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为促进全国大解放，中央军委派彭德怀总司令指挥60万解放军战士，沿东、中、西三路急速向湖南挺进，准备一举围歼白崇禧主力。
可就在彭德怀司令指挥大军急行到半路时，突然接到朱德老总的电报，情报人员将这封电报交到彭德怀司令，朱老总在电报中只写了寥寥的几句话，却让彭德怀向东、中、西三路的指战员发出电令：如果情况允许，即刻绕道前往醴陵黄茅岭村的一户农家！
四野第40军军长罗舜初首先接到电令，先是震惊不已，后来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命令，随后是二野第13军军长周希汉以及其他各路的军长也接到了同样的电令，而且接到电令后的他们跟罗舜初的反应如出一辙。
同年八月底，罗舜初带领40军各部绕道30公里后，飞速向醴陵黄茅岭村前进，在村口与其他各路的军队汇集。
众所周知，行军途中改道历来是兵家大忌。明英宗朱祁镇曾因听信太监王振的佞言，在“土木之变”中全军大溃，朱祁镇也被瓦剌大军生擒。现在60万大军突然改道，这不仅会贻误战机，还会导致战士们行军疲劳，延缓行军速度。
可东、中、西三路的指战员接到命令时，竟无一人反对，即使电令上写着“如果情况允许”。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封电报让60万大军在行军途中突然改道醴陵黄茅岭村呢?
醴陵黄茅岭村，其实是一名红军战士的老家，这位红军战士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左权将军。左权生于1905年，一岁半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虽然家境贫苦，但母亲依旧坚持送他去读书。
18岁时，左权告别家中的老母亲，只身前往革命圣地广州，并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1925年，在同窗好友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赴苏联留学。
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先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辗转来到闽西苏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红军的副参谋长，并逐步开始展现他出色的指挥作战能力。
长征时期，他参加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结束后，他又指挥部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山城堡战役等战斗，屡次痛击敌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左权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多次粉碎日军对太行一带发起的大“扫荡”，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突围与转移。在一次指挥战斗的过程中，他的头部不幸被日军的炮火击中，年仅37岁的他牺牲在山西辽县。
左权牺牲后，在延安的朱德得到消息，悲痛不已，最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如何跟左权的家人交代。经过再三考虑，朱德还是决定亲自前往延安党校向正在学习的刘志兰告知这个噩耗。
可是在延安党校的刘志兰一见到朱德就痛哭不止，原来她早已经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左权牺牲后，战士们为了保护他的遗体，只能匆匆地将他藏在山坡下的灌木丛里。可是日军得到这个消息，就在山坡下大肆搜寻左权的遗体，为了打击我军的士气，曾在报纸上刊登了左权牺牲的消息。
之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并将他的牺牲之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经过朱德与刘志兰商议后，决定暂时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左权的母亲。朱德为了不让左权母亲察觉出什么，都会定期给左权的老家寄信或者寄钱。可是，朱德老总又怎么忍心让一位苦等儿子20多年的老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从1949年7月，解放军指战员接到上级的电令后，连夜行军，一路上战士们踏过草地，翻过大山，嘴里唱着左权牺牲后曾响彻太行山的歌—《左权将军》，终于在8月21日抵达醴陵黄茅岭村。
60万大军列队在村口，几名解放军战士进村后，逢人便问：“左权的家在哪？”可是没有一人知道，更有村民称：“我们村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因为左权同志参加革命前的名字一直叫“左志林”，参加革命后才改的名字。
正当解放军战士一筹莫展时，一个小女孩冲出围观的人群，说：“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那家在哪！”在小女孩的带领下，终于找到左权同志的家。小女孩进门就喊“四姥姥！四姥姥！”
不一会儿，只见她搀扶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出来，老太太急切地朝着解放军战士的队伍里张望，说道：“满崽，我的满崽呢？我的儿回来了，咋不见他出来嘞！”站在门口的将士听到老母亲的这一呼喊声，一阵悲戚涌上心头，嚎啕大哭。
指战员流着眼泪朝着战士们喊道：“立正！”战士们闻声立刻列队整齐，随着一声“敬礼”落音，战士们整齐划一地朝左权母亲敬起了军礼。左权母亲愣了愣，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嘴里却嗫嚅道：“我的儿啊，他前些日子还给我寄钱呢……”
前排战士闻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噗通”一下齐声跪地：“娘啊，我们就是您的儿子，我们回来看你了……”这位伟大的母亲，苦等二十多年，终于还是等来了自己满崽已经为国捐躯7年的消息。
全国解放后，左权母亲找人代笔，给在辽县的去世的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向伟大的革命英雄致敬！向伟大的母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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