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有其令人敬畏的一面，无论是一块砖石还是一件杯盘，它们都是从岁月侵蚀的魔掌中逃出的幸存者，如今安卧在展柜之中，犹如历经艰险遍体鳞伤的英雄躺在病榻上。就像你不会在医院病房里大呼小叫，这也是博物馆中理应保持安静的原因。
但如今博物馆已然成为了菜市场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在十一长假这几天里，展柜中的文物一天见的人恐怕比它过去上千年里见的人还要多。让这昔日历史静穆的殿堂，霎时间成为最热门也最廉价的网红打卡地。悄悄走进、仔细凝视、认真倾听对那些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来说，被游客灼热目光扫描的频率恐怕要以每秒百次的方式来计算。
在馆方精心布陈的特展厅中，参观的人流就像是满腔热情汇成的黏稠熔岩一般，缓慢地、时时凝滞地、又倏然喷张地涌动着。在这样的“人流熔岩”推动下，在博物馆现场凝视一件文物已然成了一种奢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网红打卡地的博物馆市场本身恐怕也并不想让你看得太久，毕竟，比起过去悄悄走近、仔细凝视、慢慢离开的欣赏模式，如今拍照、打卡、离开的网红模式更符合当下博物馆热的经营学——某些博物馆的预约票在黄牛的炒作下已经不亚于一场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了。
考虑到辽博这场特展名头叫“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瑞鹤图》被作为这场特展大力宣传的重磅展品，就蕴含着某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意味。众所周知，就在这幅描绘大宋汴京宣德楼上飞来象征天下太平的仙鹤祥瑞的画作完成十五年后，画的主人宋徽宗就在金军的押送下一路北上，面见金人首领“山河与共”去了。当他囚首垢面地途经沈州时，他当然不会想到《瑞鹤图》会在896年后成为这里博物馆中万众瞩目的网红热点。尽管9月29日展览开幕的当天尚未放假，观众就已经排起了40分钟的长队，期待一睹——恐怕也只能是一睹这幅举世皆知的名画的真容。
这鹤画得有点儿不对呀
《瑞鹤图》局部。
从教科书到国潮衣裳；从帆布包到冰箱贴、从公众号到短视频——几乎所有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见过《瑞鹤图》画面上那梦幻般的碧青色天空盘旋着的丹顶仙鹤，霭霭祥云烘托下的雄俊重檐，如果看得足够细，还会注意到那站立在鸱吻上的仙鹤，回首反顾，仿佛若有所思以自己脚爪的生物构造是如何能站在这滑溜溜的鸱吻顶端的。
《瑞鹤图》中站在鸱吻上的鹤与弯着脖子飞行的鹤。
最后提到的这一点，或许绝大多数在画前打卡的游客很难注意到。不过，怀疑的魔鬼恰恰隐藏在细节里。除了这处细节中违反仙鹤生物构造的错误外，一如鸟类学家陈水华在《形理两全》中所指出的那样，画作中还有另外两处错误，“一是丹顶鹤次级和三级飞羽是黑色的，只有初级飞羽是白色，但徽宗却把次级飞羽也画成了白色；还有就是，丹顶鹤飞行时脖子是直的，图中却把鹤的脖子画弯了”，虽然挑出这种毫末错误多少有吹毛求疵之嫌，但将其施于宋徽宗身上却相当恰切，毕竟，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位吹毛求疵的大师，根据宋人笔记《画继》中的记载，一次他令画院众人描绘孔雀升高站在藤墩上的图画，所有人的画作无论如何“各极其思，华彩灿然”，得到的却只是徽宗一句“未也”的评价。
愕然莫测的画师们在多日后面对皇帝依然不知自己犯了何等错误，直到此时，徽宗才告诉他们：“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而他们画的全是先举右脚。于是画师们纷纷为皇帝的明察秋毫而“骇服”。
连孔雀升高先举哪只脚爪都观察入微的皇帝，居然会在描绘他最喜爱的祥瑞灵禽仙鹤时犯下这样的错误，委实让人疑窦油然而生。因此，一个解释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便是这幅《瑞鹤图》或许并不是宋徽宗亲笔所画，而是画院中高明画师的代笔之作。
这幅著名的《瑞鹤图》与另外两幅宋徽宗名下的名作，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和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五色鹦鹉图》，其尺幅和右图左文的样式极为相似，很可能都属于《宣和睿览册》中的一页。对宋徽宗而言，《宣和睿览册》一如今天满坑满谷表现岁月静好人安乐的自嗨快播视频一样，是这位雄心君主用以粉饰太平自娱自乐的祥瑞图鉴，自然是多多益善。根据《画继》中的记述，徽宗一朝乃是祥瑞集结出动的时代，“以太平日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臻无虚日，史不绝书”，于是徽宗从这些祥瑞中选出“尤异者”，图绘丹青，命名为《宣和睿览册》，每册有十五幅图，但随着祥瑞日渐增多，册数也在增加，“增加不已，至累千册”。
尽管“千册”可能是虚指数量之多，但纵使如此，恐怕图画数量也不下数百。虽然宋徽宗雅好丹青，但作为帝王，对权力艺术的痴迷并不下于他对绘画的爱好，毕竟在《瑞鹤图》完成的同时，他还要忙着和王黼、童贯等人筹划讨伐契丹恢复幽云十六州的宏图大业。而他派往辽国充当间谍的画师兼相士陈尧臣很快就会为他带来“辽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画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的大喜消息。
有如此多向亡国悬崖狂飙的大事要加速完成，恐怕宋徽宗确实难以抽出足够的空暇来一笔一画细致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升平瑞景。早在宋元之际，鉴赏家汤垕就在《画鉴》中写道：“（《宣和睿览册》）累至数百及千余册。余度其万机之余，安得工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而徽宗宠臣蔡絛其实也在他的私人笔记《铁围山丛谈》中提及有名手“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所以，尽管《瑞鹤图》是目前争议最小的宋徽宗画作，但它很可能只是被徽宗有意遮掩的画院中寂寂无名的高手秉承旨意绘制的画作，而非宋徽宗的真迹。
这个结论或许会让一些博物馆热的追捧者感到失望，耗费本可以在家吃泡面榨菜刷小视频的宝贵时间，千里迢迢赶来，排了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终于在熔岩一般的人流中挤到网红名画前打了个卡，居然被告知这可能是一幅无名氏代笔的画作——是幅所谓的“假画”——博物馆难道不应该是真品的保证吗？
这猫真不是我画的！
博物馆里的文物一定是“真”的，这恐怕是世人对博物馆最大的误解之一。就像画作，真文物未必是一件真迹。《瑞鹤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文物，它毫无疑问应当名列真正的国宝之列，但作为画作，它却在真与假的游标卡尺之间游走，但相较来说，它更接近于真。只要你不在意那些细枝末节的质疑，它完全可以当作真迹来看。但下面这幅同样被归于宋徽宗名下的画作，恐怕就要让人仔细揉一揉眼睛了。
这猫确实画得很可爱，卷首的那只小花猫正抬头仰望着蹁跹在枝头画上的蝴蝶，蓄势待扑。在它的身后，一个小家伙顽劣的做派，证实了蝴蝶如何被它扑到手会遭受怎样的下场——一片翅膀被它踩在脚下，而另一片翅膀则被它衔在嘴里，这场景既残酷又写实，联想到猫在古代的别名“含蝉”，而蝴蝶在古代也被视为蝉的一种，这只小猫可以作为“含蝉”在古代的活代言。在画心的最末，是两只小猫扑倒在一起嬉戏，让人不由得想起《动物世界》中的那句经典配音：“春天到了……”。
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小猫身上的毫毛都是用细笔一根根地画出来的，斑纹的部分也用深浅不一的墨细细晕染。如此生动活泼的姿态，如此细入毫毛的笔触，也难怪当这幅画被起了个“北宋宋徽宗（赵佶）《耄耋图》一个被画画耽误的皇帝”的标题搬运到B站（视频网站）上展示时，竟会收获15.8万点击量。在视频下517条评论中，大量评论都在感慨这位天才皇帝的艺术水准是如何高超，而亡国命运又是如何凄惨可叹（当然，目前点赞数量最高的一条评论再度提到了《瑞鹤图》：“用他的《瑞鹤图》结合宋明审美给甲方和我们公司共用的一个招待室搞了软装，领导大呼牛逼，然后我们甲方果然没多久就快速破产了”）。
宋徽宗款《耄耋图》局部。
但在看过了前面的《瑞鹤图》之后，再来看这幅画，就会感到尽管这幅《耄耋图》确实画得很可人意，但两者之间的水平当真是天壤之别。这幅画不仅够不上宋徽宗的水准，甚至达不到宋画的标准。
宋佚名《富贵花狸图》。
《富贵花狸图》是一幅典型的宋代画作，尽管它是一幅无名氏的画作，但观察画中猫的神态动作，再仔细看它身上毫毛的绘画与晕染方式，就能理解“判若云泥”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与《富贵花狸图》相比，这幅宋徽宗名下的《耄耋图》就像小孩子的涂鸦一样。
尽管这幅画后面的题跋上，有赵孟頫、王达、柳贯、鲜于枢、虞集一票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的题跋为它背书，声称它“运笔苍劲、设色精妍、非具颖中三昧，何能入此神妙”，但在真与假的游标卡尺上，它刚好是《瑞鹤图》的反面，甚至走得更加极端，游标完全拨到了“假”的一边。
梁楷款《狸奴闲趣图》局部。
虽是假画，但无独有偶，这幅《狸奴闲趣图》同样包括两只在一起嬉戏的猫咪，以及一只蓄势待发准备扑抓蝴蝶的小猫，但这幅画已经不堪用“可爱”来形容了——画中的猫画得着实抽象，不仅面部表情变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呆滞得像电动玩具的仰头猫——如果猫界也有恐怖谷效应的话，那么这只猫恐怕会吓跑一众猫类（本人曾经真用这幅画的复印件试探过一只猫，它只看了一眼就把背弓起来了）。
那么这幅画上题名的作者又会是谁呢？答案是梁楷，一位历史上画名不输给宋徽宗的艺术巨匠。这位狂放不羁、任性简傲的画家，曾将宋理宗御赐的金带挂在宫廷画院中，不受而去。他的画作被时人评价为“描写飘逸，青出于蓝”画院中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伏”。梁楷的传世名作，无论是飘逸潇洒的减笔《泼墨仙人图》，还是幽深精妙的《出山释迦图》，无不令人心折叹服，不愧有“梁风子”之称。但如果这幅《狸奴闲趣图》真出于梁楷之手的话，恐怕画院中人的反应就不是“无不敬伏”，而是“莫不匿笑”了。
梁楷《泼墨仙人图》。
但这样的画居然还有第三幅——《唐苑嬉春图》，同样是描绘在花园中小猫们嬉戏玩耍的长卷，这次小猫嘴中叼着的不是蝴蝶，而是一只小鸟。如果细看可以发现小鸟已经目睛上翻，奄奄一息了。而叼着鸟儿的小猫也摆出一副警觉的样子，歪头看向旁边，生怕口中玩物被同伴抢走。在旁边又是一只抬头仰望的小猫。与之前两卷都不同的是，这幅画卷中多了一只蜷在一起酣睡的猫儿。根据画面的题记，这幅画的作者是宋徽宗之后的又一位以书画见长的皇帝明宣宗的御笔。
明宣宗款《唐苑嬉春图》局部。
尽管这幅《唐苑嬉春图》是三幅猫画中质量最好的一幅，那只酣睡的小猫尤为传神，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同题材的真迹《花下狸奴图》和《子母鸡图》相比，其差距犹然不可以道里计。
明宣宗《花下狸奴图》。
只是，就像前面所谓宋徽宗款的《耄耋图》在网络小视频上引起的热度和夸赞一样，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真假。它们纵然不是“真迹”，但同样可以作为真正的文物跻身于博物馆的行列，为人欣赏、为人赞叹，被“不明真相”的打卡游客当作真迹一样看待。如果加以宣传炒作，难保它们不会像那些国宝名作一样，成为击败质疑、倾倒众人的网红英雄。
只不过它们现在大多数依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草莽英雄。虽说是英雄莫问出处，但它们的来源却很可能是同一个假画工厂。
假画工厂，接单服务，
批量生产，有优惠
一如今天的丽水被称为“中国巴比松”，晚明暮光下的苏州，也在艺术圈享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就像今天的丽水成批出产的维梅尔、梵高、列宾、高更和毕加索。四百年前的苏州也零售批发王维、阎立本、李昭道、黄荃、范宽、宋徽宗、赵伯驹、李唐、李嵩、马远、刘松年、钱选只要名列画史的画家，几乎被苏州的假画工厂一网打尽，乃至本朝的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和仇英的各种书画作品——哪怕后面这四位当时还活蹦乱跳地给人到处写画真迹，苏州的假画工厂里他们的各种假画就已经新鲜出炉了。
与今天版权保护意识下的艺术家不同，晚明时期的画家对自己的画作被人造假并不在意。作为吴门最著名的书画家，文徵明的一个经典段子很能说明问题。苏州的文徵明（字衡山）画作造假者中，有一位名叫朱子朗的水平最是精湛，因此常被人上门求画文徵明的假画。有天，一个金陵人让僮仆带着酬金去朱子朗门上求作文徵明的假画，结果这位僮仆误打误撞进了文徵明本人的大门。面对要求购买自己假画的僮仆，文徵明笑着收下了酬金，回答说：
“我画真衡山，聊当假子朗，可乎？”
文徵明很清楚自己的画被人造假，朱子朗不仅是文徵明最出名的假画制造者，有时他的假画订单就来自文徵明本人。在留存至今的一封文徵明写给朱子朗的亲笔信（这件是真迹）中，文徵明让朱子朗“今日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我画不过来，你今天没事替我画几幅假画清清文债。清初鉴赏家顾复声称他见过文徵明写给朱子朗的二十余束书信，“皆倩渠代笔作画以应所求者”。
文征明《好雨听泉图》，跋真画或伪。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毂，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描述，可谓深入个中三昧，苏州因为盛产假画，其产品因此得到了“苏州片”的“美誉”。沈德符本人就亲历目睹过不少造假售假事件，在他的私人笔记中，他讲述了许多经典的假画案例。娄江曹孝廉家一名爱好古董的范姓仆人，自称得到了一幅唐代名画家阎立本的《醉道士图》，这个消息被沈德潜提到的“全以此作计然策”满身满心投入假画工厂经营的王伯毂打听到了，于是威逼利诱，终于以数百金的高价从范氏手中购得此画。
王伯毂豪气买画的事情引来“好事者日往商评”，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花高价买到的名作乃是一幅新鲜出炉的假画，是不久前范氏托苏州假画工厂的画师张元举伪造的，只花了十两酬金。假画制造商居然被造假画的人欺骗了，可谓艺术圈的“黑吃黑”。
沈德符虽然自己揭露了不少这样制假贩假的事例，但他自己也参与作假。有位古董生意的朋友拿来一卷挂轴，上绘“重楼复殿，岩泉映带中，有美嫔袒露半身，而群女拥持之”。这位古董商慨叹这幅画苦无题识，卖不上好价钱。沈德符给他出主意：“此《杨妃华清赐浴图》，可竞署李思训。”——于是，天地之间，一幅唐代青绿山水大家李思训的“名作”就在片语之间诞生。这幅画后来卖了一百两，而它的成本价仅仅一两。
假画寻对买家可以一本百利，即使是小本生意，假画也有利可图，《喻世明言》中曾经讲到过一个小商人批发了数把泥金扇到燕京去贩卖，一等的请些名家（但大都是代笔）画的扇面，可卖数十两，二等的便直接请苏州造假画的人仿名家画扇面，也能卖一二两。与沈德符同时在京为官的名士李日华，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在北京杂卖铺就可以买到，每卷价值仅一两。
量大、物美、价廉，如果不是造假这件事令人羞于启齿，不然假画工厂理应成为晚明苏州的一张城市名片。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苏州的假画工厂可能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流水作业的工厂之一，从创意构思，到起稿定型、勾线皴染、人物树石、花鸟宫殿的分工绘画、再到撰写题跋，刻制钤盖印章、字画装裱及至最后的销售，可谓铺渠引水，顺水而成。
《清明上河图》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幅晚明时期在北京杂货铺就能花一两银子买到的批量出产的画作，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知存量就超过四十卷，除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它的身影时不时还会出现在古董店和拍卖行里。质量自然良莠不齐。因为存世数量太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掀起了一阵《清明上河图》真本的寻找热潮——最终确定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卷是北宋张择端的真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接近真的真迹）。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过梁式城门。
当年真伪的热议讨论，在今天看来许多从画风、笔力所作出的论证都毫无必要，因为只靠一点其实就可以将北京故宫本外几乎其他所有《清明上河图》排除在北宋真本之外。因为只有北京故宫本的城门是符合宋代建筑的方形过梁式城门，而其他各卷的城门几乎都是典型明代的半圆形砖卷式城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证明了那些苏州假画工厂的产品制造者们很可能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宋代《清明上河图》，他们只是凭借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述，用自己身边的景色——比如苏州阊门内外的景象，画出了明代人心目中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明代假画工厂制造的《清明上河图》几乎是完全向壁虚构的假画，但却不能认定这些假画制造者的职业操守——即使作假，他们也作得相当具有专业性。其中一卷《清明易简图》，流传到清代，甚至被以诗文鉴赏著称的沈德潜作为供品献给了乾隆帝，而乾隆帝也在画上写了数百字的题跋，考证一番，肯定它是堪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并驾齐驱的真迹。
《清明易简图》中砖券式城门。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清明易简图》中的建筑、人物服饰以及整体笔法风格都破绽百出，但当年的造假者却格外用心，你可以在画中的店铺招幌上看到《东京梦华录》《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述的一样的店铺：孙好手荤素馒头、会仙酒馆、李师师瓦肆——那是明代人心目中的宋代繁华，也是当下在历史的投影。
就像为宋徽宗代笔的画院画师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这些苏州假画工厂的画师们，名字都为所谓的前朝大家和当朝名家所掩，但是他们的创造性并不弱于名著画史的名画家。譬如像六朝绘画大师张僧繇、唐代于阗释道画名手尉迟乙僧，他们的画作根本没有留存于世。只有唐人画史中只言片语的描述，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尉迟乙僧的“画凹凸花”，但却足以让苏州片的画师们面对这寥寥数字迸发出丰沛的想象力，并且将其笔之于墨，着之于色。
张僧繇款《雪山红树图》（左）和尉迟乙僧款《护国天王像》（右）。
张僧繇款的《雪山红树图》和尉迟乙僧款的《护国天王像》都是假画工厂制造的产品，但这些“被发明的经典”，却真的成为了影响后世的范本。晚明画坛大家蓝瑛、董其昌与风格性极强的陈洪绶，乃至他们的徒子徒孙，都从这些画作中受益匪浅。
左：蓝瑛《白云红树图》，没骨山水和设色的画法，仿照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右：陈洪绶《准提佛母法像》，与尉迟乙僧的佛画风格相承。
还好，我们有假画
“‘苏州片’花花绿绿的，又是簇新的，那家还很高兴。”
在《鉴赏家》这篇小说中，汪曾祺让卖果子的叶三用四张苏州片换了一家玻璃橱窗里镶嵌的四张李复堂的画。汪曾祺特意加了一段小注：
“苏州片，仿旧的画，多为工笔花鸟，设色娇艳，旧时多为苏州画工所作，行销各地，故称‘苏州片’。苏州片也有仿制得很好的，并不俗气。”
小说中这段小小的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倒为被视为“假画”的苏州片正了几分名声。李复堂是“扬州八怪”之中最具水墨奇趣的怪杰，但对那户普通人家来说，比起李复堂个性张扬的谲怪画作，还是苏州片来得更加亲切可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假画的魅力所在——它便宜、亲切，相比那些清高古雅的真迹，它们更符合普通人的审美。
而对那些伪托名家的仿古假画来说，它们可以视为某种稀释了的真迹，它们将真迹普通人高不可攀的意境，稀释到大众能够接受的审美程度；又将同样高不可攀的价格，稀释到平民可以购买的水平。它引领普通人踏上审美的阶梯，又让那些初出茅庐的画家可以借此养家糊口，并且让其中有天资的人在反复的临摹中，扎实自己的基本功，就像明代绘画大家仇英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自己就是假画工厂中最勤勉的员工之一。他不断临摹、仿古，锤炼自己的技艺，终于自成一家，而他的作品，又哺育了假画工厂的一代代后辈画工，去仿照、临摹，养家糊口，锤炼技艺，也让千家万户通过廉价的仿冒假画，踏上美学的阶梯。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一如正在热映的《只此青绿》一样。尽管它号称创意美学来自于《千里江山图》诞生的北宋，但如果你打开一卷仇英款的山水画作，就会发现那摄人心目的满纸青绿，正是它的本色。
尽管，那是假画。
考一考你的眼力：请从这六幅图中选出哪一幅才是《千里江山图》的局部？
作者/李夏恩
编辑/西西
校对/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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