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档案记忆》2017年02期
作者：徐世强
1940年1月，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参加了“华北慰劳视察团”。
该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郑州、宜昌等地，访问了7个集团军司令部。
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毛泽东致电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公开表示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该团遂取消延安之行。
此事使梁实秋甚为尴尬，一时成为议论中心。
毛泽东为什么公开拒绝梁实秋访问延安？溯根探源，都缘于与梁实秋有关的两次公开论战。
第一次论战：“鲁梁之争”
上世纪20年代末，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梁实秋出于一己偏见，分别在北京《晨报副刊》和《复旦旬刊》上发表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
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
鲁迅出于对卢梭的景仰，对梁实秋的言论深表不满。在梁文发表1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之争”的序幕。
接下来，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矛盾深化，几乎具有对抗性质的另一个分歧，是两人对翻译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
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
梁实秋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硬译”好？还是“曲译”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在1930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第三期。鲁迅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鲁梁之争”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
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
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
文章中，鲁迅充分调动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逐渐演化为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论战持续了8年之久。论战的影响既深且远，并没有因“鲁梁之争”的结束而结束，余波延续很久。
胡适 梁实秋
第二次论战：“抗战无关论”
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
其时梁实秋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篇《编者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对于梁实秋的上述言论，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
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梁实秋的文章见报第五天，即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
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
接着，宋之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
经过“鲁梁之争”的梁实秋，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
梁实秋和第一任妻子程季淑
1939年4月1日，在接手“平明”副刊整整5个月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
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
“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就这样，“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
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2字的次数很多。梁实秋在抗战开始时便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并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与家人别离达6年之久。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中共党员、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文章，对罗荪等人的看法作了勇敢的颠覆，从此改写了这段文学史，还了梁实秋一个清白。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重写了梁实秋注释条目：
“梁实秋 (1903—1987) ，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注释笔调变得公正客观，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实事求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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