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在接受了对他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判决之后，说了一句话：“唉，没想到，自己奋斗一辈子，成了一个反面典型了！”
这句话，一半是对司法机关的认可，一半是对自己半生功业的感叹。
想必旁人了解禹作敏的一生后，更能体会禹作敏这句感叹的背后意味，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唏嘘。
六年之后，10月3日，隐在角落的一条消息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大邱庄集团董事长禹作敏因病离世，享年69岁。”
那么在禹作敏死后，他的五个子女又身归何处呢？是否还在大邱庄任职呢？
大邱庄的经济腾飞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禹家兄弟四人，禹作敏排行第三，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长大，只上过“冬三月，春三月，加起来不过六个月”的学。
即便文化不高，但禹作敏在大邱庄也称得上是一位秀才了。
1958年，28岁的禹作敏就当上了公社的工业科会计，后来又调回大队当主管会计。
1964年，禹作敏升为大邱庄副支部书记。四清运动期间，禹作敏险些被清除出党。
运动年代，禹作敏深受红色文化的熏染，梦想着能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只是苦于计划经济的桎梏，禹作敏一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但凭借着能说会道、四处逢源的本事，禹作敏还是于1974年当上了大邱庄的党委书记。
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农村都是一片萧条，天津虽是一海滨城市，可也好不到哪里去。
多少年来，在天津静海县内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土坯房，穷光光；盐碱地，白茫茫；喝苦水，吃菜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歌谣是朴素的，同时也是底层群众的心理呼声，最能反映农村经济的客观事实。如果说歌谣仅仅是一面之词，那大邱庄还有一则人尽皆知的笑话，也能增添大邱庄贫穷的砝码：大邱庄用砖头砸死人，到法院会被判无罪，当场释放。
因为，在大邱庄，除了胶泥土之外，绝对找不出一块砖头。
面对大邱庄的亟需解救的贫穷，禹作敏也搞过学大寨、写新诗、唱二簧。可这些弯弯绕、花花脸都不是合适的药方。
尝试过几次失败后，禹作敏认为：光靠农业不能发财致富，搞改革必须破两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得人心慌；以生产粮食为纲，搞得穷当当。不破纲，缸里装，破了两纲，才有大邱庄。
于是，禹作敏搞起了农工结合的路子，走了一条小地主兼资本家的双重路。以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
千万别小看农民的“土智慧”，禹作敏的嘴里经常会有金句，在阐释他的想法时，禹作敏就曾说道：“左了穷，穷了左；左了准穷，穷了准左。”
农民除了“土幽默”，还说干就干，禹作敏也不愿意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他起步是从经营一个冷轧带钢厂起家，几间破泥瓦房，几台国营大厂拆剩下的旧机器就是禹作敏的最初家当。
有了机器还不够，禹作敏还高薪聘用了几名市里退休的老工人来担任技术指导。
冷轧带钢厂干了五年，成了年纯上缴收入200万的支柱单位，走工业致富的路子有了成效。
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禹作敏又加快建立了电器开关、高频制管厂等一系列工业，也都带来了正面的经济效益。
别人问他成功经验是什么，禹作敏会说：“目标要清楚，胆子要够大。第一年要小赚，第二年要大赚，第三年要稳赚。以后不能赚，就根据市场行情，迅速转产，这叫船小好掉头。”
村民们在工厂工作，赚来了钱，光在其他地方消费可不行。
禹作敏想的是，在大邱庄挣钱，在大邱庄花钱。这个时候，他又来了句“土幽默”：“能挣钱，会花钱，才是两个文明。挣是物质文明，花是精神文明，有一个不文明就不是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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