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结束十六载的海外栖居生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此时的李宗仁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统战价值，谁都没有想到李宗仁会开门见山问毛泽东“自己能否当一个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毛主席不动声色，直接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沦为了一个边缘人物，晚年也只能和花草为伴。

前期的小心试探

1949年初，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一把手”的变动也不能阻止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李宗仁深知这一点，却还是为了权力欲望而以身犯险，等待他的也只能是失败二字。

仅仅十个月的时间，李宗仁眼见无力回天，就以就医为名，带着“代总统”的头衔流亡美国。

1950年3月，蒋介石几次三番威逼利诱李宗仁去台湾。

然而，老谋深算的李宗仁清楚这不过是一场“鸿门宴”，一口拒绝，并公开批评蒋介石的“总统”之位来路不正。

政治上无法妥协的两人终于公开决裂，李宗仁甚至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了解政治运作的不难看出，旅居美国的李宗仁此时在政治上，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国民党，他被视为叛徒；于大陆一方，他是未被逮捕的战犯。两边都不会容他，谁也不知道李宗仁的未来命运到底走向何处。

当然，李宗仁也在暗处时刻关注中国时局的变化，任何一个转机都逃不过李宗仁的眼睛，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改变自身处境，台湾主权归属就是流落海外的国民党高层紧紧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

万隆会议的召开给了李宗仁一个机会，周总理在会议上声明，愿意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看到周总理的发言，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了自己的秘书程思远，委托程思远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流意见。

李宗仁认为，和平解决台湾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领土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如愿的方案；另一条是美国撤走军队，实行台湾海峡非军事化。

迫不及待的李宗仁在当年秋天，就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引发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这标志着李宗仁的政治态度发生了180°的转向，身上的政治色彩主调由一个反共人士，蜕变为爱国将领。

立场的转变也使得李宗仁的统战价值一路飙升，成了大陆方面可争取的对象。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1月，周总理鼓励海外知识分子和爱国将领为和平解放台湾作贡献。

同时，周恩来还请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亲自修书一封，转送给定居香港的程思远。

此举不言而明，就是为李宗仁回国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

程思远也甘当扮演中间桥梁的角色，4月28日，就启程出发，经广州来到北京。5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的酒会上，对程思远表示欢迎，参加宴会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黄绍竑等大批前国民党军政要员。

吃罢晚宴，程思远当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回到香港，程思远立即写信，向李宗仁报告北京之行及其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