军进行必要的监视。清廷从维稳到驻军、中国商人进出朝鲜只需要知会办公处而非朝鲜、连中国人是原告的纠纷案件清廷都可以出庭审理，事实上清朝已经取得了法外治权。
面对清廷日益强化的宗主权，朝鲜高宗是有些不满的，但清廷并没有做出逾越之事，所以朝鲜也并没有理由与清廷交涉，这只是一个催化效果。真正的矛盾是朝鲜内部的开化派对日本人与欧洲列强在朝鲜的种种过分举止所引发的严重担忧。鉴于壬午兵变的失败教训，开化派趁中法战争撤离大部分驻军的空隙，借助日本的力量试图推翻闵氏政权。但袁世凯强大的明锐力最终打破了这场针对闵氏政权的甲申政变。
日本在本次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开化派的协助者，其更明显的目的在于推翻倾向于清廷的闵氏政权，让朝鲜彻底脱离清廷独立，这样为日本能够彻底侵吞朝鲜打下基础。在之后爆发的两次农民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的胜利，导致了朝鲜半岛上中日势力的不对称。日本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大韩帝国被迫建立，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最终走向了名义上日韩合并，实际上的被殖民时期。
三八线的由来
在一战与二战中朝鲜的作用极大程度上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存在的，哪怕是二战末期朝鲜所发挥的作用仍旧十分有限。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核打击致使日本出乎意料的投降，打乱了美苏对朝鲜半岛战后由中、苏、美、英公管的部署计划，如何处理战后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摆在美苏面前的较量场。
所谓的三八线是由美国提出来的。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事实接管下，尽可能将首都汉城以及周边的工业设施划分到南部，北纬38℃线的存在极好的解决了美国这一要求。但彼时的美国对这个提案并没有信心，如此苛责的条件苏联怎么可能接受呢？但苏联同意了，同意的条件有两个：日本的四国群岛划分为苏联势力范围；允许苏联在北海道北部驻军。对于这两个条件苏联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四国群岛对于苏联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海参崴的意义不言而喻，后面的条件同样是处于地缘政治考虑的，自然还有不愿美国独占日本这个朴素的目的。
对于苏联的两个条件，杜鲁门只答应了前一条，而对后一条坚决不同意。日本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在朝鲜战争篇中已经言明了，那么美国对于后者的坚决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苏联同意美国的三八线分治方案即成定局，后条条件的未实现苏联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
朝鲜南北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南韩的政府机构是由李承晚代表的临时政府组成的，这是一个极度亲美的集团。在二战期间，李承晚一直努力于游说美国同意他所代表的临时政府对朝鲜的合法性，尽管这个目的最终实现了，但极大程度上在于美国战略上的需要，而非完全是李承晚争取的。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成柱则完完全全是一个本土诞生的共产战士，在李承晚奔走在美国各级政府机构时，金成柱所代表的朝鲜游击队正在莽莽群山中与日军热血奋战。金成柱与李承晚的分歧，更甚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实干家与理论家，二者很难在想法上产生共鸣。这极大的隔阂也是的朝鲜内部很难形成一股内在的力量来反抗外部干扰，这一点同样对朝鲜半岛战后格局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战后的朝鲜半岛
和现在多数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其实在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半岛的北部——也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要高于南朝鲜的。
战后朝鲜经济事实上逐步了融入当时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体系，成为了经互会的“编外成员”。经互会是经济互助会的简称，所谓经济互助会，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套国家间的分工体制，即各国依据本国的优势来确定主攻的产业，多个国家拼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以出口原材料及初级加工品为主的朝鲜，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换来重要的工业品及原油（朝鲜国内多煤而贫油）。
朝鲜的没落还是在于苏联的解体。经互会这个依靠的消失使得朝鲜变得极度缺乏石油与化工，缺油与化工直接影响的是因山地多而发展机械耕作的农业，机器无法运作、地贫而无化肥改良，这就致使朝鲜粮食产量的严重不足。无法填饱肚子就只能让城市的劳动力回到土地上，如此工业便无法推进、经济更无法发展，于是朝鲜的没落便成了注定。
而与之对应的南朝鲜，战后的经济状况并不怎么样。从历史上看，日本殖民时代的朝鲜半岛经济布局上是农业的重心在南部，工业重心在北部，这就导致南朝鲜的经济在根子上就非常孱弱。除此之外，朝鲜战争结束后，南朝鲜成为了冷战的最前沿，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主要是把南朝鲜看作日本的屏护，而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南朝鲜的扶持远不如对日本那么用心。在战后很难推行比较彻底的分配制度改革，导致了少数大财阀得以垄断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局面。
朝鲜半岛南北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始于20世纪80年代。南朝鲜的经济腾飞或者曰“汉江奇迹”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及产业转移。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以日本出资金、技术向南朝鲜和东南亚地区转移低段制造业的方式被日本称之为雁形阵列，彼时的亚洲四小龙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受惠于日本的南朝鲜各大企业，自然是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依靠而精神上的敌对，极大的影响着当今日韩两国的外交关系。
结语
在我翻阅的有关朝鲜半岛近代史的书籍当中，其作者不乏有南朝鲜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但极少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即使在不知晓作者的情况之下，你仍旧能够通过字里行间的情感来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南朝鲜人力求客观的前提下隐藏的是对小国悲哀的无奈；日本人从重发点开始便千方百计对事实的隐瞒；美国人傲慢的姿态总是力透纸背的指摘苏联的蛮横无理，言语中对真正受害者的惨痛事实不质一屑。哪怕是我们中国学者，言语上也难免透漏出天朝上国的威仪
朝鲜半岛于近代史这场东亚大变局中，如同鲸斗漩涡中的鱼虾一样，无力感总是如此的强烈。我想，这便是小国政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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