呔商历史文化基础：
明末清初冀东商品经济样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张心雨 周建波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周子超
【摘要】
呔商以冀东永平府为起源地，为近代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呔商的兴起源于明末清初以来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冀东“耕织鱼盐”经济模式，滦河、渤海的传统水运培育冀东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而农牧交界的地理位置形成冀东百姓包容开放的商业氛围。在以上因素作用下，冀东商品经济传统逐渐形成。冀东商品经济的主要特点为，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和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格局，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与口外地区，与此同时服务于商业的牙行、典当业已经出现。在明末清初边禁趋缓的背景下，冀东商人觉察到关内关外的潜藏商机，毅然投身于闯关东大潮，开启百年呔商辉煌商史。
【关键词】
呔商；明末清初；商品经济；河海运输；码头集市
呔商为“老呔商帮”的简称，其中“老呔”为乐亭的谐音，是近代以来东北人对以直隶乐亭县为核心，包括附近滦州、昌黎，甚至临榆、抚宁、迁安等永平府所属州县闯关东经商群体的俗称。呔商于晚清民国时期已经广泛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对近代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由河北到东北地区创业的不可忽视的生力军。”（１）从长春“益发合”、哈尔滨“同记”、到四平“义和”等企业，再到近代银行与新式工厂的创办，东北大小城镇遍布数以千计的呔商商号，涌现了像武百祥、孙秀三、刘新亭、刘临阁、杨焕亭等一大批商界英才，缔造了百年辉煌商史。
呔商对于近代我国东北工商业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先行研究分别围绕呔商代表武百祥的经营思想（2-3）、呔商的经营管理理念（4-5）、呔商文化兴衰（6-8）、呔商与职业教育（9）等问题展开，取得研究成果。但目前呔商历史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呔商兴起的历史渊源问题，研究仍有不足。呔商之所以能够在冀东地区产生，根源在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塑造出的商品经济传统，以及明末清初以来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遗憾的是，学界对此问题关注寥寥，鲜少有专门论述。因此，本文利用历史资料，以呔商发源地冀东永平府为中心，具体分析明末清初冀东地区商品经济传统的形成过程以及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边禁政策对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商业史路径依赖的视角揭示冀东传统商品经济与近代呔商之间的渊源。
一、冀东商品经济传统的形成
我国冀东地区的商品经济传统与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冀东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倚燕山，靠近长城边关，位处草原游牧文明和内地农耕文明的交界地带；南临渤海多良港，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其境内有清河、滦河流过，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当地在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与地理区位，衍生出具有特色的商品经济传统。
（一）临河傍海的自然环境形塑冀东“耕织鱼盐”经济模式
在传统农业社会较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农耕经济的发展“看天吃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冀东地区水源充沛、有大片地势平缓的河流冲积平原，但滦河在历史上发生数次改道，造成河水漫灌，淹没农田；沿海地带则多发海潮，导致海水倒灌与沿海大量农田盐碱化，成为斥卤之地。加之还有不定期发生的虫害、旱灾，让冀东地区的农耕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以情况最为突出的乐亭县为例，该县位于滦河入海口处，史载乐亭“田苦不广，且沙卤相半。”并且“邑东南近海，西北临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计入。”（10）65,363，意思是说，乐亭县可耕地数量屈指可数，因位于河流下游入海口处，河道更易频繁，其土地非沙地即卤碱地，甚为百姓所苦。然而农业的受限并不意味着山穷水尽，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冀东百姓摸索出了一条“耕织”与“鱼盐”互补的经济模式。
男耕女织，是指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男子种田、女子织布的家庭分工劳动。纺织的主要原材料为棉花，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到了明朝末年，滦河流域下游地区已非常适宜种棉。冀东地区既是棉花产区，棉纺织品自然为其地方特产。冀东各州县之农家，突破了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而进一步衍生出男织女纺的协作模式。农忙之时，男人下田耕作；农闲之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10）192冀东民间手工业所产纺织品，除少量自用之外，其他则用于交换，以布易粟，用于改善生活条件，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粮食不足的问题。
冀东盐业发展历史悠久，至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明代以后，永平府境内形成四座较大盐场，分别为济民场、石碑场、惠民场和归化场。这些盐场有绵延数百里之广的规模，产盐质量较高，在京津一带颇有影响力。冀东盐除供应本地百姓食用，还上供朝廷、以及各藩王府邸使用。史称永平府盐“其白盐形散色洁，以上供内府及藩府京用，此惟正之供也。”（11）160明清时期，盐业为官方经营，由政府招募商贾，向盐商发行盐引以行盐。盐商借贩盐获得收益，当地人靠充当灶丁起灶煎煮海盐为生，官府通过纳课征银，获得税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贩售与课税流程。冀东渔业资源同样丰富，《永平府志》记载，当地特产“鳞介类”(即鱼贝类)水产有68种之多，并且质量极高。乐亭沿海，“鱼出海甚贱，至城邑则贵，海错之鲜者惟乐城(乐亭)有之。”（11）60证明渔获具有很高商业价值。
“耕”象征农耕，“织”象征传统手工业，“鱼盐”象征土产贸易，耕织与鱼盐在冀东地区共同存在，相互补充。在经营方式上，农业、手工业、渔业和盐业同商业贸易均产生十分密切的关系。农业生产中存在粮不足食的问题，需要通过商人购买；手工业产品除少量自家使用外，其剩余产品则投入市场获取收益；渔户盐户多沿海居住，因地不宜耕种，须寻找农耕外的谋生方式。特别是“鱼盐”，靠海吃海的关系使不少人走上了向大海讨生活的道路。食盐除本地民户自用外，多余出产者需由盐商办运，行销周边，贸易所得由官府征税。这使得渔民、盐户、盐商的谋生方式具备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故以渔盐为生者多转变为商贸，这也是冀东南部临海地区如乐亭县等地经商氛围明显浓于北部山区的原因，以致晚清民国到东北经商者以乐亭为核心，不仅多而且更有作为，如孙秀三、赵汉臣、武百祥、母海岳、李云亭、王玉堂等，都是从乐亭县走出去的成功商人。
(二)滦河渤海的传统航运培育商品经济观念
冀东百姓从商，与当地滦河渤海的传统航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便利的交通能够加速人与物的流通，进一步促进民间的商品交换，培育冀东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冀东地区位于中央王朝的北部边疆，地处僻远。滦河水面宽阔，南抵于渤海，可行船只，使得长城边塞与内地之间往来的人与货物大多依靠水运进行沟通。滦河既是历朝历代政府用以巩固边防的军事要道，也是民间贸易往来畅行的通途。据记载，联通滦河、渤海湾的河海运输兴起于东汉末年:“魏太祖征蹋顿，从泃口凿渠，迳雍奴、泉州以通河海，由此滦河渤海水运开始相通。”（11）146此后历代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凡用兵于此，无不重视发挥联通滦河、渤海湾的河海运输的作用。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滦河上游开平兴筑上都，成为元朝新的政治中心，对联通渤海湾、滦河的河海运输的需求大大提高。元上都有贵族官僚，以及兵民百姓十余万人。为满足如此庞大人口的日常需求，元廷曾多次疏浚滦河河道。例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奉诏发平、滦军民在滦州造船2000艘，以通漕运。同年十月，设置大都至平滦、平滦至瓜州南北两大漕运司，使长江流域和滦河流域的河海联运紧密联系起来。大规模的漕运，便利了滦河沿岸人员、商品与文化的沟通，故而“在元时，滦、乐、昌、抚利漕，而富盛于北土。”（11）59意思是说，冀东一带的滦州、乐亭、昌黎、抚宁等州县，因为滦河漕运的兴起，商贸便利，在华北地区尤为富庶繁盛。
明代以后，蒙古统治者退居漠北，冀东地区成为明蒙对峙的军事前沿。永平府东临山海关，境内领有蓟州镇，驻军十余万。特别是明朝末期，对蒙古与后金战事吃紧，为了保证军队的日常用度，明朝统治者十分注重滦河漕运。当时官员认为，如仅以官府承担军需的征发与接运，则将会是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因此，官府一方面组织疏浚滦河，另一方面招纳滦河沿岸的冀东百姓，以民力接运军储。接运军储，带动了滦河商贸和运输业的发展，大小船只沿滦河、清河两岸往来，除了携运军粮、盐斤、棉衣等物，亦有携带各地商品。及至清朝初年，政府基于保卫边疆安全、安抚、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考虑，修建承德避暑山庄，更加重视联通渤海湾、滦河的河海运输，南北货物往来不绝，来自南方的粮食、绢帛、陶瓷、茶叶依靠河海运输陆续运送到京师与承德，来自蒙古草原的马匹、牛羊以及各色毛皮依靠滦河渤海运输到南方各地。滦河两岸的冀东百姓长期见识南北货物往来，在此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了互通有无的商品经济观念。
(三)农牧交界的地理位置养成冀东人包容开放的商业心态
冀东地区地近边关，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界的地理位置，多民族文化在此交融。自辽代开始，冀东地区长期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直到明初山西与江淮等地汉族移民徙至冀东充实州县，汉文化才得以恢复。少数民族统治与汉族移民带来多样的文化风俗，使冀东百姓既受到北方马上民族喜好戎马狩猎习惯和能歌善舞的影响，同时又保留了内地儒家文化尊崇礼仪教化的风气。据记载，“乐俗故多勇劲，自契丹寇平滦，沦于夷者四百五十年。”当地民众既“人性劲悍，人习戎马”，又“多文雅士、朴茂礼让”。（10）32-33“人习戎马”意味着胆量大，不怕困难，这和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敢冒风险的精神相一致。“多文雅士”，意味着有分析能力，能够判断市场机会、规避市场威胁，这有助于不确定性强的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亦文亦武的地域性格，彰显着冀东百姓兼容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双重优势，可以避免纯游牧文化环境下草原民族对汉人“奸诈善讼”的偏见，以及纯儒家文化环境下汉人对草原民族“野蛮粗鲁”的歧视。这便于民间平等的商贸交流。
曲艺繁荣的前提，是文化的开放与交融，冀东多民族文化交融带动了曲艺的发展。金元时期，北方曲艺文化在冀东地区汇聚交融，杂剧、散曲进入到繁荣时期。明初诏令流民复业，令山西、江淮百姓移来华北，又将南方曲艺带到冀东地区。在此背景下，有“冀东文艺三枝花”之称的大鼓、驴皮影、评剧应运而生。冀东百姓多能歌善舞，逢年过节常常举办庙会，进行群众歌舞活动，并从自娱自乐逐渐走向具有商品经济色彩的专业化演唱。曲艺通过庙会在现场演出的这种形式来汇聚人气，带动当地的商业贸易。此外，曲艺还能够在内容上给百姓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例如乐亭大鼓的唱腔要求字正腔圆、韵足味浓，听起来底气十足，能够为听众带来精神上的鼓舞，使从商者能够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波谲云诡的商海纷争。冀东曲艺在清朝中叶开始向东北地区传播，伴随着呔商在东北的商业贸易而得到发展，不仅对于近代东北民间曲艺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呔商内部的凝聚力和东北民众对呔商的社会认同，促进了呔商的发展。
综上，临河傍海的自然环境使冀东地区能够在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兼顾发展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纺织、捕鱼、贩盐等行业，更能够充分利用联通滦河、渤海湾的传统河海运输，为元代的上都、明代长城的边关卫所、清朝的陪都承德提供军需粮秣与日常用度，使外来商品、信息与文化风俗在冀东地区交汇。而地近边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接地带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这开阔了冀东百姓的视野胸怀，促进当地百姓拥有兼容并包的商业心态，有利于商贸的发展。
二、冀东传统商品经济的主要特点
明末清初是冀东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秩序经历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鼎革的重大转变，康熙以后趋向和平；经济方面，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水平提高，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城市与农村地区均不同程度参与到商品交换中。从贸易商品、贸易方式与贸易区域来看，具体表现: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和口外地区。除此之外，服务于商业的行业，诸如牙行、典当业也已经出现。
(一)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
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依托于小农经济，以粮食、布匹和鱼盐等土产为主要贸易品。其中，粮食是冀东贸易的最大宗商品，源于当地对粮食的供不应求。明代永平府毗邻蓟州镇，管理山海关、喜峰口等军事要冲，长期驻军10余万。如何满足如此多军队的粮食供应，成为明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保卫国防安全的需要，明朝统治者采取南粮北运的策略，依靠河海运输，大批粮草物资从山东、天津经由渤海湾运至乐亭海口，再溯滦河而上，运到冀东长城沿线各卫所。这些北运的军粮，很大一部分是官府招募商人筹办的。例如隆庆元年(1567)明廷筹议疏浚滦河，官员巡视永平府后向朝廷奏报称:“燕河营、石门寨二路，主客官军及各将领标兵家丁计三万余，每岁本折色各半年，净米几二十万，除民运二分，其余俱属州县召商买纳。”（11）150这里的民运，指官府招募从事运输业的商人，以其雇民夫承运。这说明，民间商人在粮食运输中扮演两种角色，既负责粮草运输，也负责粮食购买。河海运输带来了物流、人流的兴旺，滦河渤海各码头粮船不绝，有效解决了冀东军镇的粮食需求问题。正如康熙《永平府志》提到，“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物货亦赖以通，荒瘠之区稍变饶腴。”（11）156
清朝统治者抚绥外藩蒙古，长城不需要大规模的驻军。但随之而来，包括冀东永平府在内的京畿500里范围的府州县经历了大规模的八旗圈地，京东州县失业穷民不下数十万。圈地的后果使冀东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百姓流离失所。未失地的农民被投充到八旗王公庄园，土地收成中大半被旗主剥削，民间乏食现象十分普遍。粮食需求的增加刺激了粮食贸易的发展，自清朝初年开始，冀东民间粮食贸易往来不断。冀东商品粮主要来源于奉天与直隶口外，例如直隶总督刘峨曾称“永平府旗民并处，食指浩繁。向藉奉天粮米充裕贩运进关，以平市价。”①《滦县志》记载，滦州行商坐贾以“粮客为最盛”。②最初永平府属迁安县之建昌营运口外粮食，经由陆路运输到开平，以满足永平府西南方向各县粮食之不足。后来水陆通畅，改由滦河用梭船运八沟之粮，囤于滦州，以备周围地区荒歉之时售卖。
布为冀东特产，亦为当地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品。明末清初，冀东地区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纺织品为当地名产。史载，昌黎“棉花出沙程社。平机布出会东社。”滦州“棉花，凡平原皆有，为布有杂有细。”乐亭“机杼为盛，土人呼为家机布。……绢可作帷。丝绵出力本屯。裕连、褥裹出嵩林儿社。绵布，境内俱织，多于他处。”（11）74-75冀东各府州县中，乐亭县纺织业尤为发达。据记载，“布则乐为聚薮，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10）192意思是说，乐亭本地出产的布匹，仅一二成为本地之用，其余绝大多数都要外销到其他州县。可见，乐亭棉纺手工业的商品化水平是很高的。在“男织女纺”的分工模式下，当地农户将棉花采摘下来后，妇女将棉花纺为棉线，男子织成布匹售卖与他人。清代司法档案(1762)中有这样记录:乐亭县布商李应生雇佣族嫂王氏纺棉线，以为织布之用。后因家里缺少棉花，与王氏预订先行买棉花再行送纺。待李应生将买得棉花交与王氏，王氏回复称已经接有同县布商李新之棉花纺线。两名布商李英生与李新遂就此引起纠纷，酿成命案。③这宗案件揭示出，在冀东地区已经形成一批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棉线收购的布商。他们雇佣农村妇女将棉花纺成棉线，并给予劳动者相应报酬。待纺好棉线后，商人再行进行收购，交予男性劳动力织布进行售卖。织户与布商之间形成雇佣劳动关系，并且布商之间还存在着利益竞争关系，这是体现冀东地区棉纺织行业劳动专业化与产品商品化的重要例证。
得益于滦河渤海之地利，冀东地区部分百姓依靠土产品贸易发家。永平府地区民风淳朴，不崇尚奇货，鲜少富商大贾，多是小商小贩。“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也。”（12）109意思是说除了粮食与布匹，鱼盐等地方土产也是重要商品，不像外地商人“奇货可居”，冀东商人经销的商品都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常见商品。渔业方面，乐亭、昌黎、滦州等地水产丰富，近海渔业如滦州，“鱼则擅其利于滨海，大户为网铺，资本巨万，所息亦有丰歉，丰则谓之熟海。”④河流渔业之利，如迁安潘文本《乡土杂咏》云:“三里河头蟹簖赊，鲜新南市卖纷拿。”（13）1000说明渔者所得水产味道鲜美，引得百姓纷纷到市场购买，以求尝得第一口鲜。盐业方面，自明末清初以来，“行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给票，收其正税，禁遏私贩，名为包课，而课亦不至失额，民颇便之。”（11）163冀东盐场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贩售与课税流程。但同时在官营盐课制度下，地方私盐贸易现象仍然存在。明清时期冀东商人凭借其靠海近边的自然禀赋，往来各地从事贸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布粟鱼盐皆可用来交易。
(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
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贸易的场所———市集，多靠近河海码头，形成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明清时期州县的市集有城集、乡集之别。顾名思义，城集位于府州县治的城池之内，乡集则分散于乡里村落之间。从明朝后期以来，冀东各州县的城乡市集不断发展，分布地点增加，集日增多，反映出当地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趋势。例如明人王好学《咏拱真阁诗》云:“日中为市古如兹，民生贸易恒于斯。市楼沽酒醉酩酊，康衢鼓复歌雍熙。”（10）411寥寥数语便展现出冀东乐亭县市集贸易中，百业兴旺，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如表1所示，冀东永平府市集数量呈明显增加的态势。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市集中，很多位于靠近河海的码头。例如，迁安县的稔子口，乐亭县的汀流河、马头营、胡家坨、新寨，以及滦州的偏凉汀、马城，这些地方自明朝末年以来就是滦河、渤海沿岸重要的码头。到清朝以后，随着滦河渤海水运的进一步繁荣，上述码头已经就地发展成为市集，并且有更多新的市集沿河海码头开设。如图1-3所示，以永平府的昌黎县、滦州、乐亭县为例，当地最主要的市集大多靠近滦河、清河及其支流之上，以及分布于渤海沿岸，昭示着本地的商品经济是因水运而兴，因码头而兴（13）57-59。
码头为河海运输货物装卸载之处，货物堆积，人员船只往来辐辏，便于就地展开贸易。显然，正是服务长城边关(明朝蓟州镇)、震慑蒙古和东北(清朝承德府)的政治军事功能造就了明清时期长达数百年的乐亭河海航运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乐亭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围绕滦河水运的众多码头就构成了推动乐亭商品经济发展的市集，由此吸引了许多的冀东百姓从事非农产业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务工或经商。比如，被誉为“京东第一家”的汀流河刘家，创业始祖刘新亭之所以萌生做买卖的念头，就与从小随父亲赶集，了解了滦河沿岸商业买卖的特点和优越性分不开。他看到做买卖虽然只有几分小利，但毕竟是“现得利”，比起春种秋收再卖粮食赚钱来得容易些，并且不受年景好坏的影响，由此对做买卖由新奇到羡慕，最后萌生了做买卖发家致富的念头。”（1）25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为东北开禁后冀东百姓成规模地到东北习商经商奠定了思想认识的基础。并且，冀东去东北经商的人中，一是南部临海地区的居多，二是滦河水运码头市集附近的居多，这主要归因于码头市集贸易对商品经济的拉动作用。比如，乐亭县西北的汀流河码头一带，就有大量百姓闯关东经商，著名的汀流河刘家自不必说，仅汀流河丰庄村李荣亭祖父一辈，叔伯兄弟共15人，有13人于光绪年间先后到东北经商。（1）24而以“宁愿为社会作贡献，不为儿孙当马牛”著称的刘临阁，则是马头营码头一带的人。
除了码头集市，庙会也是冀东商品贸易的重要场所。乐亭县治南十八里阎镇东南隅，旧有药王庙一座，创始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957)，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复建戏楼于庙前。史梦兰《重修药王庙碑记》云:“每岁四月二十八日作会演剧，四方百货云集，有无懋迁，至今称极盛焉。……今当庙会之时，以有易无，凡转毂废居者，莫不握奇赢游都市，准以报本反始之义，当必有以祁之，并有以报之也。”（10）411
(三)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与口外地区
渤海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东部与黄海北部相连。因独特的区位特征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环渤海自古就是我国北方同国内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贸易传统也早已有之。明末清初，冀东商人贸易的主要范围就在环渤海地区，具体包括冀东平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并且由河海航运延伸，向北抵达滦河上游的口外(喜峰口以北)地区。
明代冀东粮食运输以乐亭为中转站，沟通了涵盖长城、山东、辽东等军事要地与粮产区之间的交通，成为环渤海军粮运输商贸中心。乐亭海口“为登、莱、津、辽海道极冲”，（14）254民间商贸的路线也是由乐亭抵达四方。据记载，明末清初乐亭商人李本恭“齿迈尚行贾济、兖间，”遇有贫不能偿还者，将债券尽还其人，不再索取。济、兖人等经久称颂。（10）481后来，李家在济南、衮州等地的买卖做得很大。这可以证明，冀东商人的足迹深入到山东半岛如兖州、济南这样的内陆地带，活动能力可见一斑。越来越多的冀东商人像这样往来于渤海湾区域贸易，并深入到毗邻陆地区域，活跃了渤海南北、长城内外的物品交流，促进了冀东乃至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形成。明清鼎革以后，东北与蒙古纳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由此使得直隶、山东、天津、北京的环渤海民间贸易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在热河陆续修建行宫别苑，大批产自南方的物料及数万军士、民工的粮食供给，都经由海运至乐亭海口，再通过滦河水路，逆水而行抵达承德府。同时，承德府周围盛产木材，被清朝统治者用来修缮京郊的皇家园林，大量木材顺滦河而下，通过冀东水运抵达京师。为此，清廷多次组织疏浚滦河河道，并招募商人领运木材砖石，促进了滦河沿途贸易的兴盛。冀东商人的脚步，沿着滦河从渤海海滨抵达了直隶口外的塞上之地，成为清朝北京与承德这两座城市之间十分活跃的商人群体。
清代环渤海粮食贸易较明代有更多民间参与，行商从粮食主产地运粮至消费地售卖获利，实现粮石的商品性流通。位于关外的奉天地区，清朝初年沃野千里，人烟稀少；直隶口外原为蒙古游牧地，同样适宜耕种却也人迹罕至。随着内地人口的增多，通过各种途径奔赴关外口外开垦的人越来越多。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封禁，允许流民赴关外口外就食。移民带来新开土地粮食产量增长，清初冀东的粮食商人，便将奉天粮米低价收购，高价卖往关内；还有一些粮商，如滦州“粮客”，则是到八沟等口外地区购买粮食，运输到口内的开平或滦州，进行售卖。环渤海地区粮食贸易网络日渐庞大，对保障京师、盛京和天津的供应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亦有很大影响。
(四)服务于商业的其他组织出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于商业的各类组织的兴起。明末清初，冀东地区已经存在牙行、当铺。牙行经营者又称牙郎、牙侩、牙人等，是传统商品交易中为买卖双方提供洽谈服务，从中收取佣金的行业。当铺则是商人通过抵押物品来换取经营买卖的本钱的场所。据记载，永平府乐亭、卢龙等县“有当税、牙税、杂税、房地税，各项俱无定额，尽收尽解年底奏销。”（12）237说明当地牙行、典当行业已然存在并接受官府管理，出现的时间可至少可以追溯到乾隆以前的清朝初期。
三、边禁趋缓与冀东商人闯关东
呔商兴起得益于冀东“地近边关”的独特区位。早在明末清初的时间里，冀东地区经历了明末农民战争与明清政权更迭，中央政府对于边关地带的封禁政策时紧时松，但总体上趋向于缓和，这为冀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冀东商人向外拓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冀东商人能够肩挑扁担、手推板车，陆陆续续走出家乡。
冀东既为陆疆，又为海疆，因此受到明清海禁与陆禁双重政策的影响。海禁方面，明朝中后期为抵御倭寇，曾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因倭患平定，民间走私贸易兴起，海禁有所松动。明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海上私人贸易。清朝建立之初，为打击明郑残余势力，清顺治十二年(1655)起清政府又宣布实行迁界禁海，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15）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壬申），康熙亲政后，海禁与迁海令在一些地方已有所松动，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十五年(1676)慕天颜《请开海禁疏》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16）25可知，此时冀东所在的直隶等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告平，清廷彻底放开海禁。
在海禁期间，冀东所在的直隶沿海商品经济曾受到影响。如明清之际，永平府“自海禁严，而渔商并绝，故获寡而售艰矣。”（17）116这说明渔业商人因为海禁而艰难经营。海禁解除，冀东沿海鱼盐之业得以复苏，粮食的海路运输贸易得到恢复。雍正年间，清廷下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听其由海运贩卖。”⑥包括冀东商人在内的一众粮商，其运粮内地的商业活动都十分踊跃，由此贸易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陆禁主要指清初“禁关令”。禁关令为清初弊政之一，是指清朝入关后实行满汉隔离，严禁汉人进入关外“龙兴之地”居住耕种而颁布的禁令。清军入关之初，关外是一片凋敝景象。为此，清初朝廷尽管设立了柳条边限制内地汉民私相往来，但为充实关外人口，又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实行招民授官政策。内地流民闻风踵至，特别是冀东一带百姓饱受圈地之苦，关外开禁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绝处逢生的希望。鉴于关外垦荒者日渐增多，康熙七年(1668)停招民授官例，不再使用政策奖励开垦，恢复陆禁。康熙时期，禁关政策执行并不严格，因此当时在塞外与关外经商耕地的汉民陆续汇集，达数十万之众。（18）卷230（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暂开山海关米禁，准“关外之民以谷易银，盖见饶裕；关内之民以银易粟，得赖资生。”（19）卷34，（市糴考三5175）给予冀东商人从事粮食买卖的政策空间。乾隆朝以后，禁关政策方趋向严格。乾隆元年(1736)，清廷下令停止往东北发遣囚犯。六年(1741)，清廷制定《清查奉天流民事宜》，清查奉天流寓汉民，严格限制奉天地区汉民活动。但因为清初几十年的人口迁徙与流动，奉天一带人口繁衍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地亩数为60933亩，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311750亩，雍正二年(1724)为580658亩，乾隆十八年(1753)增至2524321亩，数量成倍增加。（20）530从康熙初“八旗开垦稍增而招徕之民未广”，到乾隆时已然“既无旷土无游民矣，”⑦成为粮食富裕，令关内百姓十分向往的乐土。同时，乾隆初年的饥荒引发大规模的闯关东浪潮，导致清廷不得不临时放宽内地流民出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冀东商人敏锐觉察到，关外作为新发展的粮食生产基地，能够为家乡提供充足的粮食，同时关外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对于农具、棉布等生产生活用品同样产生大量的市场需求。因此冀东商人游走于关外与关内之间，从事粮食收售与农具日用品的贸易，为后来呔商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商业路径基础。据《黑图档》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盛京官铺往外贷借款达银90000余两，欠户24人，其中除4名是东北人外，其余都是关里人。20名关里人中，除了“山东登州府蓬莱县葛弘嗣欠银4000两，山西潞安府壶关县张吉比欠银900两，苏州吴县叶维获欠银4900两”外，剩下的17人均为与东北接壤的直隶永平府人。其中最临近东北的临榆县有杨子崇、张玉儒等14人，临渝县西边的抚宁县有王绳武、陈仁公等2人，更西边的乐亭县有张啸瞻1人，“欠银3964两”。还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直隶所属临榆、丰润、乐亭、滦州等县民众拖欠义州官捕银1600余两。他们多从事关内外货物贩运，主要是粮食贩运。（21）186说明，这一时期冀东百姓中，粮食贩运已经成为其主要经营方向，商人经营买卖的规模已不是早年间小商小贩那样的小本买卖，而是动辄白银数千两的较大规模的生意。并且，出身如临榆县这样越临近东北的县域，则到东北经商的人越多。
粮食贩运与农具贸易为清乾嘉以后闯关东的冀东商人所效仿。汀流河刘家创业始祖刘新亭，就是从乾隆、嘉庆时期边疆政策的弛禁中抓住了机会而暴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长春招垦，刘新亭投入到东北谋生的队伍。起初，他以肩挑手推等形式，行商于关内关外之间。东北正在垦荒发展期间，对内地农具的需求特别强烈，于是刘新亭便向东北一带运销锄板等农具和棉花、土布等基本生活用品，回程则运粮、豆、土烟、兰靛等到关内销售，赚得盆满钵盈，没几年拴车买马，开始了长途贩运。嘉庆朝以后，清廷对关外柳边的管控日趋松弛，大量内地汉人来到关外拓荒垦种。对刘新亭来说，嘉庆五年(1800)的龙湾招垦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清政府“借地养民”，批准了农安招垦，关内无地少地的农民蜂拥而至，这给刘新亭带来了绝好的商机。其时汀流河一带有铁匠炉十多座，刘新亭从炉上、洼里大量赊购锄板、镐、犁、铧之类的垦荒农具，并利用丰庄的运力一车车地运往农安，回程时则将东北的粮食、豆、关东烟和蓝靛等运往内地，获利数十万吊，从此打开了刘家东北经商之路。（10）26-27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东北逐渐解禁，冀东百姓掀起了闯关东的新一波浪潮，竟相到东北习商经商，开启了百年呔商商史的新篇章。结语冀东地区尽地利、通有无的商品经济传统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靠近滦河与渤海的自然环境虽然给当地农业带来了限制，但也形塑了冀东“耕织鱼盐”经济模式，农耕、手工业、渔业、盐业互补发展。畅通的滦河、渤海湾河海运输使外来商品、信息与文化风俗在冀东交汇，培育了冀东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接地带的地理位置，使得数百年来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开阔了冀东百姓的视野胸怀，促进当地形成兼容并包、利通有无的商业心态。
明末清初冀东商品经济是一种基于本地农耕鱼盐经济模式的，以粮食特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其总体特征为: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与口外地区、服务于商业的其他组织出现。冀东商人所从事贸易，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这是由其自身地理环境造就的资源禀赋，和就其环境所形成“耕织鱼盐”的经济结构所决定。靠近长城边关，临河傍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冀东具有联通滦河、渤海湾的河海运输，形成将中国南方和长城以北的蒙古、东北联系在一起的天然优势。正是服务长城边关卫所(明朝蓟州镇)和震慑蒙古、东北(清朝承德)的政治、军事功能造就了明清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冀东河海运输的发达，并有助于推动冀东商人在京师、天津、直隶和山东等渤海湾区域做贸易，而围绕滦河水运的众多码头就构成了推动冀东商品经济发展的市集。入清以后，随着蒙古、东北成为清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冀东商人又在传统的渤海湾贸易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内容，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环渤海贸易，并随着东北的弛禁而不断增加贸易量，拓展市场范围。
明末清初冀东地区经历了政权更迭，中央政府对于边关地带的封禁政策在收禁与放宽之间游移，但至少在清乾隆朝以前，总体上仍趋向于缓和。得益于冀东“地近边关”的独特区位，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具备有利的外部环境，形成了粮食贸易与农具杂货贸易相结合的贸易路径。到了近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冀东商人前赴后继，肩挑扁担、手推板车，陆陆续续走出家乡，才有了近代辉煌灿烂的呔商的兴起、发展和繁荣。
基金项目：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中心支持项目“呔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ZD066)
作者简介：
张心雨(1993-)，男，辽宁丹东人，北京大学博士后在站人员，博士；周子超(1998-)，男，山东莱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建波(1965-)，男，山东莱阳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参见《直隶总督刘峨奏为永平府属粮价较昂请恩准格外减粜以裕民食》，军机处档折件，档号:403056689，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图书文献数位典藏资料库，https://rbk-doc.npm.edu.tw/。
②参见民国《滦县志》卷4《人民志·风俗习尚》，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③参见《题为会审直隶乐亭县民李应生因生意纠纷扎死李新案依律拟斩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档号:02-01-007-019692-0010。
④参见民国《滦县志》卷4《人民志·风俗习尚》，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⑤参见明万历二十七年《永平府志》，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清康熙十八年《永平府志》，第57-58页；清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第98-99页。
⑥参见民国《奉天通志》卷30.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⑦参见伊把汉等纂，《盛京通志》卷18，《田赋》，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阿桂等修:《钦定盛京通志》卷37，《田赋二》，清乾隆四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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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康熙十八年《永平府志》[M]//董耀会.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12）清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M]//董耀会.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13）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M]//董耀会.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1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M].黄坤，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15）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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