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教授
本文作者：余孟孟，《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副编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作者投稿。
据说，教育学家一般都不太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历史学家一般也不太写自己的历史。教育学家是否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我未读过相关文献也未做过相关研究，故不敢妄言。然而，历史学家不太写自己的历史，根据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好像是这么回事。印象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中，写个人史较出名的大概只有顾颉刚、陈寅恪、蒋廷黻、何炳棣几位。不过，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和蒋廷黻的《回忆录》，只写了早年或前半生的经历，没有后文；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又残缺不全；相比之下，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就要完整、细致、深入得多。对何氏的这部自传，我一直偏爱有加，不仅读了广西师大版的平装本，后来又买回中华书局版的精装本珍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以为一部好的历史学家自传就该是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样的作品——完整、系统、厚重。直到遇见萧功秦教授的《家书中的百年史》一书，我才意识到，好的史学家自传并非只有一副模样。
《家书中的百年史》一书是当代著名历史学者萧功秦教授多年来写的回忆录与思想随笔的合集。既然是合集，就不是那种严格依照时间先后顺序写作的章节体著作，而是十余篇内容各异、长短不一的文章的组合与结集。这些文章让这部书呈现出的整体模样是：灵动不失严谨，跳跃不缺脉络，通俗不损深刻，性情不伤理性。作者不求历史叙述的完整性，注重的是历史事件中的重要面向；作者不求时间流变的系统性，强调的是国家与个人互动中的关键节点；作者不求文本形式和内容的厚重性，探寻的是文字内外和字里行间对读者的启发性与思考性。
这部书的内容分为四辑，即四个部分。第一辑有六篇文章，都是作者成长与治学经历的回忆，涉及自己的家族史、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大学时代，以及思想历程。第二辑有七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的师友与亲人的回忆，包括自己的研究生导师韩儒林，学术前辈林毓生和李泽厚，以及自己的挚友和两个哥哥。第三辑收入的是作者近年来思想日记的一些片段，这些思想日记主要是基于生命体验对历史和历史学的个人随感。第四辑收入的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人生哲学的随想，包括对读书、治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的一些感想。
这些文章，不论写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是写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大致限定在近百年史的时间范畴之内。因此，读萧功秦教授此书，不仅可以知其学，知其人，知其家，还能知百年中国史，知百年思想变迁史。事实上，萧教授在这部书中，是有意在同时进行两种探索与尝试：一种是以家史来证百年史，以百年史来观家史；另一种是以治史心得来释人生体验，以人生体验来悟治史心得。
从家史与国史互证来看，一方面，作者的家族史就是百年中国史的浓缩版；另一方面，百年中国史的大变局与大风云，都在萧家史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与折射。萧家是湖南衡阳士绅之家，作者的高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小军官，后来激流勇退，回家务农。作者的祖父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曾在广东、广西等地当县知事，回乡后从事慈善公益，一直担任衡阳图书馆馆长。年轻时与徐特立、谢觉哉是至交。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衡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直至1959年去世。作者的伯父1923年入党，是湘字七十七号共产党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办开明书局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他自己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后因“马日事变”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再过问政治，最终默默一生。作者的父亲是萧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他黄埔六期毕业，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率部在成都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病逝于南京军事学院。到了作者萧功秦这一代，他与他的兄长萧功伟、萧默，又都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他们的人生随时代浮沉而浮沉，他们的命运依历史明晦而明晦。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如果说中国百年史是“一世界”和“一菩提”，那萧氏家史就是那“一花一叶”。
从治史心得与人生体验互释来看，一方面，听着家族史长大的萧功秦因生命体验而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更为真切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长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治学经历与专业素养，又让萧功秦对自己的家族史与个人史有了更深的感受与体悟。比如，在《三十军与太原战役：父亲又逃过一劫》这一节中，作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家史：1948年下半年太原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失败，造成严重流血失败的悲剧，幸运的是，原本也可能要被派去太原的父亲却逃过了这一劫。讲完后，作者感叹道：“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若没有专业的历史素养，这一句涉及家国关系的判断是很难讲得出的。再比如，书中的《我的思想历程——从启蒙思潮到新权威主义》一文，作者清晰地呈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经历过造反浪漫主义洗礼的人，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作者很好地讲述和分析了个人生命体验在其治学道路和方向上，所发生的催化、聚合与助力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体知”的概念，内涵即“以身体之”，强调主体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对认知的价值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家书中的百年史》一书也是作者融合个人生命体验的“体知之作”。
除了以家见国、以身体之以外，《家书中的百年史》一书还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即以人为镜、以史论今、以文传道。
以人为镜，在作者萧功秦教授这里并非是为了“明得失”，而是通过对几位师友和亲人的回忆与怀念，从而为自己树立为人与为学的标杆与楷模，这无关个人得失，也无涉私人利害，而是关乎生命的是与非，历史的兴与衰，理想的真与假。南开的郑天挺教授对作者无私而真挚的关爱之情，让人看到一位具有古风的高洁长者；研究生导师韩儒林教授对作者的宽容与鼓励，让人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良师；作者的挚友陈文乔身上透出的理想主义和精神贵族气质，令人神往；作者的二哥萧默潜心钻研学术的身影，令人难忘。而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作者的心灵知己，也是作者的精神镜像。
以史论今，是作者作为一名专业史学家的惯习与风范，他写家族史和个人史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更好地知今、识今、戒今与鉴今。比如，在第一篇《家书中的百年史》一文的最后，针对父亲在1952年写的一封家信中的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意义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以保存旧事物”。作者说：“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是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性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还有“谁来作为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知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知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可以说，作者这些因史而来的议论，对于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警醒意义。
以文传道，是作者在这部个人史、家族史和国家史兼容的作品中，怀有的理想与旨归。作者在书中并非只是为了“秉笔直书”，也并非只是为了“鉴往知来”，还为了通过文字传达一种生命哲学，传递一种人生信仰。作者用功读书、勤写笔记的事实，传递出的是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作者宁做“学术边缘人”的选择，传递出的是一种淡泊名利、求真至善的生命追求；作者喜爱旅行、钟情音乐的兴趣，传递出的也是一种积极生活、热爱生命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说，作为知识人，他的人生追求可以概括为三个词：“好奇心，陶醉感，思考力”。他坚持认为，知识上的自得之乐加上以责任感为中心的乐观主义，会不断转化为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动力。认真读这部书，就会发现全书都贯穿着作者自身的一种精神气质和导向，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一种“儒家的人文气质”，作者特别强调儒家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他的影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人生的虚无感和焦虑感，始终生活在乐天知命的愉悦之中。这是作者在剖析与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也是在传递与传达他的求道理想。
如果说，一部好的个人史作品要兼具史识、常识、知识和见识的话，那么，萧功秦教授这部《家书中的百年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好作品。值得一说的，202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这部《家书中的百年史》其实是一部旧书的增订本，萧教授在新版中增加了父亲的一些珍贵史料，增加了能反映自己学思历程的一些思想日记和历史随感，也增加了一篇颇有分量、值得一读的自序。不过，与2014年华夏出版社出的旧版《家书中的百年史》相比，新版并非只是增添了内容，同时也删减了一些篇目和内容。新旧版对比阅读，就会发现新版虽优点突出，但也不能完全取代旧版，旧版中被删掉的内容，其实也非常值得一观。书一旦公开出版发行，事实上便与作者的个人意志无关了，书进入社会，渗入书河，自有其命运与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家书中的百年史》一书而言，从旧版到新版，增与删，变与不变，反映与折射的同样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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