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探究——以厦门为例|厦门市|方言|施琅|民间信仰|郑成功|闽南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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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从文化语言学视角考察，地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闽南地区涵盖范围较广，泛指闽南方言通行区和闽南文化影响区。本文主要以福建南部的厦门为例，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闽南地名的地域性风格，由地名的表层语言特点深入地名的深层文化内涵，对闽南地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厦门地名；闽南地名；文化语言学；社会文化心理

闽南地名概述

闽南地区的地名沉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从语言与文化角度来看，组成地名的物质材料是语言文字，同样具有人文性的基本性质，这种人文性“与文化之间有着种种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载现关系”。透过这些表层的语言文字，可以深入探究一定时代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态。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专名和通名。“从地名学的角度，一个标准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其中通名指明地理实体的类型，主要功能是定类，专名则用来说明同类型中的特殊个体，用来区别其他地名。与通名相比，专名的来源与含义要复杂得多。”表1列举了一些厦门地区的通名与专名实例。

由表1可见，闽南地名的构成纷繁复杂，总体上具备中国地名的普遍性特点，即大多数地名都是按照“专名+通名”的结构来命名的。个别地名甚至带有两个通名，例如“曾厝”“苏厝街”都是“姓氏+通名1+通名2”的结构。此外，闽南地名风格独树一帜，地名中有不少其他地域极其罕见的、生僻拗口的用字，如通名“厝”“崎”“”等等，反映闽南方言特色，“厝”就是一个典型的闽语特征词，意思是房子或家，用作地名通名近似于其他方言地名中的“屋”。

福建厦门是一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在闽南三地（泉州、厦门、漳州）中城市化程度最为彻底，但同时又保留着大量原始风貌。本文以著名语言学家陈建民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投影法”及“文化心理分析法”为理论根据，在查阅相关地方文献和搜集大量厦门地名作为例证的基础上，结合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归纳出闽南地名所反映的4个方面社会文化心理特点，并作出相应的分析与探究。

闽南地名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1.历史名人景仰

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伟人留下功绩，受到百姓景仰爱戴，而人们往往会将大部分历史名人的名字，或是与名人相关的地方作为地名，主要用于命名街巷、道路等。闽南地区这类地名大多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作为老地名留存并历代沿用下来。闽南三地的名人地名既有共性，各自县市又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下面以一些厦门地名为例，浅论其蕴含的明清、近现代的历史名人景仰。

（1）郑成功

厦门岛内许多地名都与郑成功有关。目前保存的“思明区”这一区名，反映明末清初郑成功曾驻军厦门岛集训水师以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以“思念明朝”之意设立地方行政区“思明州”。后人为了纪念郑成功，因郑成功受封“延平王”而设“延平路”，把郑成功所部兵营称为“先锋营街”“营平路”,把郑成功部队演武操练之处称作“演武场”“演武池”“演武亭”，把郑氏部将洪旭设立的兵部衙门称为“洪本部街”，把郑成功观练水师常策马而经之路称作“大走马路”“小走马路”。除此之外，2009年全线通车的“成功大道”更是直接以郑成功的名字来命名。

（2）施琅、吴英

厦门岛西南部的地名“将军祠”因施琅祠和吴英祠而得名，施琅历任清军副将、同安总兵和福建水师提督，因功受封“靖海将军”；吴英作为清朝福建水师提督受封“威略将军”以及“作万人敌”匾额。这两座祠堂加上周围的近10座牌坊，一时间成为厦门岛内独特的牌坊群景。

（3）陈嘉庚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区）。他于1913年倾资兴办了享誉海内外的集美学村。现如今集美区的诸多地名正是对陈嘉庚先生爱国情怀、奉献精神的永恒铭记：“嘉庚路”西起集美学村大门，东与大社路相接，就是纪念陈嘉庚先生而得名；“鳌园路”南临龙舟池，因陈嘉庚亲自设计、督建而成的鳌园而得名；集美新城新命名的一系列地名如“诚毅大街”“诚毅北路”“诚毅南路”“诚毅西路”“诚毅东路”“诚毅中路”均突出了陈嘉庚为集美学校所立校训“诚毅”二字—“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总而言之，“以人名地”的现象充分展示出人们对历史上的英雄名人或歌颂、或纪念、或崇敬、或景仰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些地名真实地记录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2.安定幸福憧憬

（1）地名中蕴含的祈福思安心态

历史上，闽南地区的先民大多从中原南迁而来，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次大移民：晋代永嘉年间的衣冠南渡、唐朝总章年间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潮王审知开闽。他们饱受乱世动荡、颠沛流离之苦，加之闽地蛮荒、山多地少，民生凋敝。从闽南三地地名来看，渴望社会平定和谐、生活安居乐业的“祈福思安类”地名有很多，详见表2。这些地名实例充分反映出闽南人民对安宁幸福的憧憬，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祈求稳定、福寿的“安”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地名上不单单局限于求“安”、求“平”，而是衍生出许多求“祥”、求“兴”求“美”的新式地名，例如厦门的禾祥、莲兴、渐美，寄寓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正如陈建民先生所言，“地名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名可以窥探社会生活的变化轨迹。”特区经济上的进步投影在承载语言的地名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厦门地名中频繁引入“莲”字来给现代社区命名，形成莲花、莲秀、莲坂等一系列地名，这些地名中显然蕴含着百姓对纯净、高洁和美好的追求。

（2）地名雅化寄托百姓美好意愿

早期的闽南居民常常以极其生活化的词语作为村名、街名、巷名等，其中不少地方直接用生产和买卖的商品作为地名，相对口语化而缺乏文雅特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闽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极大提高，将很多原本偏向口语“俗”的俗名改为偏向书面语“雅”的正名，“闽南人特有的思维特点，在雅化时多数是采取谐音或字义相近，约定俗成。”一开始只有在正式场合使用雅名，当地人日常交际中还是保留着原来的俗名。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逐渐出现日常口语也倾向于使用文雅、庄严的正名的现象。下面结合表3厦门地名演变的实例作进一步分析。

“下门”是“厦门”最早的俗称，在闽南话中表方位的“下”和“厦”两字无论文读[ha4]还是白读[e4]其声韵调都完全一致，因而明朝就已经用相对文雅的“厦”字取代了原来的“下”。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其实由俗名“浔尾”白读谐音而来，而表方位的“尾”字在闽南方言中内涵有些土俗，所以以发音相近的“美”字来雅化。实际上，闽南各地还有很多这种由“尾”改“美”的例子：角尾—角美、石尾—石美、坑尾—康美、埭尾—埭美等等。

厦门有许多地名必须得用闽南话读出才能了解其原始含义，“待教巷”从表面上看仿佛和宗教事业有关，实则不然，“待教”[tai6kau5]的闽南话发音与“台狗”[tai2kau3]十分接近，仅存在声调上细微的差别，“句”是福建方言用字，其原来的俗称“创狗巷”表明此地早年有人杀狗卖肉做生意；“暗迷”[am2be5]也是由俗称“晏糜”[an2be5]近音雅化、换用简单字而来，闽南话“晏糜”指稀饭，表明该巷早年聚集多户卖粥的小摊。如此一来，外地人看到这些地名，虽然用普通话读得出来，但往往不明白地名的含义，只有用闽南话读一读，方可知其本意。

地名的近音改字、地名中生僻字的退隐、或因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而完全改名，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语言表层结构的语音、词汇的换用，其背后反映出的仍然是深层的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地名换用雅字、倾向书面风格体现出人民因文化程度提高而越发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心态。

3.注重宗族观念

中华民族素来非常重视宗族。宗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强调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姓氏则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是血缘关系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文化色彩。”闽南居民主要为中原地区大规模南迁而来，移民至此便以姓氏为纽带聚居，为表明自身宗族特点，形成了许多姓氏地名。这些姓氏地名常见的是姓氏直接加一到两个通名构成，如厦门的吕塘、洪厝、钟宅、薛岭、内（李）厝澳、曾厝、苏厝街等等；还有一些姓氏地名情况比较复杂，没有固定的命名规律，如漳浦赵家堡、同安刘五店村、翔安街边许等等。

闽南地区的一种典型地名命名方式是：姓氏+“厝”字（通名），例如厦门的滨海黄厝、福海卢厝、新店蔡厝等，以姓代表宗族，体现闽南传统家族聚居的特点。其实，闽语特征词“厝”字在福建各地甚至广东潮汕普遍使用，且含义均为房子。但在闽南，“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红砖古厝，这是闽南极具代表意义的传统民居。在金门、晋江、翔安一带常常能看到成片的红砖厝建筑群，每一座古厝的名称、内部风格都不相同，在古代这每一座古厝都代表着不同的家族体制建设。中华民族心态中注重宗族的观念促使闽南先民通过建筑和地名来思考如何繁衍家族、传承荣耀。

4.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对平民百姓而言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能使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协调和平衡，具有推动社会和谐安定的精神内涵，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在“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方面指出，应当“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交流活动”，可见民间信仰还有促成两岸和平的重要价值。

地名透露出古人的民间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信俗活动，严格来说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民间信仰，闽南地区更是凸显出“泛神崇拜”“万物有灵”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民间信仰与佛、道、释混同的泛灵信俗、多神奉祀的崇拜形态”。这一特点在厦门地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里以厦门岛南部厦港地区为例展开分析，从中管窥闽南地名所表现出的民间泛神崇拜特色。此地宫庙遍布，日时宫庙曾多达40余座，属厦门岛上宫庙密度之最。根据厦门渔业史专家陈复授的论述，“这与厦港作为渔家蛋民聚居地，民间信仰信俗相沿成习有很大的关系。”其中众多寺庙与所在街巷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由寺庙之名衍生出所在地和周边一系列地名，表4说明现存地名及相关宫庙的对应关系。

如今我们在厦港渔区看到这些宗圣文化地名，必将联想到渔家置民出外讨海时表现出的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对国泰民安与风调雨顺的祈求。

结束语

作为语言文字中最早出现的一类语词，地名是社会文化活动（包括社会生活交际活动、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等）的成果。从上文分析可见，一方面，闽南地名的命名方式、用字特点、雅化形式充分表现出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闽南地名也能反映中华民族共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寄托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透过这些地名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历史名人景仰、祈福思安心态、传统宗族观念和民间信仰。

作者：张旸

来源：《厦门科技》2024年第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耿曈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