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国家相信党。不管出了什么事，走了多少弯路，国家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带领我们前进。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四分之三个世纪，见证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即日起，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系列口述历史访谈，与上海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多位老同志畅聊他们亲历的不凡历史。透过他们的回忆，我们愈发相信，“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9月下旬，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
闻玉梅院士笑盈盈地招呼记者进办公室。年逾九旬的她身穿一袭黑色套装，优雅不减当年。听闻记者来意，她轻松干脆地说：那就从解放讲起，你觉得好吗？
75年的光阴，便从她的讲述中缓缓流淌出来。大家都知道，她是全球治疗型乙肝疫苗的首创者，一生与乙肝病毒战斗。但这次她很少提及乙肝，更多的是早年求学岁月、在贵州行医的经历、第一次出国见闻，以及九旬老人的那份“闲心”。
“我没作多少贡献，你们要多写国家的发展进步，少写我个人。”她说。
类似的话，她的堂叔、革命家闻一多也曾说过：“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她的父亲闻亦传，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回国任教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母亲桂质良是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研究专家，丈夫早逝后，独力培养女儿成才。
长辈们在乱世中飘零，闻玉梅亦面临过不少艰难时刻。但她始终认为，“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管出了什么事，走了多少弯路，国家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会带领我们前进”。这个信念过去存在，如今依旧不改。
人物小传：闻玉梅，湖北浠水人，1934年1月出生于北京。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治疗性乙肝疫苗开拓者。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历任上医大微生物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教授。
“国立”二字，意义非凡
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您在上海读中学。当时学校里氛围是怎样的？
闻玉梅：当时我15岁，正在读高一、高二。我所在的圣玛利亚女校也就是后来的市三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我们的老师中也有地下党。解放前夕，一名数学老师和一名自然科学老师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要隐蔽起来，为上海解放做最后的准备。
上海战役打响后，我住在一个亲戚家。有天亲戚出门，回来说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不进老百姓家里。这一幕让我们非常震撼。
解放以后，学校教政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学生们还自发排练戏剧。我们演的是一出旧社会资本家压迫工人、后来被打倒的戏。谁也不愿意演资本家，大家就叫我演。我在衣服里塞了个枕头，扮作大腹便便的样子，很好玩也很可笑。当时的青年都是这样，想要通过文艺表演来表达爱国之情、对共产党的拥护。
记者：高中毕业后，为什么选择报考上海医学院？
闻玉梅：我很向往为人民服务，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学医，而且要考国立上海医学院。那个时候很多医学院是外国人开的，上海医学院却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医学院，冠以“国立”二字，意义很不一样。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我觉得做新闻记者也挺好；第三志愿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我英文好，就算前两个志愿考不取，最后一个也有把握。
1951年发榜的时候，早上6点我就跑到转角的报摊，拿到报纸一看，我以第9名的名次考进了上医。我的学号51079，最后这个“9”就是这么来的。能够踏入这么好的一个学校，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真是我的福气。
记者：林飞卿教授就是对您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老师。
闻玉梅：是的。1956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正逢国家放开招考副博士研究生，我想通过微生物学研究为更多病人排忧解难，就报考了林飞卿教授的研究生。
当时林教授希望招一名会俄语的学生，我只能被调剂去神经精神科或放射科。没想到，林教授觉得我考试成绩很好，换方向有点可惜，就打了个电话给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贺教授，问他：“你的研究生发榜了吗？我送份卷子给你看一下。”余教授看过试卷后说：“好，这个学生我收了。”就这样，我被录取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免疫学研究生。
谁知道过了一年，教育部取消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说这是学苏联的，不好，让我们都回去。于是临床医生都回临床去了，我想继续做研究，余教授就想把我介绍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去当助教。对我来说，不管北京还是上海，只要能做研究就好。但教育部没有批准，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就回到了上医。
1957年回上医后，因为我读了一年的研究生，不算56届，而是57届。按当时的规定，57届的大学生统统下乡。所以我的同班同学们在学校里当助教，我却去了浦东。
那时浦东还是一片荒芜滩涂。我们住在贫下中农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的任务就是挑泥、开河。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
“国家是需要知识分子的”
记者：到了60年代，情况是不是好转了一些？
闻玉梅：60年代初，周总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广为流传，我们因此被叫回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风向变成了“好好学业务”，大家都要拜师，我就在这时正式拜林飞卿教授为师。
林老师不但手把手教我做实验，还教会我如何教书育人。记得我第一次试讲课，讲的是小儿麻痹症病毒，当时还不会上课，两堂课的内容半小时就讲完了。林老师对我说，讲课是要有很深厚的积累的，要广泛地阅读脊髓灰质炎病毒、小儿麻痹症病毒相关的书籍材料，把这些材料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时光荏苒，到了1963年，林老师说，我能教的都教给你了，你应当换导师，继续前行。经过她的引荐，我踏入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成为谢少文教授的学生。有人感慨，余贺、林飞卿、谢少文三位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泰斗都带过的学生，全国只有闻玉梅一个。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我得到了诸多指引和成长。
但是，很快“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谢老师被划为右派，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帽子。那时候我经常在党内替他辩护，于是我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俘虏”，跟着老师一起挨批判。
批判了一阵子，领导放我回到上医。当时上医党委副书记问我为什么受批判，我解释说，因为我为老教授说话。他说，那不算什么，在支部自己检讨一下就行了，也没把我怎么样。
记者：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
闻玉梅：上医领导确实很爱护知识分子。但我毕竟“犯了错误”，是“俘虏”，所以回来后不久，就再一次下乡了。
我先是在青浦的大队参与“四清”，后来又被调到工作团党委当秘书。我们秘书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写稿子。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青浦和金山采访农民、收集素材，跑遍了当地所有公社。有个老干部怕我不认路，就带我去采访，一路上给我讲沙家浜等革命故事。人与人的交流让下乡生活变得不那么乏味。
记者：什么时候重新拾起基础医学的呢？
闻玉梅：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回到了学校。一时间，校园里到处可见批斗的场景，林飞卿教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去打扫厕所，我也一直以助教身份度过了这十年。
算起来，我一共当了17年助教，迟迟没升讲师。人家问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想国家总归是需要知识分子的，不可能一直这样。所以我做助教的时候，也以副教授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懈怠。
当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十分低下。为了响应中央号召，1967年，上医组织了“指点江山医疗队”，到贵州山区展开医疗卫生工作。为了支援这支小分队，1969年学校又派出了一支“教育改革队”，我也随队来到贵州。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说的就是当时的贵州。那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我们挑着铺盖翻山越岭，刚开始还披件雨衣，后来雨衣也穿不了，只好穿着湿衣服赶路。
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后，食物非常匮乏，我们吃了三个月的盐水泡饭。老百姓起初不搭理我们，后来觉得这些医生不错，可以治病救人，还送他们肥皂等生活物资。后来有一次，他们送了我们一个南瓜，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还有一次，我和妇产科的学生去给人接生。在当地人的观念里，生孩子是脏的，要去猪圈生产，接生也不消毒，很容易造成母婴感染。我们把产妇带到了一间相对干净的屋子，没有脐带剪，就用碘酒擦拭后的旅行小剪刀；没有扎脐带的线，便把破被子里的棉线放到锅里煮过消毒，再用来扎脐带，最终产妇顺利生产。
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让我深刻认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回到上海后，为了改善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我接收了不少来自贵州等地区的进修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回去当了赤脚医生。
为国育人，一代会比一代强
记者：改革开放后，国内外交流日渐活跃。1980年，您受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全球病毒学术大会，还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学者提问。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闻玉梅：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我已经开始研究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机会难得，但出国手续烦琐，尤其外汇很难搞。上医党委副书记冯光表示，除了给人磕头，我们会用尽一切办法申请到外汇。后来惊动了市领导，在市领导的关心下，市政府为我特批了一笔费用。冯光说：“这是人才投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到了纽约会场，满座都是金发碧眼的权威专家。我没什么发言资格，但我想，国家投资我，我连声音都没有，怎么可以？所以当时虽然没想好问题，我还是举起手来抢话筒。
拿到话筒后，我开口说：“我是闻玉梅，来自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听“轰”的一声，全场哗然，因为当时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很少见，更别提主动发言的了。后来中场休息，许多华人科学家都跑来找我，介绍我去实验室参观，就这样打开了交流局面。
如今，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我们不再妄自菲薄，却也不能过于骄傲，要坚持实事求是，以开放的胸怀努力融入世界、引领世界。
记者：您对现在的年轻学生有哪些期待？
闻玉梅：我们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现在的孩子都太乖了，一堂课下来，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回答往往都是“没有”。我在做学生时，谢少文老师经常鼓励我提问。他说，不能光带着耳朵听，一定要提问，不提问就说明你听的时候没动脑筋。所以我养成了抢提问题的习惯。
年轻人要敢于提问，哪怕提的是笨问题也没关系。我这个岁数提问要掂量掂量，你们怕什么呢？另外，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提问，下课后可以多讨论，带动大家一起思考。我常跟学生说，我不一定好，你比我更好，一代会比一代强。
记者：前些年，您花了很多精力在“人文与医学”慕课上，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
闻玉梅：这些年来，我们建立了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人。年轻一代的学者飞速生长，已经超越了老一代学者。我内心充满欣慰和自豪，可是也不能白坐在家里。
2014年前后，伤医事件频发，舆论对医生群体也不太友好，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工作，引导人们建立医学哲学思维和医学道德观念。所以我“80岁老人学吹打”，拉上彭裕文、俞吾金两位老师，为复旦学生开设了一门《人文医学导论》研讨课。
课程很受欢迎，吸引了各个专业的学生，旁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让更多人受益，我们推动研讨课成为网络共享课。目前在500多所高校推广，超20万学生注册学习。
2003年4月22日，闻玉梅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员、病毒学专家Wolgang Presie（左起Wolgang Presie、袁正宏、闻玉梅）
最重要的信念
记者：您最近在忙什么？
闻玉梅：我最近正在策划一本关于老年健康的科普书。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我经常思考，怎样减少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负担？健康老龄化、快乐老龄化或许是一种思路。
循着这个思路，这本书的书名就叫《智慧老人的健康密码》。我们请了各领域的顶尖医疗专家，通过最专业的人讲透老龄化的本质。我告诉这些专家，每章只能写4000字，力求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科普学科最前沿发现，让老人和家属能够根据指导行动起来。我们争取今年年底完稿，明年出版。
人的一生很短暂。我马上就91岁了，脑子不见得会再这么清楚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做不了的时候尽量不要拖累社会，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
记者：您曾说“我是一名步行者”，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走来的路，作为“步行者”的感受如何？
闻玉梅：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是一条漫长、艰辛但又充满希望的道路。新中国走过的苦难和艰难我都经历过，可我始终深信不疑：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国会强大的。我们要有信念，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相信国家、相信党，不管出了什么事，走了多少弯路，国家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会带领我们前进。这个信念不可以没有。
眼下大家有很多困惑，特别是我们的青年，正面临种种人生难题。我想，国家在找办法，我们自己要找办法，努力走出困境。无论如何，我经历了那么多起起伏伏，有时候很快乐，有时候觉得很艰难。但是再艰难，总归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总归要为中国人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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