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红军被迫展开万里长征之后，我军的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太好，尤其是在走过雪山和草地之后，饥肠辘辘的士兵甚至没钱吃饭。
那么红军长征过后，又是从哪里弄来军费的呢？当时连师长的工资都只有5元，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红军是哪来的钱招兵买马、补充装备的呢？
缺钱的开始
其实红军长征并不是一个突兀的决定，自1934年4月底决定大规模战略撤退至10月份正式开始长征之间，红军足足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在此过程中不仅扩充了红军，而且还累计获得了126.8万担粮食、80万元资金，甚至还有不少的黄金和金银珠宝，只不过金银珠宝难以带走，所以大多都被埋在了瑞金城外的山洞里。
当然募集到的粮食有一部分被留给了苏区人民，部队实际带走的只有92万担粮食，所以红军刚刚开始长征的时候，是不缺食物和钱的，当时累计共有92万吨粮食、80万现款以及一定的可支配资金。
直到长征两个月后，湘江战役爆发，红军才面临生死危机。
而我们携带的那些粮食和现款，到长征中期才逐步用完，不过凭借打土豪，士兵们还能够得到基本的物质保障，直到红军上雪山、过草地时才真正算得上是弹尽粮绝。
雪山和草地上没有土豪可以打，钱基本上已经花得差不多了，食物也为完全无法支撑那么多士兵的消耗，以至于红军只能够靠吃野草野菜维生。
而红军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靠的不是食物，而是意志和信仰，也正因如此，人们都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迹。
毛主席也评价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的确，长征意义非凡，但是经历之后的红军却犯了难，他们开始意识到缺钱了。
走过草地之后，情况有所缓解，红军再度可以依靠打土豪维持基本生存，但漫无目的的撤退也不是办法，所以毛主席1935年9月召开会议说了这样一番话，
“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到那里去。”
兄弟部队的支援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一番统计才发现他们竟然只有1000余元了，这点钱连维持部队里7000多人吃饭都很困难，就更不用说买装备进行训练了，让士兵们开垦耕种也不行，且不说战士们急需休整，当时也过了耕种的季节。
实在没办法，毛主席亲自给红15军军团长徐海东写了封欠条，
“海东同志，请你借2500元给中央来解决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
在这张欠条的下方，毛主席还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而徐海东看到这张欠条后，连忙拍了拍头，心中充满了自责。
他本该想到红军生活上有困难，并主动伸出援手才对，只不过由于当时疲于应对国民党，所以给忙忘了。
徐海东很快找来了自己部队里的供给部部长，当问清部队里还有7000元后，他直接将5000元送到了中央红军去，仅仅留下2000元给部队吃饭。
除此之外，他还给中央红区送去了大批的物资和军械，送去了自己部队里最精锐的骑兵团，也正是这些帮助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
倘若没有这5000元，中央红军当时还不知道要减员多少，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贡献，徐海东能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宋庆龄的倾囊相助
有了兄弟部队支援的5000元，中央红军顺利在陕北落足，但是这笔钱只够吃饭，想要买枪买炮、扩充人手、发展部队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毛主席又给宋庆龄女士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从中说和，帮助我党向宋子文借一笔钱。
宋家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而宋庆龄与宋子文又都是宋家人，毛主席想要通过宋庆龄借钱的思路没问题，而宋子文当时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确是个借钱的好人选。
只不过毛主席不知道宋庆龄与宋子文已经多年不曾联系。
宋庆龄虽然没有帮助我党跟宋子文借钱，但是她依旧尽全力帮助了中央红军，她抵押了房子，拿出了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的抚恤金，竭尽全力的为红军凑了5万美元。
有了这5万美元，红军才得以补充实力，顺利地度过了又一个低潮期。
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帮助
除了宋庆龄的倾囊相助外，共产国际也贡献了一份力。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苏联的共产国际就给予了我们一定的支持，据有关数据统计，在1931~1937年间，共产国际对我军的经济援助累计约为160万美元左右，钱不算多，但是帮助不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为了制衡日本，向中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绝大部分都落入到了国民党的口袋里，总金额达到上千万美元。
至于我军受到的援助就很少了，在二三十万美元左右，累计不超过200万美元，这还是受到了苏德战争爆发的影响。
倘若不是斯大林畏惧两面受敌，早在就蒋介石的问题产生分歧后，恐怕我们终究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而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妥协是正确的，红军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建立，因此从1937年起，蒋介石也就开始按月给共产党发放抗日补助。
每月支援经费大约在20~30万左右，这笔钱这样也不小，在我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作战中，都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令人惋惜的是，自1941年开始国共关系再生摩擦，在蒋介石的暗示下，国民党将领开始克扣这笔支援，以至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军将士们过得十分拮据。
自力更生：大生产运动
蒋介石克扣军费无疑是想要遏制我党军队的发展，只不过他没想到，很快我党就找到了破局之策。
王震和他麾下了359旅在进入南泥湾地区后，进行了对我军意义深远地“大生产运动”，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
大生产运动之风一起，延安军民也就找到了能够养活自己的路子，所有边区军民都投入到了这场生产运动中去。
这不仅给民众提供了粮食，给军队提供了军费，而且还让战士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
这样一来，我党也就逐步摆脱了蒋介石的“经济制裁”，属于人民的军队开始高速发展起来，短短数年的时间里，我军在敌后战场上便大放异彩，逐步取代了国民党军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可以说，无论是兄弟部队的支援、宋庆龄女士的慷慨解囊，还是共产国际以及国民党的帮助，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军长征过后经费短缺的问题。
直到“大生产运动”兴起过后，我军最终才走上正确的道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就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对于徐海东、宋庆龄等人的贡献我们也应当铭记，因为正是他们，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无私奉献的爱国人士的支持，我党才能走过一个又一个“低谷”，将“羊肠小道”走成“通天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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