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冰川、气候不再只是宏观的研究，融入了一个地域的生活与文明。
2024年，“极端气候”通过一桩桩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
2月冻雨席卷全国11个省份，5月暴雨诱发广东高速塌陷，河南却遭遇严重大旱，6月湖南洞庭湖突破警戒水位，7月四川雅安发生泥石流......洪涝、干旱、山火、自然灾害逐渐变成频发的威胁。
在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之后，不禁要问：气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极端变化与影响，人们又能对此做些什么？
问题的答案长期存在于科学家的宏观解答。这一次，我们走进那些真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当地，试图从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线索。
2020年，刚进入生态保护组织工作的仁钦华吉走进黄河源区阿尼玛卿雪山。她发现，气候变化是学者手里的数据，却是当地人具体的记忆。
牧民华青难忘童年时，第一次在雪山上为牛羊转场。“整座山都是白白的，真美。”长大后的他感到困惑，为何积雪每年都在消失，家乡变得与曾经不同？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沈永平已关注冰川30余年。“冰川对气候的变化特别敏感。”他指出，从1960年到2020年，黄河源气温上升约2.2摄氏度。该地区的哈龙冰川在30年间退缩了1200多米。冰崩灾害随之更加频繁，成了洪水与泥石流的源头。“很多牧民不了解这些灾害，仍然觉得离他们很远。”
“牧民天天看着雪山变化，不知道怎么用科学表达。”在一次次走访中，仁钦华吉意识到科研的最终目标，是让生活在当地的人自己去保护家乡。她所在的组织带着越来越多的牧民参与冰川和气候的监测，思考如何应对与保护。
当科学与人的联结逐渐形成，冰川、气候不再只是宏观的研究，融入一个地域的生活与文明。知识转变成行动，拥有了落地的意义。
消融的冰川
此前仁钦华吉对气候的认知来自学术知识。
“我不知道气候变化对当地老百姓有什么影响？”仁钦华吉的大学专业是发展社会学。当她接到入职电话时，那头对生态保护工作滔滔不绝，她的心里只想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仁钦华吉先找到环境科学的教授，开了个线上会议。“你得先问问人的感受。”对方说。于是仁钦华吉列出了二十几个研究问题，想从当地寻找答案。她了解到，阿尼玛卿是个特殊的区域，山脚下的海拔有4000多米，干旱少雨、生态脆弱。但当地人世代放牧，依赖着自然生存。
走访刚开始，仁钦的想象就被打破了。她的问题得不到科学答案，而是一个个生活的细节。
“气候是什么？”对面的牧民有些疑惑，“我不知道。”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不过和小时候相比，天气的确有很大不同。他摩挲着手臂做出瑟缩状，语气激动，“有时候天气冷得受不了，有时候却热得要死，一到中午太阳好像就变低了，紫外线可太强了！”
53岁的华青是仁钦华吉接触到的第一位牧民，从小便在雪山脚下的东倾沟乡长大。在他的经验里，气温的剧烈变化出现在2000年左右，在2013年之后尤其明显。“以前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气温都很稳定。现在温度经常从零上10（摄氏度）直接就掉到零下20、30（摄氏度）。”华青嘟囔道，“天气预报一点也不准。”
但他指出，更显著的变化是冰川在消融。
1986年，华青跟随家人在阿尼玛卿雪山转场。整整一个星期里，他被白茫茫的积雪包围。此后华青每年都会去山上，却看着积雪的界限往上，山腰在一点点“变秃”。他用肉眼估计一番，从1986年到2015年前后，在雪山的同一个地点，冰川融化可能有一千多米。
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一些牧民说，雪退了几十米，另一些牧民说是几百米。57岁的昂保加站在阿尼玛卿山的当雄冰川下，指了指远处的砂石堆，那里离现在的积雪已经有数百米远。“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雪还在砂石堆的位置。”
“我们都担心着。”牧民们纷纷强调，冰川联系着他们的生计。
昂保加说，冰川融水是当地河流的重要补给，水是牧区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的动物啊，山啊，草啊，都靠这水来养着。”昂保加反复念叨，“水要是没了，我们就完蛋了！”
对此有牧民和仁钦华吉表示，现在河床已经变宽，河道里的水流量却越来越小；另一些人埋怨，以前冬天水流很大，河道不会结冰，现在冬天，人们在几条河流上敲开薄薄一层冰，十几公里都是干涸的，牛羊取水变得困难。
“为什么呢？怎么办呢？”大家反问道。
仁钦华吉发现，牧民有数不清的观察，但应该做什么，谁也没有科学的答案。
背后的担忧
仁钦华吉看过许多论文，其中便有沈永平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沈永平已经观察到冰川的消融。当时他在雪山冰川上的站点驻守，眼看着原先连成一片的冰川分成两半，高大的冰塔林变成碎石。“萎缩得特别厉害。”沈永平有些疑惑，在他的专业知识里，冰川几乎不会受到人为活动影响，是一个自然改变的过程。
直到2000年左右，他从气候变化里找到线索。
沈永平的老师在一篇论文上发现，新疆博斯腾湖的水位此前一直下降，突然从1986年开始上升。“会不会是气候转型的缘故？”他们决定到实地看看，这时湖泊的水位已经涨了三米多，淹没了湖边的栈道、沙丘。沈永平一行和当地的水文部门、气象部门调取各种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结果：中国西北干旱区的气候已经从暖干向暖湿转变。
沈永平解释，青藏高原本身对气候变化就有放大效应，气温在高原的上升幅度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何况60多年来，黄河源的升温幅度要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区域。
“冰川退缩是气候变化最直观的指示。”沈永平指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10年左右，全国冰川退缩在22%以上，一些地方的冰川退缩超过了30%。“可以说近十几年，是近几十年来冰川变化最明显的时段。”
对此沈永平感慨，冰川看似遥远，却联结着整个下游的水源。
原本在西北干旱区，冰川融水可以弥补降水的不足，对河流有调节作用。尽管冰川消融短期内会增加水源供给，随着冰川越来越少，调节作用也会越来越弱。“现在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冰川已经过了融水的峰值，另一些冰川会在20到50年后达到峰值。”
更令他担忧的是，冰川消融正成为许多自然灾害的源头。
在沈永平的描述里，随着气候变暖，一些冰川突然间就前进了七、八十米。冰川裂缝越来越大，后壁越来越陡，从而引发冰崩灾害。“啪地一下就发生了，防也防不住。”他说，这些冰层在滚落的过程中会混合山上的泥土形成泥石流、洪水，严重的话就会冲毁公路与桥梁，影响下游的村庄。“形成一条完整的灾害链条。”
沈永平曾亲身经历过危险的发生。他在新疆喀喇昆仑山科考时，听到一声巨响。海拔8200米处的冰块突然断裂，和山上的积雪变成粉状的云朵，一直滚落了四、五千米，越滚越大，最后停在了沈永平的帐篷外。
此后每当沈永平去雪山科考，他总会和牧民们聊天，说起自己对灾害的担忧。但对方摇摇头，觉得这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过去冰崩灾害确实稀有，现在越来越多，变成了一种常态。”沈永平说，实际上仅在黄河源阿尼玛卿雪山地区，2004年、2007年都曾发生过冰崩灾害，后面陆陆续续又发生了好多次。
意识与监测
2016年，阿尼玛卿雪山发生了十年间第三次大规模冰崩。冰层从海拔5900米的冰川顶部顺势而下，将河谷阻塞形成了堰塞湖，随时有溃决的风险。
当时华青在雪山上，亲眼见到了冰川的垮塌。“那些年夏天的泥石流也更频繁了，大的小的加起来每年有两三次，以前都没有的。”华青仍记得，土就从山上倾泻下来，掩埋了山脚的草场。在一次泥石流里，两户牧民的家被冲毁。
华青开始认识到，冰川融化会造成生存的威胁。
同年，华青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仁钦华吉所在的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次得知了“气候变化”的名词。当时他和保护工作者在山上待了一周，第一次对积雪的高度做出标记。“其实我不知道（标记）目的是什么，只想通过雪线，看到家乡真实的变化。”华青说。
当仁钦华吉加入组织时，雪线监测已经开展了四年。
早上刚过五点，当地牧民便开车带着仁钦华吉一行进入雪山深处。仁钦华吉爬上冰川，找到白色冰川与褐色山体的分界，也就是牧民口中的雪线。她在雪线的位置上找到一块石头，在表面喷上年份的红漆，或插上经幡。
仁钦华吉得留心脚下的路，冰川之间有许多大缝隙，不小心会陷进去。上午还是晴空，下午就会飘起大雪。“有一年选好的小石头，因为冰川融化冻土很松，第二年石块直接滚落下山没了踪影。”等到晚上七八点，天色变暗，一行人才从冰川折返。
仁钦华吉解释，雪线监测一般在每年的8月到9月之间，有三个点位，分布在阿尼玛卿山三条不同的冰川上：两条在阿尼玛卿山的南坡，一条在北坡。华青挑走了最难的点位，在5200多米海拔的高度，他得待上两天。
第二年，仁钦华吉和华青爬上相同的冰川，拿出卷尺，测量如今雪线与去年石头之间的距离，周而复始，从而统计出雪线的退缩。
华青记下每次的雪线高度，开始对冰川融化有了数据概念。他列举，在他监测的点位上，雪线每年退缩的程度都有所不同。在2016年到2021年之间，雪线退缩有146米，其中2019年到2020年是冰川融化最明显的年份，退了60多米。这两年随着冰川消融的速度越来越快，两年间雪线的退缩已经在200米以上。
仁钦华吉和同事把这些数据做成图示。在图片上，阿尼玛卿山最高处的海拔是6200米，而2021年的雪线已经到了5200米的位置。“如果按目前每年10多米的退缩速度，再过一百年，冰川就会彻底消失。”
“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在做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数据更精准。”仁钦华吉强调，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启发下，牧民进行朴实的监测，只需要了解冰川融化的大致趋势，便会看到气候变暖带来的结果。“这是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的科学。”
主动、行动
不过，仁钦华吉有了新的难题。
她意识到，知识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和专家，最多是提供支持和建议，没有办法真正做些什么。当地人才是改变最主要的力量。”
仁钦华吉有些忧愁，尽管她也是藏族人，生活和表达仍然和黄河源区有许多差异，很难真正融入社区。她只得找到华青帮忙。
华青解释，自然在当地比起科学，更多时候是地区的文化。他和牧民们不会讲气候，而是说起，阿尼玛卿山是我们的神山，冰川是很神圣的象征。有了冰川，就有了我们这儿千千万万的的水，汇聚到黄河，有了我们的牛羊、草地。
“大家不懂监测。但大家都喜欢拍照。”2021年，华青和仁钦华吉动员了经常待在雪山上的牧民，成立了当地的气候监测小组，每天会拍摄身边特殊的物候变化，标注上日期、海拔以及变化的细节。
很快仁钦华吉发现，在雪线之外，牧民们想要主动做更多的监测。
一些牧民和仁钦吉分享，“好奇怪哦，怎么又有了变化，我想要继续观察观察。”“现在我每次去放牛，都不觉得无聊了，每天我都有新的发现。”
和此前原始的监测手段不同，每个月底，仁钦华吉会收到牧民发来满满一个月的照片。她把大家喜欢观察的要素记录下来，变成牧民们“听得懂、本土化”的科学指标：冰川、降水、植被、野生动物。又将每一位牧民的信息加上GPS定位，反馈给环境科学的教授。
“很多指标能和科学的证据对应上。”仁钦华吉说，牧民反映灌木已经侵占了草场，结果放到遥感图像一看，在30年间，该区域的灌木丛的确在扩张。牧民们还有许多令她意想不到的发现，环境专家们根据这些发现去做文献收集、田野调查，最后变成科研的线索。
如今，牧民们不再满足于感受，更想“做些什么”。
仁钦华吉说，尽管气候变化很难逆转，牧民们已经有了应对、保护的行动。一些人想到今年冬天或许会有自然灾害，提前买好了过冬的牧草和饲料，做好防灾减灾的准备。
另一些牧民和华青一起，轮流看守水源，捡拾河流边的垃圾。他们将每一座水源地的民间故事记录下来，做成了黄河源水文和水系调查的本底资料库。
闲暇时，华青会一个人待在帐篷里。他用泡沫搭建了一座阿尼玛卿山的模型，凭着记忆涂画出每一座山峰和曾经的雪线。每当看到模型，他都能想起童年和家人相处的时光。现在华青的父亲和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母亲搬到很远的县城。
每年总有游客、教授、当地的孩子来到雪山脚下。华青带着他们看模型和监测的照片，讲解起雪山的改变。华青说，有人理解了冰川科学，有些人把阿尼玛卿雪山放进了自己的科研目录，也有不少人重新认识了家乡的文化。
好像没那么寂寞了，华青笑道。
后记：科学的纽带
和华青一样，仁钦华吉与沈永平也在保护中寻找着消失的记忆。
小时候，仁钦华吉曾在牧场里长大。小学毕业前的每个暑假，仁钦华吉都会跟着父母回到山上放牧。她笑道，小时候的自己很少留意过身边的环境，觉得一切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直到小学毕业，仁钦华吉去山下读了寄宿制的学校。恰逢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她的家乡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半农半牧的社区彻底放弃了畜牧业，变成了一个农业社区。从那之后，仁钦华吉也去上学、工作、成家，定居在了大城市里。游牧成了一段遥远的记忆。
2020年，成为保护工作者的仁钦华吉坐着车，从西宁市区一路开到阿尼玛卿雪山，当沿路的风景从光秃秃的大山戈壁演变为广袤草原，她又有了熟悉的感觉。
半年、一年，本想着看看世界的仁钦华吉，在一次次与牧民的走访、相处里重新亲近了自然。“原来牧民的生活是这样的。”仁钦华吉发现，自己与自然被割裂的关系，在这些牧民的身上重新拼凑起来。
她从懵懂，开始想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去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保护对牧民来说应该是件很天然的事。”仁钦华吉说，有了冰川、山水才有了放牧的收入来源。冰川保护的源头是当地世代相传的游牧文明。
另一头，冰川也成了沈永平生活的一部分。
沈永平对冰川的记忆开始于1985年的一天。他从电视上看到了冰川队在祁连山的科考纪录片。那时他一下子被屏幕里的壮丽冰川所吸引。当时在国内，冰川学还是冷门的学科，地质学专业的沈永只得在图书馆里泡了三个多月自学，最后通过了中科院的考试。
1984年，沈永平第一次到青藏高原做冰川科考，冰川从电视进入了现实。他在科考笔记中写到，“想象中的冰川和真实的冰川的确不一样。踏过一道道难关，置身于冰川之中，生活于冰川之中，真正了解了它的涵义和功能，你就会喜欢上青藏高原，你就有了高原情结。”
他每次坐飞机都会选在小弦窗的旁边，拍底下的冰川。他慢慢能够叫出每一座山和冰川的名字，却同时在科考里，看着这些冰川一点点消融，美丽的冰塔林成了光秃秃的山脊。
沈永平在雪山脚下跑得多了，聊得多了，也对牧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冰川、气候是实实在在地在变化，影响着周围的人。”
如今每年，年过六十的沈永平仍然会青藏高原，带着各行各业的人走上冰川。“赶紧看看吧。”他对身边的人说，自己却有些不忍心再看。“非常非常伤心。”沈永平真怕有一天，这些冰川只能他的手机相册里找到，和曾经的科考时光一同变成记忆。
一年年里，从牧民、保护者到研究专家，冰川、气候串起了一条科学的纽带，也串联了许多人生片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