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愈发亲近，双方完全摒弃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军事、经济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其次，苏联也开始主动向中国示好，陆续撤回了屯驻在远东的军队，希望能就此改善双边关系，让中苏重新缔结红色革命友谊。
美苏对华态度的转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策，邓公由此做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那便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旋律，再也不会爆发世界级的大战。既然如此，那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再维持二百余万人的庞大常备部队，解放军应该进行大规模裁军，这样一来可以精简行政构架，提高指挥的效率；二来也能节省经费，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虽然军委的同志们都不愿眼睁睁看着战友退役，可为了国家发展，他们也只能忍痛“自我消肿”。1985年，裁军正式开始，第一个被撤销番号和编制的便是铁道兵，该部所有官兵全部转入国务院铁道部，以公务员的身份继续为民族复兴事业做贡献。第二个被裁撤便是福州、昆明两大军区，其中前者被并入南京军区，后者则被并入成都军区。
原本中央军委打算让时年68岁的王诚汉将军出任新成都军区司令员，但王将军却坚决推辞了这一“美差”，他直言自己年事已高，已然无法胜任一线岗位繁忙的工作，因此主动选择离职、退休，将新成都军区司令员这一要职让给年轻同志担任。
王诚汉是一位老革命战士，年仅十三岁便参加红军，曾经历过多次反“围剿”斗争，期间立下了不少战功，1936年，刚满十九岁的他便被上级首长提拔为主力团长，可谓年少有为。抗战爆发后，他被编入八路军，历任营长、团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著名的中原突围行动，有力的保存了红色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全歼中原解放军的阴谋。
1948年底，王将军奉命支援西北野战军，随后在彭老总的指挥下，于渭南、西安击破胡宗南集团主力，累积歼灭八万精锐敌人，一举解放了关中平原。建国后，他又率军远征朝鲜，在三八线上抗击联合国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953年，朝鲜方面的战事止息，王将军遂返回国内，先是在军校进修了一段时间，随后转往西藏军区担任副司令。
60年代末，中央军委为稳定成都军区的局势，遏制“左倾”思想进一步蔓延，便将作风强硬的王诚汉从西藏调到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1982年，王将军转正为司令，同时兼任四川省委常委，1985年大裁军期间，他主动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退出现役，开始过疗养生活。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五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又重新启用王诚汉，安排他就任军事科学院政委。这对于王诚汉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毕竟他此前从未做过文职工作，在行政经验上稍显欠缺。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沉下心来耐心听取各方意见，虚心学习管理方法，没过多久便将军科院打理的井井有条。
1986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军科院的学术与科研能力，王诚汉决定顶着压力开辟对外交流通道，与美国、苏联等国展开技术上合作，双方互惠互利、实现共赢。除此之外，他还主持确立数个军事项目，用以研发新式装备，提高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巩固中国的国防。当时的军科院后勤供给十分紧张，豆腐、肉类均属紧俏品，每周只能吃上一两次，而且军科院的宿舍也十分紧张，工作人员只能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上十分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诚汉数次写信给中央军委申请援助，最终成功要到了一笔经费，极大改善军科院食宿条件。
1988年，时年71岁的王将军参加了第二次全军授衔，并荣获上将军衔，1990年，他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疾病，无法再继续工作，遂宣布离休。晚年他定居北京西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平时以读书、养花为乐，1992年，他还在秘书和警卫员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湖北老家，看望了亲朋好友，祭拜了早逝的父母，了却了心中最后一桩念想。2009年，王将军因为心脏病去世，时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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