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受江姐托孤，背负养私生子的黑锅，过程令人泪目，晚境如何？|云儿|地下党|战友|王珍如|陈然

194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成都西门外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宿舍里，24岁的女会计王珍如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叫《牛虻》的小说，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眼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面目端庄秀丽，年约20来岁，身着蓝士林布旗袍的女青年，说话和和气气。

“请问您，何理立在吗?”

“她到城里亲戚家去了，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

“我们是老同学，几年没有见面了，还是想等她回来。”

来的这个女子文静、礼貌。王珍如对她颇有好感，便热情地接待了她。

第二天，何理立回来，王珍如才知道她就是她经常提到过的同窗好友江竹筠。

这以后，她们之间就有了交往；每当周末，三姐妹便再聚在一起放松放松。

实际上，江竹筠原名江竹君，而江姐则是她的一个表妹对她的称呼。江姐这个称呼，也为后来人们所熟知。

（从左至右：江竹筠、何理立、王珍如）

江竹筠的丈夫叫彭咏梧。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中结下的，因此也十分深厚。当年，小夫妻两个还十分年轻，但是没有贪图享乐，斗争的精神和觉悟非常高。彭咏梧在重庆中央信托局任中级职员，工资比较可观，但他俩还是把大多数收入用作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彭咏梧连自己身患肺病的医药费也没有留出。

夫妻俩的感情很好，在紧张危险的工作中执手扶将、共渡难关。

他俩结婚后，小家庭生活没有过多久，江姐即接到命令，去到成都开展工作。

（江竹筠、彭咏梧）

她原打算通过老同学何理立的关系在驿运处找份差事，站稳脚跟，但没想到驿运处的头目是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十分狡猾，搞不好会识破自己的身份，为了保险起见，放弃了这一打算。

不过她觉得能结识王珍如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姐姐，心里还是很高兴。

接待江姐的那位王珍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女性。早在1940年，她就参加了金堂县的地下党。虽然王珍如一心想奔赴延安解放区，不过由于斗争的需要，她还是留在了当地。

王珍如虽然也才20岁出头，但办事已经颇为干练。在驿运处，她曾通过种种合法身份与手段，同特务分子郑显忠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利用自己当时享有财务检查监督权，对郑伪造发票、贪污公款的行为进行揭露，终于迫使这家伙灰溜溜地滚蛋了。

江姐是一个细心的人，她对王珍如的情况做过了解，知道情况后，也对王珍如更加信任和钦佩。

而另一方面，王珍如对江姐的言行自然也很关注，她1939年人党，是地下组织的基层领导人之一，至于她来成都是否直接领导自己的工作还不清楚。

根据地下党的纪律，党员大多是单线联系，没有特别的指示，决不可以暴露身份。所以她只能心照不宣。

考大学，这是一个革命任务！

一天，江竹筠提着行李箱，进门就说：“两位姐姐，妹妹告辞了。”脸上流露出些许依依不舍。

“怎么，要上哪?”

“很远很远的地方。”

“干什么去?”

见她不愿意说，二人也没有问，但是却不由一阵伤心。

江姐见状又忙安慰说：“不要难过，半年之后还会在这里见面，你们等着吧。”

其实江竹筠此行并不多远，只是暂时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因为她接到市委指示，要她想尽一切办法考取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

江竹筠的住处是她的一个熟悉的老师的阁楼里，经过半年的苦读，她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川大，选择了农学系病虫害专业。得知录取消息的那天，三姐妹再次见面了，可以想见她们的内心有多高兴。

危机四伏

1946年初，国民党开始搞事了，他们突然撕毁“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连续制造了“校场口事件”、和“沧白堂事件”，大肆搜捕、关押革命人士与爱国知识分子。

此时，江竹筠已经怀孕了。

但是，她没有暂停斗争的意思，还是将全身心投人反对国民党镇压革命群众的斗争中。当时，有许多战友被捕，性命攸关，江竹筠为了营救他们，四处募捐筹款。

王珍如除了把自己的薪水大部分交给竹筠外，也同她一起向社会发起募捐。

一天晚上8点多钟，江竹筠跑来王珍如处取了募捐款后，立即又要返回学校。王珍如十分担心，想劝她别去。但是江姐一心牵挂着被关押的战友，怎肯不去？

说着，她便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

几个月后，江竹筠通知王珍如说：“何理立已调到重庆三联书店去了，那里工作吃紧，急需补充人力，你就辞掉这里的工作，也去三联书店吧，报完到，再去找四哥(彭咏梧)，告诉他我在川大已经上了黑名单。不过，我会妥善处置，不要为我担心。”

这时，江竹筠已临近分娩，王珍如劝她一同回重庆，临产时也好有照应。

江竹筠考虑到工作，也考虑到大家都不容易，没有答应。她托同学租了一间民房，在那里生下了儿子彭云。

那天，是1946年4月18日。

王珍如的艰苦岁月

重庆三联书店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之一，专营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国民党经常有特务在这里监视。

这里不仅工作紧张，生活也极艰苦，每天只供三餐糙米饭，没有任何补贴。这和王珍如在驿运处的生活水平相差甚远：那里每月薪水十几块大洋，可以养活三四口人，而如今，自己一个人都吃不饱……

可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这点苦算什么？

这年6月，重庆重庆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中。三联书店也受到打击，经理仲伙元(地下党员)被逮捕，许多职工失业，各奔东西。

王珍如当时正患疟疾，贫病交加，不得不暂时回老家金堂县去休养。虽然地主武装横行乡里，却从没有找王珍如什么麻烦，她的身体恢复很快。

她总是挂念着城里的姐妹。听说竹筠已回到了重庆，但不知现在情况如何，想着她夫妻俩工作繁忙，又拖家带口，老彭又有肺病，一定很不容易，这时候如果自己能去帮她们一把……

王珍如来到重庆，首先去了三联书店，老远就看见一个好大的“封”字，她不敢再往前走，因为附近站了好几个戴墨镜的便衣狗子。

她回过身来朝大街口走去，见许多市民在捡传单，她也拾起一张，看那刻写的字迹，她认得是江竹筠的笔体。

“一定是她，我要设法找到她。”

正要走，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旋即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那上写着：速去成都天府煤矿公司职工子弟学校报到——筠。

她睁大眼睛找那人时，早已不见踪影。

天府煤矿公司职工子校又名“天府小学”。王珍如报到时，正逢暑假，虽然暂时无事做，可薪水照发。她还是打算去重庆看望江姐，于是买了几袋奶粉，几件童装，还有两盒盘尼西林片。

正要动身，却收到江姐一封急信，要她火速赶去重庆一趟。一想到要见分别几年的好友，王珍如十分喜悦，但写封信也让她心里产生了隐忧……

决心奔赴前，江姐“托孤”王珍如

王珍如照着信里所说的地址，来到“中央信托局”的一间单间宿舍里。

一进屋，情况就有点异常，老彭和竹筠正在整理行装，一岁多点的云儿坐在一张铺在地上的软牛皮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走进屋来的陌生人。

江竹筠有点艰难地对王珍如说：“珍姐，我同咏梧马上就要去川东开辟武装革命根据地。”

说到这里，王珍如十分高兴，表示自己也想上前线去杀敌。

江姐笑着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她此刻的心情。

“不过，这是组织上早就作了决定的。我们已经接到正式通知。只是，我们一走，云儿无人照顾，我同老彭想了好久，只有托付给你最放心……”

看着竹筠两口子那期望的目光，王珍如心里很感动，也很不是滋味。她答应了。

临别那天，三人抱着云儿到商店买了一件旧军毯改做的大衣和军帽，大衣很长，几乎拖到地上，江姐说，好让他多穿几年。

接着他们又在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江姐夫妇这才把云儿“母子”送到汽车站。

老彭睁着一双因熬夜太多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即将分离的幼子。

江姐含着眼泪嘱咐王珍如说：“珍姐，万一我们此去不再回来，云儿就是你的亲生儿子。”

王珍如忍不住落泪，“等你们胜利回来，我一定交给你们一个聪明灵俐、健康活泼的儿子。”

背着养“私生子”的黑锅度日

王珍如二十多岁，未婚，这时候忽然抱一个小孩回到天府小学，难免惹人说三道四，议论纷纷。

“这孩子是你的什么人?”

“儿子呗。”

“儿子?听说你还没有结婚，哪来的儿子?”

王珍如只是笑而不答。她早就想好了，这事怎么说都不好，一经盘查，很容易露馅，干脆就为这是自己的儿子，顶多只是个“私生子”了事。

“双十”节那天，她怕江姐夫妇挂念，抱着彭云去北培照相馆照了张像。回来的路上，听到身后有人叽叽咕咕：“大姑娘养私生子还有脸抱出来。”“让这样的坏女人教书当老师，真是坑人子弟。”

王珍如没有想到，自己听了还是这么难受，她只觉两眼发花，头脑嗡嗡作响……也许是多年的艰辛和不易，让她一时感到辛酸，毕竟，她还没有婚恋……

清早她去市面上买回猪肝鸡蛋，把孩子喂饱了，上课时就把他抱到附近一位好心的奶奶家去“寄存”，云儿也非常听话，从不吵闹，“母子”俩配合得很默契。

八卦传得如此之快，“私生子”的消息传到了总校，一个职员告诉她：学校有规定，职员不准带家属住校，不听劝告一律开除。

王珍如虽然害怕，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过下去。

一天，云儿拿着一个苹果，被隔壁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抢去了。他不哭也不闹等那孩子不注意时，走上去用劲一推，把他推倒在地，捡起那只苹果就走。那孩子的母亲不分青红皂白，点着云儿的脑门骂道：“有娘没爹的野种，还敢欺负人！”

刚从食堂买饭回来的王珍如见状，不敢声言，忙一边赔不是，一边抱起云儿进屋，“母子”同时流着委屈的眼泪……

寒假前夕，江姐偷偷来到学校。云儿长高了，那件拖地的大衣齐小腿了，戴上军帽，样子很威武，王珍如把他推向江姐：“看看像不像他爸爸的神气。”

边说边把他娘让进屋里，关上门后对云儿说:“快叫妈妈。”

云儿看着两个妈妈，不知所措，于是三个人抱作一团，各自倾诉衷肠。

江姐表示，王珍如照顾孩子，受了太多委屈，她说明情况，打算把孩子寄养到别处。

两人谈话时，敏锐的江姐忽觉有人在窗外往里瞧，忙使眼色让王珍如先出去，王珍如一眼就认出那人是上次被云儿推倒的那孩子的妈妈，这女人虽不是特务，可是也说不定她有报复心，便把情况同江姐说了，江姐决定马上离开，过几天再来接孩子。

果然，第二天王珍如就听到有人议论：“那孩子同昨天来的那个女人长得一模一样，说不准是她的孩子。”

“听说那女的是川大的学生，胆子大得很。”

“看样子像个共产党……”

不管说者是否有心，王珍如都感到恐惧，她只好格外小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把孩子抱出去，成天提心吊胆。

终于，在一个大雾蒙蒙的早晨，江姐接走了孩子。

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下，王珍如却有些难受，忍不住伤心落泪……

王珍如没有想到，当她回到学校时，便接到一纸除名通知：“职员王珍如违犯校规，败坏校.....予以除名。”

王珍如有些恍惚，她稳定好情绪后，把“通知”撕得粉碎，迅速收好行李，坐上了去重庆的汽车……

再到重庆

此时的重庆，军警横行，特务密如蛛网。但王珍如一路受到盘查，她都巧妙地对付过去了。她到原先约定过的地方去找组织，却总是接不上头，看着暗沉的天色，她只感到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地，不禁迷茫和恐惧。

她先是找到一家饭店当帮工，继而又到杂货铺扫仓库,靠打工糊口,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饱尝失业漂流的痛苦。

当时，远在川东前线的江姐，为王珍如的处境感到担忧。她通过各种关系，终于为王珍如找到了一份兼职家庭教师的差事，主人姓徐，是西南航空公司的副经理。

江姐常从前线潜回重庆，筹办军需物资，向地下市委汇报川东情况。工作紧张且充满危险，但她每次办完事情之后，都没有忘记步行十几里路到市郊来看望王珍如。

不久后，江姐再次见到王珍如，给她传达了任务。她从布口袋里面拿出一扎信件，上面写着“重庆警备司令阁下亲展”“重庆宪兵总队司令xx x启”，以及各军政机关头目。

王珍如不解。江姐说，这是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寄给他们的传单和挺进报，它比炮弹的威力还大，弄得敌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接着便同她讲了具体投寄办法……

茫茫大雾给山城百姓带来诸多不便，但却给地下工作者创造了有利条件，江姐与王珍如各拿着一袋信件，在大雾掩护下，一路小心地朝江边的一个邮局走去。

透过渐渐散去的朝雾，可以看见二楼的晒台上，一位老妈妈正在晾衣服，中间一块白色五幅布很显眼，江姐这才放心地走了进去，把邮件递进窗口。出站时两人相视一笑，各奔东西。

这以后，王珍如也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了，她感到生活从来没有这么的充实过。江竹筠最后一次来到王珍如处已是1948年的初春，王珍如见她眼睛红肿，脸色难看，忙问她是不是病了，江姐很沉痛地告诉她：“四哥牺牲了，他是在掩护最后一批战士撤退时不幸中弹的。”

听到这里，王珍如落泪，江姐却没有哭，她说：“咏梧是好样的，我为有这样一个战友和丈夫感到骄傲。”

王珍如还想继续安慰她几句，她却说，“现在没有时间悲伤，快去寄挺进报吧。”

1948年6月，王珍如获悉江姐在去万县开辟武装革命根据地途中，由于叛徒出卖落入特务头子徐鹏飞手中。

11月14日，江姐高呼“新中国万岁”的口号，从容赴难。

王珍如设法脱离虎口

当江姐被捕入狱之后，王珍如曾悲痛万分，但这时她最担心的莫过于孩子彭云了，他仍是四处为家，过着飘流不定的生活。

起初，他由一位地下党员的夫人陈曦抚养，随后陈然(成岗)的妈妈与何理立的妈妈先后把他带去各自的乡下，最后才由一位叫幺姐的养母收留。

当时，么姐带着彭云生活困难，生活费靠地下党的同志偷偷接济。1948 年下半年，王珍如被组织安插到重庆大厦电影部当会计，住在重庆女青年会宿舍，当她知道么姐母子的情况后，便想法把他们从乡下接到自己身边，安排到女青年会办的托儿所，“母子”同住在宿舍的一个单间，这样，王珍如便有幸再度与彭云生活在一起，用自己的薪水来供养彭云“母子”，直到重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