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那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现场，也是个历史创造的现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正在创造着历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蒋介石也宣称中华民国已经跻身于四大国之列，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度达到高峰。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目标，成为全国各政治党派的共同呼声。中共甚至计划，在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也把自己的首脑机关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的江苏淮阴，以便就近商量国家大事。
然而，蒋介石在1946年5月回到阔别8年的南京总统府后，情势便急转直下。这年6月，国民党军队派出22万人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人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就已经死了。”
194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九周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要发表宣言，着重强调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正在合作将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任务仍是争独立、争民主，表明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坚信历史不会开倒车。宣言动员和号召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宣言写好后，毛泽东亲笔加了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被打败的。”
全面内战的爆发， 破坏了人们和平建国的梦想。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都看清了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之花不会在旧有的体制土壤上自动地生长。
诗人学者闻一多此时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诗里曾经高唱的那样：“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再次“迸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
生前他曾经在诗里唱道：“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从1946年5月底开始，中共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关系全面破裂的问题，而且面临着与美国关系破裂的问题。尽管不论是合作还是决裂，中共都做好了准备，可下决心立即面对这两个破裂，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然，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想在不放弃原则和人民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寻求妥协，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寸土必争。这是重庆谈判的观点。一方面维持和平局面，一方面达到妥协，妥协有原则。”
就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做出了坚决斗争的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的较量一样，宣传舆论战线上的斗争同样也是毛泽东极其重视的一个重要武器。
对此，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并参与其中，自己“不仅向党内发出许多指示，还根据情况，发表声明、谈话。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重要社论、文章也往往由他提出立意，指定人撰写”。
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领导中共打响了宣传舆论战的第一炮——反对美国援蒋。为此，毛泽东再次指定“爱将”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两篇社论，即6月5日的《美国应立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和6月25日的《要求美国改变政策》。
而毛泽东本人也在6月22日发表了《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指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领海之上，这实际上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是目前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共对此坚决反对，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7月2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再次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8月16日，毛泽东再次指示《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时还没有退出谈判，马歇尔的调解依然还在进行。但到了8月10日，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转变官传策略，把宣传重点从澄清对美幻想转为以澄清悲观情绪思想为主。
8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年的教训》，点名批评美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新教师”，一个反面教员。社论指出：“美国政府过去讲给我们听的，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中美平等，美苏合作，肃清日本侵略势力”；但是这一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帮助蒋介石‘漂亮’地实现独裁和消灭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民主”。
9月29日，毛泽东接受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的采访。谈话中，当被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不过，毛泽东也同时指出：“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国共彻底决裂，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他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国共两党最终是否决裂主要并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而是要看国民党看蒋介石，甚至要看美国的态度。但毛泽东对此也做好了充分的斗争准备。
他告诉斯蒂尔：“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自信？
我们可以在战场上的较量中寻找答案。
在1946年7月至10月这4个月里，国共双方“热战”的结果如何，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具体的数据上得到比对。
首先，从占领的地域上来看。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两相比较，共产党方面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其次，从军力增减上来看。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占一半。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9万多人，且伤愈后大多归队。国民党军损失是解放军损失的2.4倍。
更重要的是，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大多脱下国军服装换上解放军服装，转为“解放战士”，调转枪口对准国民党反动派，成为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和补充。解放军中也有被俘的，但仅占总人数的3%，且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
面对这样的军事形势，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亦是如此。
在蒋介石看来，他自己要进行的是一场“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
于是，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再加以“清剿”。现在，在占领了解放区的105座城市后，蒋介石自以为是，感到胜利在望，战略目标已经接近实现。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判断，蒋介石在10月10日下达了恢复征兵制的命令。10月11日也就是在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他就急急忙忙地宣布第二天就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随后，他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
如果仅仅从战绩上来看，蒋介石的这种决策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仅仅从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事物上来思考问题，那就过于简单了。战争自然有着战争的规律。而不同的战争也有着不同的特征，打赢战争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深谙此道，因此他与蒋介石的判断截然相反。
从物质上来说，这绝对是一场以弱战强、以劣战优的较量。毛泽东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妙招高招呢？他要用什么样的战争来对抗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呢？
10月1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的战争实践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分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抓住了战争的关键因素一一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如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有着自己独特的、具体的、可行的计划。这样的计划贴近实际，实事求是，不仅表现出了胸有成竹的自信，更赢得了全党上下、全军上下的信任。
此时此刻，蒋介石又是如何准备的呢？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上，信誓旦旦地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白崇禧在会上说，必须实行蒋介石在江西的“剿共”战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而国民党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在北平召开的另一次军事会议上，也自信地宣称“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陈诚毫不犹豫地回答：“三个月。”
国民党反动派们确实为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苦练内功”。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四大家族”，继续加紧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掠夺，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为发动内战做准备。
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这标志着蒋介石正式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毛泽东别无选择，做出了艰难却又坚定的决策——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道路可走一一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率代表团飞返延安，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穷途，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蒋介石不要和平，要战争。毛泽东毫无惧色，以战争终止战争。但毛泽东的战争与蒋介石的战争完全不同。在这份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与众不同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民解放战争”。此前一段时间，他一直使用的是“自卫战争”这个名称。
是的，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战争，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国历史，改变了中国农民起义始兴终亡的周期率，把农民战争创造为人民战争（农民战争与人民战争，仅仅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这是一个伟大的差别！），从而使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像美国人“将美国独立战争看作是美国服从天定命运的第一步”一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不是也根本算不上中国政治的精英阶层，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高层官僚、“四大家族”或蒋介石的任何一个拜把子兄弟相比，他都黯然失色。
但是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在那个历史创造的现场，毛泽东在黑暗中创造的光明、在苦难中创造的辉煌、在大无中创造的大有，也令他的敌人或对手望尘莫及。因为毛泽东相信一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与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回到延安。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在枣园召开了一次会议。由胡乔木做记录。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决策性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的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情况以及蒋管区的形势等。周恩来说，经过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已为群众所认识，我们和平民主的方针以武装斗争为根本。
对南京谈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谈判是有成绩的，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教育人民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任务，对党本身、对党中央本身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就要孤立敌人。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敌人是孤立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不能直接援助我们，而美国反动派则直接援助蒋介石，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
接着，毛泽东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而且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队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足够改变战局的。
以战止战。在会上，毛泽东对未来的战争蓝图做了进一步的勾画——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队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
“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我们就可以反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
毛泽东是清醒的。他同时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一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只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方面，中国内战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国际问题。毛泽东对此也有着自己清醒的认知。
就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在七大时我们即估计，在日本投降后不克服蒋介石与中国的斯科比（ “斯科比事件”发生在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指令驻意大利前线的英军在司令斯科比的带领下，进入希腊，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军进攻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涉希腊内政。毛泽东在这里借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则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在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头还是证明七大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世界上三块地方：美国、苏联、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民都反对美国反动派。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毛泽东估计，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还会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判断不可谓不是高瞻远瞩，抓住了矛盾的主体和主要方向。为了向全党、全国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看法，彻底肃清悲观思想，树立必胜的信念，毛泽东要求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战后国际形势问题写一篇大文章，等到1947年新年的时候发表。
1947年1月2日，经过毛泽东数次修改的文章《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陆定一。
在全文的最后，毛泽东加了一段结束语：“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横蛮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
风雨欲来，大兵压境。在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即将达到高潮的时刻，毛泽东却安静地坐在枣园的窑洞里，写下上述磅礴的宣言。这需要怎样超凡的勇气和智慧，又需要何等超群的气派和魄力？这不正是那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人毛泽东吗？
事实恰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三年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赶出了中国大陆。历史也的确证明，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
节选自《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一书。
《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丁晓平/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侵略和压迫的中国迎来了选择新生道路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人民要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站起来？本书就从1946年6月的解放战争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6个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外交、文化等方面，立体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用权威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回答了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以及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的胜利这一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军事故事会》杂志创刊人，首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追光》总撰稿。
主要作品有《红船启航》《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家风》《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文心史胆》等，编选《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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