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湘鄂赣军区红军独立第三师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为红17军，由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下辖第1、第2和第3师，总兵力为3000多人。这是一次地方武装势力划入正规部队序列的改编行动，17军在湖北通山横石潭正式宣告成立。
然而，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存在的时间却异常短暂，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它就被撤销了番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红17军的军长张涛更是在这过程中叛变变节，投靠敌军成为营长，走上了与革命初衷背道而驰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后，张涛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安稳地当起了村长。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组织又为何对张涛如此宽容？
张涛加入红军
张涛投身红军，担任鄂东南红17军军长之时，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立下赫赫战绩，引起敌人的高度忌惮。与肖克、蔡会文、徐彦刚等人一同被列入“匪首”名单，成为高价通缉对象。
原名张高寿，张涛在湖南祁阳的贫困农家出生。为了生计，他加入湘军唐生智部，成为一方割据军人集团的一员。
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为主力。张涛跟随唐生智参与北伐，尤其在攻克武昌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卓越，立下了功绩。
北伐获胜后，尽管地方上仍有不同势力割据，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代表政权。在国民党调整改编部队时，张涛因能力出众受到提拔，加入国民革命军第36军2师4团教导队接受轮训。
在教导队中，张涛结识了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上级黄克诚，当时任政治教官。黄克诚是我国著名的开国大将，刚勇正直。张涛对黄克诚十分敬仰，从中汲取了许多正直勇敢的品质。
1930年，黄克诚决定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在他的动员下，张涛也做出了与之相同的选择。1930年春，张涛与黄克诚一同起义，经过多地辗转，最终于4月中旬抵达湖北阳新，正式加入工农红军，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联系。
初抵湖北阳新，张涛即受命领导红5军5纵队8大队，而黄克诚则继续担任其上级，担任红5军5纵队政委。在随后的围攻长沙战役中，张涛不负组织期望，英勇冲锋，然而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尽管后来被成功救治，但只能暂时移至后方平江疗养。
恢复健康后，张涛未能再继续随黄克诚，而是留在平江担任游击大队长，积极参与地方武装斗争。
随着红16军的成立，组织看中张涛一路上的出色表现，于1932年任命他为红16军副军长，晋升为副军级干部。不久后，鄂东南苏区重新组建独立三师，张涛晋升为独立三师师长，同时兼任鄂东南红军指挥分部总指挥和红军分校校长，肩负起多项重任。
可以说，这时的张涛已不再是仅仅是领导的进步士兵，而是成为了一名具备独当一面资格和能力的部队干部。
然而，实战考验仍在等待张涛。面对一些人对他是否能够有效指挥一支部队的担忧，1933年，当他接任湘鄂赣红17军军长后，一场严峻的考验就此展开。
张涛变节投靠敌军
湘鄂赣红17军，原本是以张涛领导的湘鄂赣军区独立三师为基础，再加入赣北独立师和河北指挥部，组建而成的一支红军部队。当时，红17军备受期待，被认为是我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组织为适应未来斗争形势进行的新战略布局的产物。
张涛作为独立三师的师长，在红17军成立时被任命为该军的军长，负责领导、训练和壮大这支部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可见一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1934年，张涛背叛了组织，变节投敌。
在这一年，作为红17军军长，他率领全军3000余人展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起初，红17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士气高昂。然而，当他们行军至王文驿时，由于轻敌而遭遇重大失利。
全军3000余人中，最终只有600多人成功冲出围困，红17军主力损失惨重，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红17军的军长，张涛对这次惨败负有责任。组织迅速罢免了他的职务，他也因此进入停职反省的阶段。
彼时，张涛因在战场上受伤，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待在那里等待组织的进一步决定。然而，就在他心情沉重地反思，并小心等待处罚的时候，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
原来，在苏联肃反的影响下，当时红军内部掀起了一场肃反扩大化的浪潮，导致许多杰出的红军将领被错误地处决。红17军也在这次战败中遭受重创，张涛的战友之一、原红17军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因其兄弟在国民政府任职而被举报“通敌”。
组织得知举报后，立即展开调查。叶金波首先受到隔离审查，随后，由于“通敌”的罪名被确立，他不幸遭到秘密处决。
由于当时张涛未能充分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他错误地认为叶金波纯粹因为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而受到处罚。这一误解动摇了他原有的革命信仰，也让他害怕自己会陷入同样的命运。
面对这一恐惧，张涛做出了逃离的决定，开始在河南一带过上了流亡的生活。
随着日本对华全面侵略，国内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张涛虽然渴望参与抗敌战斗，却因为害怕与原组织联系而选择投靠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中担任了营长的职务。
建国后成为村长
建国后，张涛投靠敌军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由于他的过去经历，国民党难以全盘信任他，反而对他持有一些怀疑态度，因此不愿意在关键职位安排他，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其次，无可否认，张涛的革命信仰已经动摇，立场也摇摆不定。从主观角度看，这使得他难以有所作为。
果然，在解放战争后期，面对蒋家王朝的崩溃，张涛拒绝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反而离开队伍，默默回到湖南祁阳老家开始务农。
新中国成立仅8天后，湖南祁阳被解放。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央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口背景调查，对参与解放战争的军民进行政治审查。
张涛深知自己无法逃脱审查，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他主动向当地党组织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当地党组织当然不会轻信张涛的陈述，迅速展开了对他过去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张涛叛逃并投靠敌军，但他并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也没有伤害过党内同志。
在自首时，他表现得坦诚，并表示悔过之意。考虑到这些因素，当地党组织决定给予张涛机会，未将其归为大陆的敌方奸细，而是上报，由上级来做最终决定。
张涛的老上级黄克诚得知情况后，考虑到他过去曾有过贡献，且在投敌后未对党造成实质危害，特别指示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张涛得以在老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
回到家后，正值党开始实施土改政策。在过去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涛就有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现在学习和掌握土改政策更是得心应手。
在他的带领下，所在村庄迅速完成土改工作，并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张涛因此在村里积累了一定的声望，最终被村民一致推选为村长。
在此期间，张涛曾向共产党提出重新加入的申请，然而，由于“抗战期间未在河南就近主动联系归队”这一历史错误，组织最终未同意他的申请。但张涛的老上级黄克诚一直关心他的发展，向地方政府指示要关照他，张涛甚至在退休后获得了一笔养老金。
这一切表明了组织的宽容和对过去功勋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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