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制造轮胎的关键原料橡胶供不应求，其国际价格一路飙升，而彼时最大的橡胶进口国是美国。
在 1908 年，美国的橡胶进口额达到了五千七百万万美元；到了 1909 年，这数额更是猛涨至 七千万美元。
那么，在东南亚开设橡胶种植园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
橡胶的主要产地在东南亚。
当时东南亚有着规模庞大的华商群体，在东南亚经商的欧洲人，也多参与对华贸易。
所以，他们首要融资之地，并非伦敦，而是大清国，确切地说，是早期的上海股市。
只因橡胶国际价格持续上涨，于是在华的外国银行，放宽了贷款炒股的门槛。
倘若客户以橡胶公司股票作抵押，放款的比例高得惊人。
比如，市值一千两银子的橡胶公司股票抵押给银行，外资银行能放出八百两的贷款。
外国银行开了此等先例之后，中国本地的大量钱庄，也纷纷跟进。
大量的资金如潮水般涌入股市，涌向橡胶及橡胶周边类的股票。于是在 1909 年至 1910 年，上海股市掀起了一波汹涌的大牛市。
在这波牛市中，华商投入上海股市的资金约为 2600 万至 3000 万两白银，投入伦敦股市的资金在 1400 万两银子以上，总额达 4000 万至 4500 万两银子。
在今天看来，这数额或许不算巨大，可在当时，却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风险更大的是，钱庄不仅借钱给人炒股，自己竟也买入橡胶公司股票来炒。
在那个时代，清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知识极度匮乏，尚未对银行直接炒股作出限制。
因而，钱庄不但拿着储户的钱去炒股，甚至还向外国银行拆借资金来炒股，如此操作在这波牛市中，积累了巨大的风险。
更为要命的是，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不好好修铁路，竟也动起了歪脑筋，想借着这波牛市大捞一笔，于是挪用本应用于修铁路的股本去炒股。
然而，打脸的事来得太快。
1910 年，美国实施对橡胶限制消费的政策，致使国际市场橡胶需求量骤降，橡胶价格大幅下跌。
于是，上海和伦敦的橡胶公司类股票崩盘，这给中国的银行和钱庄带来了灭顶之灾。
1910 年初，上海共有 91 家钱庄，这次股灾倒闭的达到了 48 家，超过半数，亏损总额将近 2000 万两白银。
银行倒闭，意味着储户的钱打了水漂，这引发了储户们大恐慌。
清政府赶忙从官办银行调集资金，向其他民营银行及外国银行借款，并拿出部分地方财政资金来救助储户。
当时清政府的思路很清晰，需先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以维持基本的金融秩序。
这一举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稳定人心的作用，因而这次的上海股市崩盘，并未直接引发社会的动乱，却引发了严重的后遗症。
而这一后遗症，恰是引发之后社会动乱的根源，问题就出在川汉铁路公司身上。
川汉铁路公司在这次股市崩盘中，亏损了 300 万两银子，公司管理层害怕被股东知道，极力掩盖，使得铁路修建进程极为迟缓。
清政府为挽救此次金融危机，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又向外国银行借款，而借款需以盐税等财政收入作为抵押。
税收上来后，需先扣除还款部分，剩余资金才能上调中央财政。因此，挽救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财政收入。
于是，邮船部尚书盛宣怀想到了一个法子，就是做大做强国企，充当财政的奶牛。
当时中国正处于铁路建设的高峰期，民营铁路公司众多，却普遍缺乏监管，效率低下，川汉铁路公司便是如此。
他们向民间发行股票，筹集了资金，铁路却迟迟不见动静，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盛宣怀遂推出铁路国有化政策，要将民营铁路公司变为国营公司。
他的办法是将原来民营铁路公司的股票置换成国有铁路公司的股票。
盛宣怀此招一出，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又动起了歪心思，把在上海股市亏损的 300 万两银子并入给清廷的换股报价中，要让政府来背锅。
但盛宣怀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便看穿了。
他表示：“经查账，川汉铁路公司修建铁路共花 400 万两银子，账上还剩股本 700 万两银子。我只认这 1100 万两银子，置换的股票也按此数额计算。至于你们亏掉的那 300 万，我不认，你们自己想法子解决。”
这下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急眼了，如果让股东知道他们挪用股本炒股且亏损了一笔巨款，必然会被生吞活剥。
于是，他们发动笔杆子，称清政府要低价接盘公司股份，要把小股东当韭菜割了。
股东们一听，怒不可遏，宣称誓要坚决保卫股权，四川保路运动就此爆发。
保路运动兴起后，湖北新军被调入四川镇压，致使武汉空虚，革命党人趁势而起，大清就这样完了。
这可算作是一次股灾导致改朝换代的事件，也是中国有现代股票交易市场以来的第一场股灾。
从股市主体层面来看，倘若人们都怀着当年川汉铁路公司那般心思。
修铁路的不好好修铁路，而是挪用修铁路的钱去炒股，只想趁着牛市狠捞一笔。
若是社会上的人都是这般心态，崩盘也就不远了。股票崩盘，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光绪九年（1883 年），大清帝国陷入一场全民投机的疯狂之中。
彼时，股票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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