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8—26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试论杨生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时培磊，刘海燕
摘 要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学术巨擘的谋划推动，杨生茂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初创阶段，他积极探索教学体系建设新路径，参与编写世界通史教材，努力构建新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他努力搭建学术交流的刊物平台，创建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坚持不懈培养研究型人才，不断完善世界史学科的体系建设；他重视资料建设基础性作用和学术交流推动性作用的远见卓识，对于指导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梳理杨生茂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多方面贡献，对加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杨生茂；世界史；学科建设
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探知意识起源很早，但世界史的研究意识萌发较晚，特别是世界史的学科意识更是近代以后的产物，真正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是其创立奠基阶段，改革开放之后30年是全面发展阶段，2011年确立为一级学科之后十几年是学科体系成熟、学术成果繁荣阶段。回顾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代代学人筚路蓝缕的身影，以往的学科史研究成果中对这些人已有不少研究，但仍有一些学者的贡献尚有待深入挖掘，如对世界近代史学科奠基人杨生茂（1917—2010）的研究，以往学界多关注其对南开大学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贡献，却较少从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发展的视角揭示其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就杨生茂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进行探讨。
杨生茂（1917—2010），河北涿鹿人，历史学家。（图源自：杨令侠、朱佳寅：《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
深入推进世界史教学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受到苏联世界史教育体系的影响，各大学历史系纷纷设置世界通史课程，“世界通史”这个概念也开始在中国使用。在这一草创时期，有一大批世界史学者克服各种困难，潜心耕耘在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领域。杨生茂更是身体力行，主动承担起世界史学科的教学工作，率先在南开大学建立新史学教学体制，主动参与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些都加快了世界史学科的形成进程。
（一）建立南开大学新史学教学体制
1949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学科概念，这一时期“各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课程主要是西洋史（即欧美史），包括西洋通史、西洋断代史和一些欧美国家的国别史”，中国历史学还未真正将世界史纳入它的学科体系范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杨生茂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与其他教师一起，承担起了世界史学科初创阶段的各项建设任务。
1949年6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全体师生大会上，“经冯文潜代系主任提议和全体师生一致公推，由杨生茂暂行代理历史系主任职务”。根据高教部的指示，杨生茂也开始着手于“新的史学”体系建设。他带领全系师生多次举行座谈会，对于当时课程的设置、学习的观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探讨，“经参考高教会对于历史课程的指示，采纳师生的建议、遵照前所拟定的课程及学制改革方案的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遂制定历史系课程草案”。此外，他根据教学原则和课程设置的相关要求，提出“一二年级俱为基本的必修课程，目的在奠定基础；三四年级给予更多的选修机会，目的在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提高的研究”。
到1950年秋，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已经甚为完备，黎国斌的“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吴廷璆的“中国近代史”、杨生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世界近代史”等已涉及原始社会史、古代史、近代史等各方面。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与科研工作，历史系还成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三个教研组，由各组教师共同制订教学计划。这些课程的开设和教研组的建立为后来新中国的首次历史学科划分奠定了基础，也使南开大学成为“最先落实教育部教学计划的学校之一，其世界史学科从师资力量到教学安排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在全国高校教学改革中起了先锋性作用，成为其他高校学习的楷模。
（二）参与世界通史教科书的编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史学科建设开始逐渐步入正轨。在世界史教学过程中，教材是教师课堂教学的基础和依托，也是学生获得知识、进行系统学习的主要材料。杨生茂参与了中学和大学两个层面的世界通史教材编纂工作，为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学历史教育是国民了解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阶段，世界历史知识的传授首先需要教材这个重要载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杨生茂就参与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史新教材，分别是《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上册、下册）和《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续编）·苏联现代史》。这几部教材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采取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进行编写。以《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上册）为例，其编写根据相应的课本章节而分章，根据各章的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拟出教学大纲，并且列举了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和注释。这本书编写目的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用这里面所包含的重要材料，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分析和总结历史事件，一方面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历史现象，同时达到政治思想教育上的目的”。这几部教材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当时中学世界史教学提供了支撑，而且也为后来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样板。
杨生茂、寿纪瑜编：《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
随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批的高水平研究人员，而科研人才的培养需要从高校本科生抓起。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世界史教学大多采用的是苏联教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教材已经难以满足新的要求。
1956年，为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高教部组织召开通史教材编纂会议，决定动员全国高校的力量来编写世界通史教科书。根据高教部的要求，先要完成教学大纲，以便为后续全国高校编写教材提供参考。因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率先承担起了大纲编写的任务。是年，杨生茂作为南开大学的代表，向教育部提交了《世界近代史教学提纲》。此外，杨生茂也被任命为世界近代史部分的主编之一，统筹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编写世界近代史教材过程中，资料的匮乏是其中最大的困难。虽然上卷主编杨生茂有美洲史的专业背景，下卷主编张芝联有欧洲史的学术功底，但杨生茂“总的感觉是没底，因为资料不全，没有资料，美国、英国的书上谈的也不多”。于是他们根据欧美著作中的史实，先集中起来对其进行讨论并制定教材大纲，之后再由几所高校分头编写，编写完再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而且据杨生茂回忆，“凡是别人不愿意承担的，就得由两个主编来搞，当时我们注意在观点上不出问题，战战兢兢的”。因此，杨生茂不仅承担着教材的编写任务，而且还集组织、修订和审阅等多种工作于一身。
这套书在1962年得以出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等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虽然这套教材在杨生茂看来过于琐碎，“没有统一的历史演化进程，缺乏规律性的东西和大的背景”，但是这套教材的出版在当时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从观点上看，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第二，从体例上看，这两卷近代史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了这部通史，这在全世界的世界历史著述中是首创，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亦不言而喻。第三，从技术上讲，这两卷近代史加入“附录”的做法，为新中国学术规范的树立起到了榜样作用。附录从教学实践出发，对学生和教师都非常有帮助。
这套书发行后一再重印，不仅是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基础教材，也是一般读者入门的必读书籍，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
大力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
学科发展离不开自身体系建设的完善，世界史学科发展同样如此。杨生茂深知建设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构建学术交流与研究平台，主持编纂多部世界通史类著作，培养专业的研究型人才，为加强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不遗余力。
（一）构建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杨生茂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新史学教学体制，但是在他看来，世界史学科人才的培养工作应从中学教育抓起，那“就需要一批有经验、有觉悟、有水平的中学教师，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起辅导和交流作用的空间”。
1950年下半年，杨生茂和其他几位业界同仁共同筹划创办《历史教学》刊物，其目的是“试着用新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办一个教学参考读物”。1951年，该刊物正式发行。杂志的创办人是李光壁、杨生茂、傅尚文、张政烺、丁则良、孙作云、关德栋，李光壁、吴廷璆先后担任主编。
在杂志创办初期，虽然存在经费紧张、稿源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刊物的不断发展，其发行量日益增多，经费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改善。因为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出现。刊物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中学教师的欢迎”。为了解决稿源不足的问题，编辑们亲自操刀为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杨生茂的《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如何武装日本》《1937至1941年抗战期间美日如何合伙侵华》《读〈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译本）》等文章均发表在《历史教学》上。虽然这几篇文章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这对于渴望学习新历史知识的人们来说，犹如一股新鲜空气吹了进来。
《历史教学》刊物创办后，非常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刊登了一系列有关世界史方面的文章。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朝鲜战争期间，该刊物不仅刊登了大量关于朝鲜的文章，而且还在总目录中将关于朝鲜的文章单独列出。为了支援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该刊物特设世界史特辑，专门介绍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这也为当时的读者了解世界时事和世界史教学提供了参考。
史学工作者深知学术水平是刊物得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所以一直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文章，这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随着期刊的发展，《历史教学》不仅提高了中学教师的历史知识水平，而且也发展成为我国世界史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为了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高教部决定在国内一些高校设立专门的研究平台，由此，南开大学建立了“日本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杨生茂是三个研究室的联络人，负责与教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本着实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的目标，开始进行硬件和软件的建设。杨生茂作为美国史学科的带头人，负责美国史的教研工作，并确定将黑人运动史、外交史和工人运动史作为美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因为在他看来，“显然这三个问题是当时美国社会显现的热点，也是我们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的课题”。
“文革”前期，虽然美国史研究室的活动一度中断，但是随着时局的缓和，杨生茂马上带领研究室的教师们着手搜集整理资料。他们铅印了两册《黑人运动大事记》《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油印了《美国黑人运动组织汇编》《美国外交史大纲选目》，翻译了《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陆续发表了关于美国黑人运动和美国外交的文章。也正是在杨生茂和其他世界史教师们的艰辛努力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至于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生茂先生也是南开大学乃至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创始人之一。”
“文革”结束后，为了促使科学文化事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制定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号召各研究所做好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划工作。在这一背景下，1978年夏，全国史学规划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倡议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头编写一套《美国通史》。197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代表组成筹备小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决定由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编写一套《美国通史》。
作为南开大学的代表，杨生茂为此事积极出谋划策。他主动联络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等人共同商讨研究会的筹备事宜，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也于该年11月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外国史研究学术团体。自该研究会成立以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活动，多次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翻译和出版了大批美国史资料和书籍，“通过大量译介和借鉴美国学者的著作初步完成了美国史知识体系和框架的搭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还多次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这不仅开阔了学者的视野，使国内学者一直站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而且密切了美国史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学会内部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之发展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共同体中最为活跃和充满生气的一个学术团体”。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通讯》还特设专栏登载优秀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提要，这对培育美国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大有助益。可以说，杨生茂等人牵头成立的这个学术组织，凝聚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力量，为他们提供了更宽广的学术平台，推动了美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且还为我国其他外国史研究会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二）主持编纂通史类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思想解放带来了学术环境的活跃，世界史学科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杨生茂积极开拓区域国别史研究的新天地，主持编纂通史类著作，不断丰富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内涵。
1979年4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参会人员就《美国通史》编纂的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在此次会议上，杨生茂被推荐为总主编，由他负责《美国通史》编纂的相关事宜。当时美国史的编纂存在“偏重政治、经济史，而社会史、文化教育史等方面的内容则极为贫乏，有碍于对美国历史的全面理解”以及“所用资料不够丰富全面，而且比较陈旧”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会议决定整合全国美国史研究力量，动员国内有关高校共同参与编写。除了研究人员之外，杨生茂还倡导整合有关高校所藏英文美国史图书资源并相互交流，供所有研究者共同使用，并请如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各自编写该校图书馆现有英文美国史论著索引。杨生茂率先带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老师以及校图书馆西文编目室的老师，对校图书馆和美国史研究室所藏有关美国史的英文书目进行收录、整理，并于1985年油印了《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美国史（英文）目录》（上、中、下）。
1980年10月，在烟台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年会上，参会人员对《美国通史》的编写原则和体例作了进一步探讨。杨生茂据此编写了《美国通史编写原则和体例说明〈修订稿〉》，作为各校编纂的指南，其中的若干原则和意见也为后来美国史学术著作编写提供了参考。最终，历经1/4个世纪，经过老中青三代美国史学者努力攻关，六卷本《美国通史》得以付梓。其中第一、二卷是由南开大学完成，即李剑鸣独立编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和张友伦主编的《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毋庸置疑，“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其所蕴含的学术精神也激励着我国世界史学者不懈努力，将我国世界史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杨生茂、刘绪贻总主编：《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世纪90年代初，杨生茂与陆镜生合著的《美国史新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是高校世界近代史的教材，也是一部世界史的学术著作。该书分为六章，将美国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包括从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布什当选总统五百年来的历史，使读者清晰明了美国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该书抛弃了以往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线的写作方法，融入了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正如该书前言中所写：
本书的特点是以政治线索为纲，依照时间顺序，着重阐述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策法令、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的过程，均不作重点叙述。
这种编纂方法，“和以往通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泛政治化倾向和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评价的做法判然有别”，不仅代表了作者自身史学观念的更新，也为其他世界通史类著作的编写提供了参考。
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三）着力培养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型人才
随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培养世界史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是建设世界史学科队伍的关键”。但是，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注定要面对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由于研究条件的制约，在对原始资料的占有与挖掘上，远不及中国史学者那样具有先天优势。而且，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很难在其所研究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这也使我国世界史研究生的培养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杨生茂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默默耕耘在世界史人才培养的园地。早在1959年，杨生茂就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后又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美国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生培养工作还处于恢复阶段，很多高校都缺乏研究生培养经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需要重新摸索。杨生茂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接受过系统的研究生学术训练，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又结合对英国、希腊等国家高校访问的所见所闻，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文章，这对其他高校培养研究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他特别提倡讨论和对话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对话不仅出于活跃思想、发展学术、培养良好学风的需要，也是进行德育的好方法”。这种对话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增进学生的学识，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有利于形成民主平等的学风。在杨生茂开设的美国史专题课堂上，他曾使用讨论班的教学方法，这也成为其他高校学习的课例。虽然讨论班的教学方式在如今的课堂教学上已经广泛使用，但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意义。
杨生茂在招收研究生时，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只培养了11名硕士生、6名博士生。虽然培养学生的数量不算多，但是从培养质量上看，杨生茂绝对称得上优秀导师。其弟子中获得“长江学者”名号的就有北京大学王立新、复旦大学李剑鸣、南开大学赵学功、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等，还有学术成就斐然者如山东师范大学王玮、香港科技大学王心扬、香港大学徐国琦等人，这些“杨门弟子”几乎都发展成为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在杨生茂多年的苦心经营下，他不仅带出了一支南开美国史的研究队伍，而且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人才梯队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在国内多所高校任教，他们又接着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才。“这种人才培养的递接和辐射效应”，不仅“对于扩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覆盖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世界史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发挥了示范性作用。
1996年，参加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图源自：杨令侠、朱佳寅：《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
深化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远见卓识
杨生茂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积极探索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新路径，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也形成了他关于深化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远见卓识。这些思想认识不仅推动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一）重视史学资料的基础性作用
充实的资料是保证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外国史的研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存在史料不足的情况，导致世界史研究常常无法深入发展。杨生茂在建设世界史学科时，特别注重资料建设工作。在他看来，“占有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资料是装配机器的元件。元件不足，无从装配合格的机器”。
在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美国史资料室也随之建设起来。杨生茂曾谈到“我们研究室自成立始便树立起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在为文时，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论说以资料为据，不尚空议”，这也是有根据的。在资料室建设初期，杨生茂利用国家的拨款，通过各种渠道订购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原始资料的汇编、重要通史和断代史的著作以及最新的史学著作等。此外，他又积极争取美国学者的赠书，这些学者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提供了许多珍贵书籍，如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就给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赠书多达3 460余册。杨生茂和其他高校的研究人员一道，又对这些外文原始资料开展专题性的研究，并将其进行归纳、翻译和整理。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出版，不仅为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为世界史学科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杨生茂在世界史教学过程中，还注重训练学生对资料的熟悉度。研究生入学后，第一步就是让他们到图书馆去查书目，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为例：
先到图书馆里面看看美国工人运动史有哪些书，开一个书单，然后再在该书下面写几句话，哪年出版的、看完序言或导论后有什么感想、这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甚至比如可以说这书的地图好、索引比较详细等，什么都可以说，以此证明你看这书了。
在杨生茂的影响下，南开世界史学人也形成了重视史料的传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窥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博士生王晓德在确定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后，花费数月时间边看边翻译威尔逊外交的原始档案资料，最后统计数字竟多达数十万字。他的博士论文也曾被杨生茂称赞道：
可贵的是作者着重剖析了威尔逊总统政治成就和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面——外交政策。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主要以威尔逊的卷帙浩繁的生平著述原始文件为依据，系统有力地揭示了威尔逊在外交事务中言论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及其缘由。这是本书最为明晰的特点，也表现了作者深入钻研的功底。
由此可见，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前提，脱离史料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筛选和综合，写出专题论文，填充本学科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之后，才能建立较完整的体系，写出博大精深的通史”。杨生茂这种重视史学资料及其建设的思想，对于世界史学科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讲，从事世界史研究比中国史研究更具有跨文化的难度，只有掌握丰富的资料并具备扎实的史料解读能力，才能够顺利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杨生茂如此重视资料建设工作，正是看准了世界史研究的难度和特点，这对于世界史学科发展来说是永不过时的思想认识。
（二）强调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动世界史学科建设，必须加强国内外世界史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杨生茂在推进世界史学科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学术交流，经常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在他看来，“交流思想很重要，最后你才能创新”。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自成立后，为促进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美国史研究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其中第七、八届均为国际学术会议。在该会议上，“与会学者的人数、提交的论文篇数、选题的广度及探究的深度都逐届递增。而与会者年轻化的趋势尤令人注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该会议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还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1988年，在南开大学举行了第二次中美美国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总统制，中方和美方学者就与美国总统制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03年，南开大学主办了“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国内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就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等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国际间学术交流对开拓视野和推动我国美国史学术走向世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外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杨生茂在南开大学率先密集邀请和接待过数十名欧美知名学者，比如，1980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Hyman Berman、1981年著名的美国史学家Phillip Foner、富布赖特教授项目的Wesley M. Bagby等人，均应邀来华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学者讲学过程中，杨生茂主张学生不仅要听，而且还要讨论。因为在他看来，“讲演会和学术会议都是摄取新观点、新信息、新意见的地方。在会上听别人发表意见，在会下同别人交谈。每每在三言两语中得到一点灵感，耳濡目染，受用不尽”。杨生茂自己也先后出访美国、日本等国家，为世界史学科的对外交流开辟了新渠道。
作为一个涉外学科的学者，杨生茂认为，“为了了解外国，学习新的知识，我们应当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得益于富布赖特计划的支持，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几乎每年获得一个富布赖特学者的名额，杨生茂便开始推荐自己的学生先后赴美留学，并成为最早一批从美国高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研究生。与其他国内高校派往美国研修的学生不同，他们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与美国史相关，而非像其他高校学生那样毕业论文的选题是纯中国史。他们毕业后继续从事世界史的相关研究，并且成为职业历史学家。此外，当他在欧洲进行学术交流时，了解到希腊设有留学博士奖学金，便亲自推荐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到亚里士多德大学研修拜占庭史。这一举动，不仅有力促进了南开拜占庭史研究的发展，而且也为世界史研究增添了有生力量，从侧面也反映了杨生茂长远的历史眼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生茂与刘绪贻、邓蜀生一同被《美国历史杂志》聘为国际特约编辑，他们为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做了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不仅负责向该刊物推荐中国学者对中国以外美国史专著的书评，而且还提供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优秀研究生的论文目录以及学术会议动态。此外，该刊物还会发表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优秀美国史著作的评论性文章。这项工作不仅集中反映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还为世界史研究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开辟了新渠道。不得不说，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杨生茂开展的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思想和行动都是学科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学科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辛勤汗水。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世界史学科框架不断健全，学科体系逐步完善，与中国史学科一起组成了我国历史学的完整体系。在杨生茂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教学和体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科建设思想也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深深影响了世界史学科的后继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生茂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其放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宏大历程中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作者简介
时培磊，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
编辑 | 张继元 孙佳琪
审核 | 金久红 聂毅
微信公众号 | lfsfxyxb
投稿邮箱 | lfsyxb@vip.126.com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