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改变了中国命运，改写了世界格局|中国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时，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显然，邓小平所指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作出了中国要造原子弹、氢弹、发射卫星的决策。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能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多亏了毛主席！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的决策改变了中国命运，改写了世界格局！

早在1949年春，经毛主席同意和周恩来批准，中央就已计划拿出5万美国元外汇，让即将赴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会议的钱三强等人设法购买一批原子能研究的先进设备、书籍和实验药物。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访苏期间，他观看了苏联专门为他放映的一部电影，即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一直咄咄逼人地以核武器威胁中国，甚至狂妄地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对中国实施核模拟攻击，并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日本冲绳，叫嚣要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击。为什么美国敢在我们的边境上如此傲慢地威胁我们？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从此，一团火在毛主席心中燃烧起来--他下定决心：新中国一定要发展原子能，一定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弹！毛主席很清醒的指出：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受别人欺负，就离不开这个东西（指原子弹）！

于是，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钱三强任所长，王羲昌、彭恒武任副所长。紧接着，一大批怀揣报国理想的科学家相继回国，由此，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始起步。

在1954年国庆时，毛主席曾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中国打算搞核工业。苏联并不支持中国的原子弹。当时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会保护你的”。但毛主席回答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当时的中国没有钱，也没有技术。为打破壁垒，加快研发进程，1957年9月，聂荣臻、宋任穷率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双方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开辟了中国原子弹事业的新局面。

随后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苏联决定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为庆祝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这一盛事，苏联向各国工人政党发出请柬。作为除苏联外最负盛名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共中央赫然在列。

此时正值中苏关系走向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对这次访苏高度重视，毛主席决定亲自带团参加这次庆典，并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苏联土地。从11月2日到11月21日，为期19天的访问行程非常紧凑。

除了参加40周年庆典，还要参加社会主义共产党代表大会。然而，在这次庄重而紧张的访问中，赫鲁晓夫在与毛主席交谈后，却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看电影，声称这部电影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密，主席看完后一定会看大开眼界。

既然是军事机密，就没有理由不看。当晚8时，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电影厅，主席在第一排中间就座，彭德怀将军陪同。在此期间，两人都屏住呼吸，很少说话。

片中的声音毫不拖延地诠释着原子弹、氢弹的杀伤力。告诉人们，它们的杀伤和破坏因素不仅包括冲击波和穿透辐射，还包括放射性污染和电磁脉冲，告诉人们一颗原子弹如何能以毁灭性的气势将一座城市瞬间夷为平地。镜头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遮天蔽日，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让镜头外的人感受到毁灭的压迫感。

看着满目疮痍的景象，毛主席侧耳听彭德怀说：“看来这东西真厉害。”此时的毛主席依然总是镇定自若，但言语中已经透露出震惊。想必此时此刻，毛主席已经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尽快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鲜为人知的是，1946年8月，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时，毛主席提出原子弹无非是“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此话一出，就有史学家借此批评毛主席无知。然而，历史终于让毛主席正名。正是毛主席的轻视的战术和战略上重视，为中国核武器发展赢得了先机。

事实上，在目睹广岛10多万市民死亡、80%建筑夷为平地、树木枯死、哀伤遍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谈核色变，国内反对原子弹的声音也不少。但在1951年，毛主席收到了一信，信中说：“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就要有原子弹。”这句话是远在法国的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委托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转达给毛主席的口信。

克里姆林宫的这部电影，让毛主席更明白居里先生的嘱托。这部电影持续了三个小时，而在这三个小时里。毛主席和他身边的彭德怀都曾有过跌宕起伏的经历，以至于人们离开了电影院。心还在刚才炸裂的场景里。

毛主席对彭将军说：“原子弹杀伤力很大，但也很必要，我们要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这次访苏，由彭德怀、叶剑英率领，解放军三军代表参加的军事代表团随行。这支随行团肩负的任务是深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

当时，中苏关系已度过斯大林生前的蜜月期，稍有摩擦。赫鲁晓夫邀请毛主席看电影，显然是要秀肌肉。但确实让我们当时军备尚落后的领导人看到了与世界先进力量的巨大差距，坚定了自己造原子弹、氢弹的决心。在回房间的路上，彭德怀向随行人员转达了毛主席对制造原子弹的坚定态度。

此后，中国制造“两弹”的准备工作日益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科研工作者吃着干粮，排除万难。一场劳动竞赛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在青海激烈展开。

1958年6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制原子弹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苏联支援中国原子弹不到两年，中苏关系降至冰点。当时，中苏之间爆发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议。到1960年9月，1390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出中国，中国原子弹工程瞬间陷入棘手境地。1959年6月，中国决定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武器。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等着看中国的笑话太平洋：“没有二十年，中国造不出原子弹。”赫鲁晓夫甚至说：“没有我们，中国永远造不出原子弹。”不得不说，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对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我们作出造原子弹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同外宾会谈时，毛主席说：“谁也没有原子弹，这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是下策。”

陈毅元帅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经常在国际场合表明中国的态度。这一次，陈毅又站起来说：“为了要避免中国人头顶的核威胁，中国人必须搞出这个原子弹，而且要尽快搞出来。不弄出来，就顶不住脊梁。如果天天被核武器吓倒，就不能安心从事生产。“

有一次，陈毅会见日本记者团时说：“帝修反，他们有原子弹，有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嘲笑我们穷，不能搞建设，我们当裤子也要搞核子弹！”“

直到1961年北戴河会议召开，我国原子弹研究已进入瓶颈期。然而，这并不是领导人决定搁置原子弹研究的根本原因。当时国内特殊时期思潮泛滥，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也造成国内经济水平一再停滞甚至倒退。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人灾。

原子弹的研究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基于这种情况，一些领导提出暂停原子弹研究，等到国内情况稍有好转再继续研发也不迟。与会领导人几乎分成了两派。

有人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十分严峻，原子弹的研制成功虽然对中国的国防意义重大，但却不得不为中国的衣食住行作出让步人民和国家的发展。

但也有人认为，原子弹研究虽然进入瓶颈期，但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如果现在贸然停止，国家先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双方领导人的观点各有道理，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剑拔弩张，消息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他对这两种意见深思熟虑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轻易做出决定。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其实，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毛主席就已经接见了原子弹研究项目负责人聂荣臻将军的报告，但这份报告主要是关于当时日本工业的发展情况。

毛主席看了报告后，立刻明白了聂荣臻将军的意思。于是让秘书通过电话转告聂将军，大意是“日本的工业发展确实比中国先进很多，但我们不能一味追求与日本竞争，还是要根据国情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因此，北戴河会议后，得知会议中两派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毛主席专门约见聂荣臻、贺龙等人，希望近距离听取各方领导人的意见。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两派观点仍相持不下，也是各有各的道理的。

正在这时，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对毛主席说：“研究原子弹，一开始是协商一致决定的。它的意义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时，我们要做的是搞清楚，如果继续研究原子弹，需要多长时间，有多大的成功把握。”毛主席听了，同意的点点头。毕竟，当时双方领导人争论的焦点是原子弹能否成功爆发。

于是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央开始组织专门调查组前往原子弹研制基地，调查其研制过程。在聂荣臻将军的指导下，张爱萍、刘西尧等人开始奔赴研究一线，负责收集具体资料作最后报告。

张爱萍和刘西尧都不是专业科研人员，但在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他们他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们必须坚持最客观真实的调查态度，充分调查原子弹研究和预警的现状。只有得到最准确的数字，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原子弹研究。

幸运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月后，两人终于带回了一份数据详实的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由邓小平宣读，然后报告毛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人。这份报告虽然很长，但因为涉及的数据很多，所以只需看看开头和结尾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份报告中，已经基本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如果继续下去，三年，也就是1964年，应该是成功的。这种保证对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殊不知，虽然当前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但是，一旦原子弹研究成功，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更上一层楼，中国的国防武装力量将进一步加强。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一些西方大国将能够正视中国的话语权。

因此，在这份报告的加持下，几位坚持要继续研究原子弹的领导终于定了心。接着，由刘少奇主持、罗瑞卿汇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上，罗瑞卿向与会者作了详细汇报，最后承诺力争在1964年研制成功原子弹。

这次会议以后，这个报告的内容也被毛主席知道了。而且，这份报告还建议成立专门监督原子弹研究进展的监督小组，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7位部级领导参加。从这一安排中不难看出，当时努力将原子弹事业继续下去的领导人对原子弹研制成功是多么有信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后批准了“很好，照办”这几个字。

谁也不知道毛主席当时脑子里闪过多少念头，但他还是亲手做出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1964年秋，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如期组装完成时，美国威胁说，如果中国实施核爆炸，将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对此，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让它早点响！

因此，毛主席最后拍板，决定尽快试验。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天，在美国卫星监测画面中，中国西部罗布泊上空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而且这一天比美国人口的20年提前了15年！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报告喜讯时，毛主席平静地说，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才好说服外国人。很快就证实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晚，新华社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毛主席难掩激动和高兴。他笑着说：“我们能造原子弹，要特别感谢一个人，给他一吨重的奖章。”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他撕毁了协议，撤回了专家。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这一刻，中国人破釜沉舟的豪情把原子弹研制命名“596计划”，并将原子弹称为“争气弹”。

此后几年，我国原子弹研制面临经验不足、设备不足、时间紧迫、自然环境恶劣等诸多困难。但全体人民众志成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困难面前从未退缩。反而都在越战中愈战愈勇。

“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给妻子留下这样一封信后，他说：“以后，家里的事我都顾不上了，从此以后，我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以后的工作。为了这件事，我的一生会很有意义，死也值得。”邓稼先说到做到。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他穿着普通的防护服（当时国内还没有严格的核辐射防护服），穿过核爆区寻找碎片。作为核物理科学家，邓稼先怎么会不知道危险呢？一切只为中国的原子弹事业。这种舍生忘死的冒险，最终让邓稼先染上了癌症。

这种精神，无论过去多少年，都饱含无限敬意。

邓稼先远不止钱三强、钱学森、于敏、王羲昌、郭永怀、朱光亚一位科研工作者。……正是他们，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两弹一星”精神，打破了美苏强国的“核讹诈”，为新中国和平与发展事业提供了最坚强的保险。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1980年，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发射，中国核武器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今天，中国是拥有三位一体核威慑能力的两个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