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
马克思《资本论》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常被看作是对资本本质的一般断言，但那句话其实是有特指的，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诞生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尤其是和三角贸易相关的奴隶制度：工业革命的原动力之一，就来自奴隶们的血和泪。
当然，对奴隶的剥削再残酷，也不会自动催生资本主义，否则罗马帝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近代西欧在海外的殖民地之所以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就是因为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制度：在远途贸易的基础上，通过资本和强制的结合，迫使劳动力集中生产欧洲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尤其是蔗糖、烟草和棉花），从中攫取丰厚的利润。
这种劳作艰苦、单调但不需要复杂的技能，为确保利润最大化还得尽可能地压低劳动力成本，这就使得强制劳动成为殖民者们的最优选择——实际上，当时相对自由、自给自足的北美殖民地小农生产者是无法与使用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相竞争的。这一系列的海外领地使英国构筑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通过关税保护自己，在帝国内部维持贸易垄断，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英国不是这项制度的发明者（那应该归功于葡萄牙人），但当它十七世纪逐渐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帝国时，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对它的重要性也就与日俱增。那不仅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还能对外输出过剩的人口和资本，大大强化英国的力量，这就有必要维护和促进对非洲的奴隶贸易——在1783年之前的一两百年里，这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奴隶贸易自由甚至被确认为英国人天经地义的基本权利。
在1500—1880年间，约有1000万非洲黑人，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被运送到美洲，他们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几乎所有权利，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为新世界的诞生打下了地基。十八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曾说，大英帝国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上层建筑是美洲贸易和制海权，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
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后第一任总理的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在其成名作《生而无权：资本主义与奴隶制》（这也是他在牛津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中雄辩地证明，在大西洋两岸的长期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利润，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动力：“1750年以前，几乎英国的每一个贸易市镇或者工业市镇都与三角贸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贸易有关系。从这些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英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
《生而无权：资本主义与奴隶制》
[特多]埃里克·威廉斯 | 著
陆志宝 彭坤元 张晓华|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4月
他的这一观点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逻辑链：蔗糖催生出奴隶贸易，奴隶贸易让英国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进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这一结论分开来看，疑问都不大，更无人质疑奴隶制的罪恶和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但合在一起，争议就大了：奴隶贸易是英国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吗？没有奴隶贸易积累的财富，工业革命就无法诞生吗？
试想一下：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殖民帝国卷入奴隶贸易更早，也同样积累了巨额利润，但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它们那里？不仅如此，这些海外攫夺的金钱甚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有了源源不断的雄厚财源，国王不必再要求议会批准拨款，葡萄牙竟曾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都不曾召开议会，若昂五世坐拥巨富，“便能忽视葡萄牙国内经济中所有旧有的结构性问题”（《葡萄牙史》）；在西班牙，美洲财富的涌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更多的是用于消费而非投资再生产。其结果，到十九世纪，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已经成了西欧人眼里的穷表亲。
因此，问题的关键可能还不在于英国人通过奴隶贸易积累了多少资本，而是他们率先形成了一套良性的机制，特别是这些利润并不只是落入国王为代表的旧贵族囊中，更不只是消耗在征战和挥霍上。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这样的港口城市都因贩奴而得以兴盛起来，几乎每个市民都卷入了这样的海外投资热潮中，由此而来的资本积累又刺激了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中心的制造业。英国本国的市场太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但新的工业生产从一开始就与整个世界市场紧密相关，英国也因此成了第一个“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需要世界市场，工业资本家所以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既掌握了生产，又控制了流通渠道，全世界都成了它的大市场，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流动，那为什么还有必要浪费人力财力去维持殖民地？这样一来，原本重商主义的信条就成了绊脚石，因为这意味着明明有古巴、巴西等地更便宜的蔗糖，却还要花更高的价格买入巴巴多斯等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原料。不仅如此，当维持这些殖民地不再有利可图时，连种植园的奴隶制度和殖民地本身也都成了负累。
顺着这一思路，埃里克·威廉斯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结论：奴隶制推动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而后者又成了奴隶制的掘墓人。早在1846年英国对西印度群岛蔗糖生产商优惠关税落幕之前，整个系统就已经毫无利润可言，奴隶制之所以遭到废除，是因为它已经大大落伍于工业时代，无力与现代工业生产竞争，因此，终结奴隶制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人道主义的进步。
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虽然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味道，但不失为一家之言，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然而在当时激发了激烈的大讨论，英国人尤其不能接受“废除奴隶制的推动力量不是英国人的高尚情操”这种看法，以至于他这部名作当时被出版商拒绝出版。当然，奴隶制的废除就像它的建立一样，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的事件，人道主义的推动、美国革命等新思想意识的影响、奴隶自身的反抗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废除奴隶制之所以能被当时的英国接受，确实是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
同情奴隶处境的人道主义说到底是“触动灵魂”，但废除奴隶制对大量有权有势的奴隶贩子来说可是“触动利益”，有道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如果相信是人道主义终结了奴隶制，那就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去做一件有损他们利益的事？
事实上，一贯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由于大量封有贵族头衔的议员都与奴隶贸易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而本能地反对废除奴隶制。不仅如此，很长时间里，英国人对“利益”和“道德”是分开来看待的：一个体面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并没有被看作是可耻的、罪恶的，相反，这些勾当完全无损于他们的公共形象，甚至被广泛赞誉为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人们良心发现，金盆洗手，这可想而知有多难。
最终，并不是抱有旧观念的人悔悟了，而是持有新观念的人崛起了。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兰开夏郡的棉纺集团在改革后的议会中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投票集团，他们与早先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针锋相对，支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作为殖民主义基础的整个垄断制度，抨击这套体系是过时的、罪恶的，而英国工业要继续往前发展，就必须抛弃它。
奴隶制度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它依附于原有的一整套经济体系，那曾经让英国的财富得以增值，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和动力，但在1750年后，它在工业资本主义面前不仅越来越无足轻重，甚且格格不入，只能为后者让路。这样的时代变动是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就像手工业在现代工业生产面前必然会衰落一样，越是太过成功适应旧模式的做法，就越难适应并整合进新模式，结果就是只能废除了事。
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同力量的复杂合力最终推动着奴隶制度这一黑暗的体系走向尾声：“到1833年，形势已经很明朗：或者靠上面来解放奴隶，或者由下面来解放奴隶。总之，是非解放不可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垄断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者在英国教会所做的鼓动宣传，以及议会大厅里的相互攻讦和辩论，现在终于在奴隶自己决心起来争取自由的情况下，实现了奴隶的解放。黑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财富，而财富的不断增长终于促使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
看起来，这一幕诚然令人欣慰，也更像是道德胜利的凯歌：正义的实现，正是因为无数受压迫的人催生了新世界，而这又带来了解放。不过，如果说这是道义的胜利，那最好小心这是什么意义上的胜利。正如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所写的，奴隶解放把当时的英国放在了特殊的道德水平线上，成了帝国的一股新的推动力，因为这意味着英国的基督教精神可以让全世界变得更好，从根源上消除无知、邪恶和愚昧，这样，“奴隶制的终结具有双重仪式意义：它既是旧帝国的葬礼，也是新帝国的献祭”。很快，全世界就会发现，相比起以前那个无情追逐利益的旧帝国，这个追逐权力并以道德权威自诩的新帝国更加咄咄逼人。
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应该承认，虽然英国人张口闭口谈“利益”的架势可能让人不舒服，但也正是这让他们能及早顺应时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理性决定。至少他们在看清奴隶制度已无利可图时就能断然放弃，不像历史上的大多数帝国，哪怕在经济上毫无益处，为了权力和“荣耀”也要死死抓住那些偏远的领地不放。在战后的殖民地解放浪潮中，英国是列强中最能认清并接受现实的，这又岂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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