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城圆通寺与屠城血案|华严寺|圆通寺|寺院|康熙|血案|顺治

文丨易书生

圆通寺并不在大同之行的计划之内。

早饭后进入大同古城，穿过厚重巍峨的西城门，直奔影像记忆里的华严寺，不想却是关闭着的后门，旁边一个很小的寺院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绕过围栏，走向寺院的正门，门楣上有蓝底金字匾额“圆通寺”。此前看到的当地旅游资料里，并没有相关的介绍。对于敞开的正门不敢造次，遂从侧门而入。

与大多数南方寺院先山门、再大雄宝殿、后有观音阁等格局有所不同，圆通寺颇有北方四合院的风格，是一个三进院的布局，大门两侧有钟鼓楼，二殿为观音殿、三殿则为大雄宝殿，左右两厢则为藏经阁、万佛堂等。院内空地上则被多种样式的香炉、焚烧炉具摆满，看那里袅袅香火、沉默的人流，尤其是影影绰绰黝黑的殿内，一排排摇曳点点火光的烛台，感觉这里应该是正在使用的寺院。所谓正在“使用”，也就是与现在很多的商业性寺院、旅游参观类寺院不同，而是仍然发挥寺院功能，超度亡灵的寺院。

不敢惊扰这里的亡灵，也不便打扰肃穆的僧侣和香客，轻声轻脚退出寺院。一股滞于内心的探究之心，却久久地萦怀不散。

计划游览的景点看罢，回到宾馆便开始探究圆通寺的来历。

网络上关于圆通寺的资料不多，即便深入相关的地方文史志，也是文字寥寥，但是，我分明已经看到，圆通寺身后的历史背影里，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染满了大同历史的血色天空。

满清入关，行的是强力镇压，仅为大辫子一项，便杀得人头滚滚，天下寒蝉。

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已降清的大同原明朝守将姜瓖，疑心满清言而无信，遂再举反旗，据大同以叛归南明。对于他的这次反叛，还有一种说法。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在其所著的《鞑靼战纪》中记载：“大同女人被誉为是中国最美丽女人，八王（阿济格）及其随人任意奸淫妇女。一个有身份的新娘被他们从轿中抢走，姜瓖亲自找他们要人，被撵打了出来。姜瓖不能再忍，勃然大怒，誓用鞑靼的血来洗刷耻辱，立即率亲兵到他府上见人就杀。吓得阿济格从城墙逃走了。”

不管哪种说法，大同守将姜瓖举起了反清的旗帜，“近自山西境内，远至陕甘，明代遗臣旧将，多起兵应之者”。

多尔衮派遣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进行围剿，后又率重兵亲征，围困大同数月，大同城内食尽，兵民饥饿，余兵无几。八月二十六日，姜瓖手下的总兵杨震威斩姜瓖并其兄姜琳、弟有光，携首献清。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下令：“斩献姜瓖的杨震威等二十三员及其家属并部兵，俱著留养。其余从逆官吏兵民尽行诛戳。将大同城垣撤去五尺。”即所谓“斩城问罪”，将明代大将徐达所建的大同城墙由原四丈二尺铲低五尺留下三丈七尺；各官衙府署不仅烧毁，还挖地数尺以惩“地罪”。城内除杀献姜瓖人头的杨震威等23员及其家属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尽行杀戮。

还有一种说法：除了个别寺院僧尼外，就连曾经明令保护的杨震威等23人及家眷也都被杀死。那是挨门逐户地搜杀，直杀到没有活人才罢手。邻近各府、县等地区亦遭屠戮，史称大同之屠。

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即，与大同大屠杀一起发生的还有朔州屠城、浑源屠城，杀得没有人了，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滴血的历史就是这样真实地发生了。始建于春秋时代的大同古城迅速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此外，还降罪雁门关以北、大同周边地区的民众，三年内不致仕，不录官。

大同屠城到底杀了多少人？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大同县志》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尽力遮盖真相，但是，一些档案资料，还是能看到只言片语，常见且有证据可查的一种说法：清军屠城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城破尽屠，无凭究拟”，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能见到“城破尽屠”四字的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满清执政的康熙年间，对于统治方法有着不同见解的康熙皇帝，认为多尔衮当年屠城实在不得人心，因而建圆通寺，为屠城中遇难的十余万军民、百姓之亡灵举办盛大超度法会。“十余万”的人数来源，应该也是一个估计出来的数字，因为杀的太干净，只能以战前战时拥有的大概人口数来判断，这是靠良知做出的估算。

据清《大同县志·寺庙》记载：“圆通寺，在西红门南，康熙三年（1663）建。”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圆通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寺名则来自佛经“重诸圆而通一体之精髓，以天上之净戒而宏其以利其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个名号之一就是“圆通大士”。

寺院能超度，但是超度不等于消业，最多只是展示怀柔政策，安抚民怨，让自己心安理得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圆通寺的建立会出现康熙三年和万历年间两种说法，应该是康熙年在万历年建造的圆通寺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并由此在满清统治的两百多年里，每年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大开庙门七天，全城满汉官员来这里拜祭亡魂，焚香念经以超度被屠城死难军民亡魂。

由此展开望去，翻开满清入关后的那段历史，类似的大屠杀还有很多，比如辽东之屠，著名的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还有赵州、畿南、保定、三河、昌平、济南、曹州、沙镇、汾州、太谷、沁州、开封、泽州、南阳、许昌、洛阳、归德、徐州、嘉兴、南京、嘉定、昆山、无锡、金华、舟山、苏州、海宁、常熟、泾县、徽州、绩溪、信丰、湘潭、南雄、潮州、沅江、赣州、南昌、平海、邵武、泉州、同安、厦门、永昌、曲靖、澄江、四川、潼关、蒲城、盩厔……这些不同的地名后面都有一个血淋淋的两个字“之屠”。

现在经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妄言：亡国与小老百姓无关。是这样吗？远的不说，只看看还在打仗的乌克兰那里，战争开始前，官贵富商争相逃离，换个地方继续他们享乐的生活，百姓却在战火中蹂躏。再看看眼前的大同，看看这些曾经发生过屠城的地方，如果你还敢说亡国与小老百姓无关，那已经不是有没有良知的问题，而是深入骨子的坏，是的，是坏种妄言以欺世为恶。所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清军入关只有二十万大军，造下如此杀业，何曾忏悔？没有救赎，无能消业，罪业纠缠，丑陋落幕，终被赶下历史舞台，对整个华夏民族欠下难以清偿的罪过。

历史的罪恶是掩盖不了的。有良知的文化人，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哪怕被监控着文字乃至书写方式，大凡也会留下一些破绽，给真实的历史做一个供后人掘墓的标记。即使没有话语权的老百姓，也有记录历史的方法，他们会把真实的历史隐藏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或者独特的地标物、建筑物、传承下来的某个仪式，留下线索，让后世的有心人按图索骥，揭开厚厚的尘埃黑幕。

另一方面，国人的历史记忆，常常也会携带某种抑恶扬善的美好愿景，连带着记载历史，除了迫于遮丑的政治考量，还有着“化解矛盾”的文化自愈基因在保持整个民族向前奋进。对此，有些人便以为这种历史自愈可以等同于抹去了恶之存在，不仅没了愧疚之心，还生出了再穿“黄马褂”，再度为恶的心思，岂不知这种抑恶扬善，仅仅只是“遮”丑，只是想旧事不再提，如果非要拂开历史的面纱，总会有这个或那个线索可以寻觅，从而揭开历史的那道伤疤，今昔对比，再起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