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动物反刍一样，人总是喜欢回味逝去的岁月，品尝个中的酸甜苦辣。这种怀旧情结，是人生阅历资产的梳理与盘点,更是人类反思历史、总结经验的一种美好情愫。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群体。随着时光的流变，今天的国人大都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三线厂(人称保密厂)的军工战士。
让记忆的屏幕闪回到四十年前，聚焦一家兵器工业部（原名第五机械工业部）隶属的国营长青机械厂（内部番号：国营第206厂），看看他们当年的艰苦创业和如今的生存状态，对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读者了解老一辈的人生经历或许会有所启迪。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熬过三年大饥荒逃过生死劫难的国人，终于告别了饿殍遍野，拥有几十斤粮票就能娶个逃荒媳妇的悲惨岁月，迎来了市场上日益丰富、匮乏多年的生活资料，过了两年比较温饱安定的日子。谁知世事多变幻，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国家逐步恢复民族元气的第三个年头，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风起云涌，阴霾密布，厄运再一次将他们推入苦难的深渊：1966年5月16日，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威震国中的最高权力中心发布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通知》（简称“516通知”），在这个纲领性文件指导下，一场史无前例、引发内乱长达十年之久的“两个司令部”的“路线斗争”悄然拉开了序幕。就在十天前的5月4日，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报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率先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布了文革运动的信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6月2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6月3日、4日、5日、7日接二连三的发表气势逼人的重要社论。尤其是7日发表的《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一时间中华大地天昏地暗，群魔乱舞，举国上下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由高校学生组成的身穿一袭绿军装，胸别毛主席像章，臂戴“某某高校红卫兵”红袖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街头宣传演出，到各地串联点火，他们组织演讲辩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轰轰烈烈破“四旧”、昏昏噩噩毁文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火烧黑市委” 的革命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中国去向何方？对未来形势的走向，各地政府官员都茫然无措。一种不祥的预感,更是乌云一般笼罩在国人的心头。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条只为少数人关心的最高指示也悄然与之伴行。从事军事工业的产业工人们，遵循大三线支援扶持小三线建设蓝图与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行不悖地在全国各地有序铺开。数十万来自北京、内蒙、四川、河南、上海、江西、贵州、福建、湖北、陕西、江苏等各地老中青军工战士，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毅然告别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拖家带口历尽艰辛，进山创业。他们大都出身较好，政治可靠，技术过硬，也是最能听从指挥、乐于吃苦的一代。国营长青机械厂和长林、长红机械厂等兄弟配套厂，以及相隔十里、数十里的近邻、来自上海内迁的主产炮弹的光明、先锋、一机等一批三线厂就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星罗棋布的应运而生。
1966年初，一支由五机部有关官员牵头，江西省国防工办、部队首长、地方官员、军工厂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十余人的考察队，来到了地处赣西北的九岭山脉。这里崇山峻岭，植被葱茏，空气清新，曲径通幽。山林里藤萝倒挂，猕猴出没，药材遍布，方竹丛生，呈现一派生机蓬勃野趣盎然的原生态自然美景。他们一行使命在身无心游山玩水，此行目的是为筹建长青机械厂选址。遵照林副主席“靠山、分散、隐蔽、扎大营”的指示，他们一致看好位于东经114.5度，北纬28.5度一家垦殖分场所在地。这里进出只有一条连通百里之外宜丰县城的三级公路，毗邻黄岗乡、院前林场、官山林场各10公里路程，一条宽约丈余春季可以勉强放排的山溪水沿公路蜿蜒穿场而过。附近密林深处有几处土坯打造的红军医院旧址，因多年风侵雨蚀，已成断壁残垣。据传当年彭大将军率部转战于此，幸得这样的革命传统庇荫，发展军事工业无疑是个理想的风水宝地。厂址经报批部里敲定后，第一步就是依据设计的工厂规模和产品定位，请专业工程队对构思好的五个山洞车间进行设计、勘探、施工，继而筹划人事调配、招生培训、器材采购、厂房架构、设备运输与安装。生活设施等一系列基本建设项目也同时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实施。昔日宁静得只闻鸟鸣猿啼的山谷，从此车来车往，人气高涨，响起了长达二十年昼夜不息的机器轰鸣声。
厂区设在一条群山环抱的主沟和八条支沟约四公里范围内，各沟以号命名。行政楼、机修车间、工具车间、冲压车间、钢材库房、职能科室、家属工厂，大礼堂、工人俱乐部、职工宿舍、食堂、浴室、邮局、医院、学校、托儿所、商店、银行、菜场、理发店、豆腐坊、长途汽车站分布在主沟和一、三、四、五、六、七、八号支沟。电传、瞄准具两个装配车间，表面处理车间，热处理车间，理化分析室设在厂区第二号支沟的深处，三、四两个产品车间设在该沟五个并列的山洞中，洞门之间相距五十米左右，以序为号。洞顶林木森森，十分隐蔽，即使战争爆发，这里将万无一失，照样生产提供军火。当年每个洞平均造价约50万元人民币，一台小型车床也要6700元左右，那可是四十多年前的货币啊！洞高六米宽五米深约百米，洞上方有通风管道，照明充分。五洞底部横向贯通，洞际设有带门的铁删栏隔离，洞大门双扇对开，厚重坚实如同城门，外层用铁皮包裹，中层为硬质虬木加石棉，设计要求不仅防火防弹，还可抵御核子波冲击，真可谓固若金汤，高枕无忧。
建厂初期，为了节省开支，部队首长调配了一支军用车队担负数千台机床设备的运输任务。厂区水泥路施工，任务下到各车间包干；洞顶因暴雨出现大面积塌方，厂部一声令下，职工半夜起床抢险，有的累得拉血冻也不下火线。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天，没有丝毫怨言。技术要求较强的洞内外机床设备安装，数量多，工程量大，除了上百吨的重型冲压机请上海专业安装公司承担外，其余都是职工在本厂技术人员指导下，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人拉肩扛土法上马自行解决，通过仪器测试且都达到了安装质量要求。工厂试产阶段一度实行军事化管理，车间变连队，主任称连长，书记成指导员，工段长喊排长，生产组长叫班长，上下班要排队，在排长指挥下，一路上口号不断，歌声不断。《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是行进中必唱的歌曲，可惜深山之中，听众除了自己只有鸟雀和山林。开全厂大会时，连队之间要整队入场，会前学部队相互拉歌：“某某连，来一个！”“唱得好不好哇，再来一个要不要哇？”刻意营造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实践证明，这种军队建制搬进工厂，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促进作用，反给人一种僵化别扭、不伦不类之感。后来，上级顺应生产规律，最终撤销了对工厂的军管建制。
随着三线厂神秘化的逐渐淡薄，领导层对“隐蔽”的指示不再强调了，职工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从建厂初期条件简陋的伪装民居（战时防敌机空中侦察）的土坯宿舍，到砖砌多层和小高层的高工楼房，生活配套设施用了五六年才逐步完善。过惯北方干燥生活的老军工们，克服水土不服、山区潮湿、物质短缺、日照时间少等诸多困难，响应厂党委号召，牢固树立“三干”（安心干、拼命干、长期干）思想，为自己钟爱的军工事业骄傲过、光荣过、奉献过，心甘情愿地将人生的青春年华留在了深山密林，有的还为三线建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华大地，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的文革运动同样弄得如火如荼。党的高级干部、长青厂首任党委书记张若兰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罪名批斗整死（十年后姗姗平反），总工程师肖远模、技术科长支庆和等一批人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长期靠边站。每天监督劳动、写无休止的、永远也休想通过的检查，随时接受“革命群众”大会批斗。笔者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负责出宣传栏，因针对学习班发生拷打被揪人员（有血衣为证）写了《严禁逼供信》小字报交给工作组，几天后受到挂牌揪斗，罪名是“右倾翻案黑高参”（这是我生平最高的“官衔”），同案人有二：一谓“右倾翻案急先锋”，一谓“右倾翻案黑司令”。打入另册的非人待遇，除了艰苦劳作，唯一的精神食粮就是坐在稻草地铺上读《毛选》，当时我能将“老五篇”倒背如流，一个标点都不差。
1969年，是最高指示发布“ 解放”号召的一年，也是我等在运动中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无辜者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一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献礼，国营长青机械厂生产的首批样机“五七”电传系统和“三七”瞄准具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在迎验收的日子里，全厂上下绷紧了每根神经。行政领导、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拧成一股绳，不计报酬不计时间，连续一周干双班（16小时），中午回到宿舍，工人们特别是我们单身职工累得倒床就睡，有时错过食堂开饭时间，下午又空腹上班了。尽管洞中有通风设备，潮湿度依然很大，机器常常通体“冒汗”，人的关节酸痛。为保证产品精度,人们就在封闭的洞中地面铺上一层厚厚的木屑，点燃油棉纱，增温除湿。长青人硬是在油烟的熏烤下，拿出了一件件合格产品，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在“深挖洞”（备战用的防空洞），战争气氛十分浓厚，仿佛世界大战箭在弦上，随时都会一触即发。远离家乡的职工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被限制放行。在这种人为紧张形势下，人的神经绷得很紧，满脑子都是战争的幻化情景。为了不连累心仪的她——一个美丽温良、善解人意的卫校女生（当时下放在市郊竟成公社），笔者毅然决绝、近乎冷血地忍痛割舍了千里之外的热恋对象，当时姑娘承受的心灵创伤是不难想象的，时至今日，仍有负疚之感。断绝了恋人，见不到亲人，一个单身职工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惨淡凄冷的单工宿舍里，孤独感油然而生。我到食堂买了几个菜与同事章借酒浇愁，章以茶代酒与我对酌，不胜酒力的我连干了七杯白酒，醉得疯话连篇，不省人事，吐了一地，章把我扶上床休息。翌日醒来，头重脚轻，俨然大病了一场。
批量生产任务下达后，“三长厂”（长青长林长红三家配套厂简称）协作生产的“海三七”“陆三七”（一种舰用和陆用口径为37毫米四管高射炮）和“五七”（口径为57毫米单管）高炮，据部队实战反应，在越南军民抗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由长青厂研发的基线修正仪、五七电传连接器两项科研产品，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并在建国35周年国庆大典上受到国家领导人检阅。易振良、柯益贵两位主设计师光荣获评宜春地区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他们的事迹由笔者分别写成特写和报告文学发表在《江西工运》《工人天地》杂志上。另有一名产品车间工人和食堂管理员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多人获得厂劳动模范称号，这是长青机械厂历史上唯一值得骄傲的一笔。
正当长青人满怀激情的为军品任务大干快上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将长青厂几乎推向了绝境，生产陷入了瘫痪。1973年，赣西北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厂区大部分地区受到水淹和山体塌方、泥石流的冲击，部分职工家庭和厂房被掩埋，道路桥梁冲毁，通讯、电力、交通全部中断，三号沟食堂礼堂一带成了泽国孤岛，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面对灾情，工厂一面组织自救一面派人徒步前往县城求援。县委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开会协调，调集货源，迅速组建了一支百人组成的扁担队，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将饱含宜丰人民情谊和汗水的大米、蜡烛、手电、食盐、蔬菜、猪肉、豆制品等救灾物资送到了长青人手中，给予长青厂数千干部职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坚定了信心。
随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局势长期稳定，随着中央发生了惊世骇俗的林彪事件，随着最高指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三年不打，五年一定会打。”这一空穴来风的预言不攻自破，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军工产品需求日益萎缩，任务越来越少，部里下拨经费也逐步缩减。于是，部里同意在军品“吃不饱”的态势下，为了求生存，各厂可因地制宜自谋出路。一场“军转民”的攻坚战打响了。所谓军转民，即利用国防科技和高品质材料的优势，参与民品生产的竞争，以“民”养“军”，占领市场份额，弥补经费不足，改善职工生活。长青厂利用自身电器产品优势，初定的民品是电风扇、落地台灯，别看技术含量并不高，内在质量也不差（军品重在质量第一，外观第二），谁知市场销售并不看好，因为牌子没有人家响，外观没有民用厂产品漂亮，电镀防腐性能好但光洁度不够。加上藏在深山人不识，运输成本高，价格上也没有优势可言，民品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1987年开始，为了三线厂的生存发展需要，国家审时度势，实事求是，正视失误，调整战略，决定将将全国所有小三线迁出山区，工厂的隶属关系由央企下放地方接管，原则上就近搬迁至交通便利的中小城市，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为三线职工安置一个较好的归宿。老厂的设施除机床、原材料外。所有建筑原封不动由所在地县政府接管，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进城是令人欣慰的，但一代军工的心灵深处是苦涩的，他们的辛勤奉献，最终收获的是前途迷茫与失落，为此感到无奈、窘迫和悲哀。
九十年代初，长青机械厂用了两年时间迁址到地处浙赣线上的宜春市郊区，离火车站只有几公里。刚来那会，小城添了个“大哥大”，人气飙升，购买力剧增，市民对长青人刮目相看，有路子的人找关系以进该厂为荣。谁知没过几年，摘去了光环的“军工”，由于种种原因昔日风光日渐式微。进城以来，寄望地利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工厂为了打造支柱产品，使出了浑身解数，觅得与上海长江电梯厂方面合作机会，开发了自动扶梯梯级生产线和燃油助动车产品，前者最初几年行情不错，后者试制逾年终因质量问题一直没有正式立项，最后不了了之，研发资金花费不菲。自己独立研发的测距仪，可能市场预测不够，社会需求有限，销路不佳。后来又陆续开发了其它产品，也没有扭转乾坤，仅够勉强维持。迁往新余的兄弟厂长林也开发了挖掘机系列主产品，市场销路也逐年降温，比长青的命运也没好多少。实践证明，依靠计划经济喂大的天之骄子，脱离母体后，独自在市场经济大海洋里博弈，生存能力受到了极大挑战，在浩瀚的民品市场，军工的优势犹如老虎吃大象，有力使不上，成了“银样蜡枪头”。虽然几经顽强打拼，颓势依然未变，经济效益逐年下滑，生存状态日益窘困，工厂元气覆水难收，复兴回天无力。迄今为止，长青厂依然蹒跚运行，濒临破产的边缘。
岁月荏苒，流光无痕，转眼之间长青人撤离山区进城已近二十年了。原厂址的命运如何？据悉，当地县政府接管后，因地处深山离城百里，如同猴子拾了一块姜，吃又辣，扔又舍不得。做林场不合时宜，办敬老院空气质量好生活又不便利。思来想去派不了用场，只好忍痛放弃，接管当年就作出果断决定：将厂房、宿舍、礼堂廉价卖给个体户拆了取材它用。五个大洞废弃后更没有利用价值，也只有贡献给野兽们做寝宫了，算是过去人类占领它们家园的一种补偿吧！
“三线厂”一词，随着社会的文明进程，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然而，这个让一代人付出“献完青春献子孙”的昂贵代价、功过是非难以定论的特殊产物，我辈同仁为之懵懵懂懂地自豪了足足二十年！（李赣笙）
作者简介：1966年—1995年，国营长青机械厂车间工人、学校教师、厂工会宣传干部。1996年—2008年，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后勤事业发展中心宣传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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