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垂昆，后用名曾涤。1913年4月生于湖南浏阳山下乡桥头村。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多次参加武装暴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萍乡县三区书记，分宜县县委书记，少共江西省委儿童局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桑植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军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第三五九旅侯马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旅民运科科长。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5月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湘赣军区湘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湘北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鄂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鄂北地委书记。参加中原突围后，任渤海军区教导旅、山东军区独立六旅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政治委员，第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运城、宜川、西府陇东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71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
远 归
一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五九旅南下部队从中原突围北返，胜利地来到了陇东。经过两个多月的日以继夜极为频繁的行军作战，部队确实够疲乏的了。再加上翻越秦岭，踏遍山荆大道，出没于荒山野林、人烟稀少的崎岖小路，气候变化无常，时冷耐热，常常雨夜行军，在荒林里伴棘而卧，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补充，只能以野菜野果充饥，所以全军上下，衣衫沾满泥土，赤脚裸臂，头发足有一寸长。但是手中的武器却是擦得雪亮的。按照战土们的说法，浑身上下只有两件宝：一是三八式步枪，二是十一号汽车(即两条腿)。
我们的敌人，这时候正打着如意算盘。胡宗南发现我军北上的企图以后，连忙调动他的十几万人马，尾随而来。在他们看来，前有川陕、西(安)兰(州)两条公路，渭、泾两条大柯，外加陇海铁路和封锁边区的层层封锁线，后有十万追兵，消灭这几千人马，是不成问题的事情。然而，敌人毕竟是十分愚蠢。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的优势兵力、方便的运输条件、相对优良的武器装备。就凭这些，他们不止一次大言不惭地下过“消灭三五九旅，活捉王震”的命令。
我们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钢铁部队。它是由群众斗争中的优秀儿女和最有阶级觉悟的战士组成的。这个部队的力量不能只是从人数、装备上来衡量。这一点，我们的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理解。在我们的面前，任何困难都会变得十分渺小。我们不害怕任何困难，善于克服困难是我们的特点。任何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都会被打得粉碎。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英勇奋斗的传统作风，有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永远打不烂、拖不垮的。就拿过川陕公路来说吧：八月十五日，我军在陕南洋县的华阳地区，击溃两路追兵之后，经过百余里荒无人烟的地区，十七日来到留霸一带，之后，经过三天两夜的强行军，打垮了前面三个师的堵击，摆脱了后面五个师的追击，十九日连夜翻过一座高达数十华里的大山，突然出现在凤翔与宝鸡之间的五里庙。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动作，使敌人防不胜防，我们安全地通过了进入边区的第一道关口。
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的八团二营是最后通过公路的。当他们通过时，天已拂晓。尾追我们的敌人一二三师发现我后卫部队尚未过完，就预先在公路两侧埋伏起来。正当我二营通过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受了点损失，将重机枪丢了。原来在公路两侧担任警戒的八团一营，发现兄弟部队处于紧急情况中，立即以火力支援，封锁敌人的来路，切断了敌人的增援，掩护二营突过封锁线。二营的同志们一发现重机枪被敌人夺走，一个个怒火冲天。因为谁都知道这挺重机枪是一九三九年在上下细腰涧用鲜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在延安飞机场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亲自检阅过它，哪能叫敌人抢走？全营在统一的号令之下，一个反冲锋，扑入敌人阵地，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士郭增强虽然脚掌水泡化脓，行动异常困难，但是，仍然奋不顾身和敌人拼起刺刀。经过一场激战，这位勇士终于把我们的重机枪从敌人手里夺了回来。大约有十几分钟的光景，敌人在我们猛烈的打击下溃退了。二营的同志们，在一营的掩护下，安全地通过了。
出乎敌人意料的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于三五九旅北返陕甘宁边区早己作出了一系列妥善的安排。党中央、军委预料到敌人必然会对我们布置所谓新的“围歼计划”；同时，也充分考虑到我们当前的困难处境，所以，决定由新四旅、警三旅分别在泾川、长武方面向南出击，打开一个缺口，以钳制敌人的兵力，并藉以架起一道桥梁，接应我三五九旅进入边区。更重要的是，中央每天都用电报把敌人分布与调动的情况，以及我们进行的方向与应该注意的事项，全都作了及时而详尽的指示，使我们突破最后几道封锁线和包围圈，安全地进入边区，有了可靠的保证。我军胜利突过川陕公路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乘敌调兵遣将，布置尚未就绪的空隙，在二十日那天，不顾疲劳，连夜急进，先头部队以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走了十五华里路，强占了渭河徒涉点。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以后，还能打这样迅速的战斗动作，简直是世所罕有。二十一日全支队胜利地徒涉渭河，乘胜迅速通过陇海路。二十二日到达陇县的桃丹子地区，遭到敌人先头部队的阻击。当夜下着大雨，漆黑一团。我们在雨夜里沿着崎岖小道行走，绕至大底村。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我们阻击于大底村的村口。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我九团到大底村以南的上下蔡庄后，被敌人截断，与支队的主力失掉联络。这时，天黑得看不见路，前后都有敌人。当地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当他知道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以后，立即挺身而出，自愿给九团带路。在他的引导下，终于找到了几十年不曾有人走的羊肠小道。最后到了一个悬崖边，为了加快速度，全团将绑带拧成一条粗绳，逐个地悬坠而下，终于甩掉了敌人，绕过大底村与主力会台了。
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保卫边区的兄弟部队在他们的背后突然发起了强大的攻击。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们新四旅、警三旅分别在邠州、长武之间，猛烈地向敌人进攻，摧毁了敌人几道封锁线，攻占了太平镇，打开了一个缺口，从太平镇到屯子镇好比搭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迎接我们进入边区。
当我们听到了兄弟部队胜利出击的消息以后，人人信心十足，勇气百倍，以一天行军一百五十华里的速度，星夜向北急进，准备在邠州与长武之间的瓦云寺通过最后一关，突破西兰公路，强渡泾河。二十八日，当我们隐蔽到达瓦云寺附近时，在山头上望见公路上的汽车，来往不断。原来，敌人已经发觉我们想从这里通过，连忙调动二十八师占领了瓦云寺一线，利用要崄控制了所有的道路与要点，防我突破。跟在我们后面的一二五师，已经与我们的后卫部队打响，我军处于两面受击的地位，情况很是紧急。在这紧要关头，支队党委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奋勇当先，突破最后一关，争取迅速与兄弟部队会师屯子镇！”在这个响亮的号召下，九团坚决迎击了尾追来的敌一三五师，八团在王司令员亲自指挥与率领下，于瓦云寺右侧的戴白河、东阁寺勇猛地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敌人慑于我军的神威，被迫退到村庄里去。我们当即占领了大约有二百公尺的公路线，八团一、三营分别控制了两侧要点，全军迅速地从这个缺口中间冲了过去。敌人在装甲车掩护之下，从东西两面夹攻过来，我八团一、三营集中全部轻重机枪，收集了所有的弹药，向敌人猛扫，把手溜弹捆成一束，向敌装甲车猛投。敌人遭受了很大的伤亡，始终没有能合拢这个缺口，我们全军迅速地通过了这最后一道关口。说来也很凑巧，公路两侧都是高梁地，正当青纱帐起的季节，又在黄昏的时候，我们一过公路，就钻进了高粱地，连我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敌人干瞪眼没有一点办法，只好盲目地乱打一顿。九团完成抗击任务之后，在八团的掩护下也顺利通过了公路。当我们部队全部过完，尾追八团之敌一三五师，把在公路上截击我们的敌三十八师当成了他们的“敌人”，于是两家对打起来。在他们这场狗咬狗一嘴毛的互相射击的当儿，我军却已安全地渡过了泾河，进入固原县境了。
敌人的最后一着棋也输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得到的除了数不完的脚印子，几双破草鞋，什么也没有。敌人的一三五师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追了一个多月，把我们一直送到了陕甘宁边境，我们累了，可也把它拖得七死八活，那些抓壮丁而来的新兵大批逃亡，最后还能剩下多少兵，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再看看我们的情况吧：全旅巩固部队工作的模范指导员王亮同志，由于他的工作深入细致，关心热爱战士，在他领导的连队，在那样困难艰险的境遇中，没有掉一人一枪。这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才能产生的惊人奇迹。越困难越团结，越在严重的情况下，意志越坚定。这是人民战士的又一特色。是谁没被打垮？是谁被拖垮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也就是这个一三五师(后来改为旅的番号)，在几个月之后，被我西北野战军全歼于延安以北之羊马河。三五九旅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敌人的那位旅长(也就是从前的师长)被我活捉之后，在山头上见到了王司令员。王司令员饶有风趣地说：“我们打过多少次交道了，想不到今天在这里才见头一面。”关于谁活捉谁的问题，就是这样结束的。
二
八月二十九日，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经过上萧、荔镇，向兄弟部队预定的会师地点——屯子镇走去。路上人们不停地用两眼向四外观望，总想早一点看见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时候，即使是一分一秒都觉得那么长。步子也觉得轻松多了，走路的速度也相应地加快了。可是一路行来，竟没听到一点动静。当望见屯子镇的时候，人们的心立刻跳动起来。走到村边一看，也不见有自己部队的哨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的心里有些焦急了。
刚刚走进屯子镇，前卫部队看见一队整整齐齐的队伍向我们开来，在村口分成两路，列队欢迎我们。他们扛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八式步枪，穿的是灰色军装，腿上扎着绑带，一见到我们，象一阵风似的向我们扑来，拉住我们的手，亲切地咸：
“同志，我们会合了！”
“同志，你们辛苦了！”
“同志，真把人想坏了！”
“同志，对不起，来晚了！”
小小的屯子镇里，顿时充满了无产阶级间的真诚友谊的热烈气氛，许多同志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这儿来的是张伯达同志(警三旅的侦察科长)率领的前卫部队。他们打完仗以后，立即就往这儿赶来。他们的旅首长和其他的部队马上就会到达。
警三旅的同志们争先恐后为我们的战士扛着枪，手拉着手，走进宿营地。烧好水，做好饭，一直叫我们的战士休息下来为止。他们说： “到家了，一切由我们负责，你们好好地休息，由我们来担任警戒。”警三旅的首长来了，他们非常亲切地和我们握手，慰问我们，还把我们的许多同志请到他们的旅部，饱饱地吃了一顿西瓜，还吃了一顿好饭。许多病号、伤员，为了早一点见到警三旅的同志们，今天都勉强咬着牙，跟上队伍。我们毕竟是疲乏了，见到自己的阶级弟兄，再也支撑不住了，连话也顾不得多说几句，躺在地下就睡着了。最后还是由警三旅的同志背的背，抬的抬，扶的扶，将他们送进房子。两支兄弟部队在这儿胜利会师，写下了充满着伟大阶级情谊的诗篇。此刻，我享受到了无比的幸福。这种幸福，在湘鄂川黔同红二军团会合、在雪山草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享受过，两年以前在延安飞机场告别陕甘宁边区时享受过，在大别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合的时候享受过，两个月以前在中原地区不止一次享受过。如今在这儿，再一次享受到这种同志爱，意味着六十三个日日夜夜紧张战斗的日子告一段落。正是这种幸福，使我们有了力量，也正是这样的艰苦斗争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它鼓舞着我们今后去进行更大更艰苦的斗争。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由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有他们保证安全，使我们久久期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我们在屯子镇舒舒坦坦地休息了一夜。
经过太平镇的时候，我们在那儿仔细地看了一下。这里原来驻有国民党顽军的一个连，是敌人封锁边区的重要据点。它的东面是西丰镇，西面是固原县。这个钉子要是不拔掉，我们进入边区将要出现很多困难。三天以前，咱们警三旅在这里经过奋勇作战，打烂了敌人几个乌龟壳，才将敌人消灭，用阶级弟兄的鲜血摧毁了敌人的封锁，打开了进入边区的门户，又伸出热情的手，将我们迎进自己的家来。党中央、毛主席和我们的兄弟部队，对我们这支远征归来的队伍是多么关心呵！
一过太平镇，好象是进入了另一个天地。这儿的天格外的蓝，这儿的空气格外消新，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可爱……当然，最可爱的还是这儿的人民了。边区的人民，没有愁眉苦脸的神情，他们愉快地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和平的劳动，他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几里地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还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两相比较，真是有天地之分。
我们来到了灵杖村。这是我们进入边区以后第一个休整地点。村里的老乡们看见我们都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咱们的九旅回来了！”家家送米，户户腾房。附近村庄的群众也连夜冒雨赶来慰问。一天之内就送来了二十几条大肥猪，一千多只鸡，几百只羊，鸡蛋、白面、馍漠……装满了几个窑洞。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边区人民，就是这样热情地来接待远征归来的自己的子弟兵。
八月三十一日，听说联司首长和陇东地方党政派来的代表，远道来这儿慰问我们。我们急忙和大家一起出去迎接。首先见到的是联司政委张仲良同志，他代表联司及边区军民对我们作了亲切的慰问。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一把拉住我的手，热情地说：“老曾，你们可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可把人想坏了！”这是陇东地委书记李合帮同志。记得七年以前，我们从抗日前线开回陕甘宁执行保卫河防的任务时，他在绥德警备区地委工作，当时就是他首先前来迎接我们的。自那以后，我们在工作上有很多的联系，成了亲密的战友。今天在这里聚会，令人感到特别的高兴。从他那里知道，早在一个多月以前，这里的党、政府和群众就知道我们要回来，而且要路过陇东，人们紧张的准备工作早在那时候就开始了。现在，庆阳城内正忙着筹备盛大的欢迎会，光慰问品就堆满了几个大窑洞。听到这些，不由得使我们内心感到不安，我们为人民作了些什么呢？我们将来怎么样报答这种深厚的情谊呢……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电报。中央庆贺我们胜利地进入边区，命令我们在庆阳地区稍事休整，立即开赴延安，准备迎接新的任务。贺龙司令员也从晋绥军区打来电报祝贺我们，勉励我们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告诉了我们晋绥兄弟部队节节胜利的消息。我们怎么能不振奋呢？！特别是听到我们要回延安，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三
进入边区以后，我们一直浸沉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沿途三里五里就搭的有欢迎棚，处处是热情的欢迎和招待。这一股阶级友爱的洪流在激荡着我们的心。
九月六日，我们来到了庆阳。在临时设立的医院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让一个肿了脚的战士靠在她的胸前，老人家硬要给他喂饭。那个战士不肯，老妈妈按住他说：“我娃回家来了，来，娘喂你！”那个战士哭了。是的，边区的党政军民对待我们就象一位慈爱的妈妈，她最疼爱的儿子，受尽千辛万苦刚从远方归来，妈妈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儿子吃，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儿子穿，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儿子看。这儿子的眼泪，与其说是从眼睛里流出来，倒不如说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更确切。
李书记叫我到他家里去，我也正想去看望这个老战友，于是一同来到了他的家。还没有进门，老李大声喊：“相如，你看是谁来了？”李书记的爱人、陇东妇联主任曹相如同志急忙跑出来了，一把拉着我的手，说：“老曾，你们可回来了，辛苦了！”一走进他们的房子，夫妻两个端茶送水忙个不休。李书记叫管理员同志烧了一大锅水，硬要叫我在他们家里来一个清洁卫生大扫除。那一天，光洗脚洗澡就用了一个钟头。我在内室里洗脸，听见他们夫妻两个在商量：
“家里没有大米怎么办？”
“有办法，你在家里招呼他，我去找。”
“这儿没有，上哪儿找去？”
“有个同志从延安带了一些来，我去借一点来给他吃。他们南方人是最爱吃大米的。”
我在李书记的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卫生处理，浑身上下换了一身新的穿戴，享受了一次至高无尚的爱，这真是使人永生难忘。
临别出门，李书记见我拖着鞋走路，问：“鞋子小了吗？再换一双。”
“不是鞋子小了，是我的脚肿大了。”
“你的马呢？”
“我是坐十一号汽车回来的。”
他不容我拒绝，急忙叫警卫员把地委的马牵来送给我说：“送给你骑吧，你骑上这匹马到延安去见毛主席。”
我的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这样使人激动的事，这些事给过我许多力量。十年前在长征途中翻过岷山的时候，我生病掉队了，军长从我身边经过，一定叫我骑上他的骡子走，我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军长最后还是叫我拉着他那骡子的尾巴翻过了岷山。虽然那是在长征路上，这是在地委书记的家里，但是，这种深厚的同志爱，却是没有两样。
在庆阳休息了几天，我骑着地委书记的马和同志们一起向延安出发。那儿有我们的党中央，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有成千上万的战友、同志和亲人。我想，见到那宝塔山，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延安——母亲，我们又回到你的身边来了。”（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全书转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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