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人间有很多安娜，但安娜不需要《安娜·卡列尼娜》|余华|契诃夫|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苏童|陀思妥耶夫斯基

9月21日，“苏童经典系列”(第一批)上市，并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同步首发，当晚，作家苏童也在直播间与董宇辉进行了精彩对谈。

对谈中，苏童好像打开了话匣子，对不同交通工具的印象，对远方的想象，对江南梅雨季的特殊感知，对文学的意义，对附在自己身上“写女性”的标签，以及对契诃夫的独家感悟，都有很多“金句”，可谓精彩纷呈。

今天我们就摘选苏童直播语录，以飨读者——

一个少年，与对远方世界的想象

我对世界两种交通的了解，一个是河道，河上的船。通常我们长三角地区的一个水系主要是运河、长江，然后会有一个远方的或者苏北的或者洪泽县某个地方来的（船）。

另一个就是铁路。我们家住在苏州的城北，它离郊区很近，京沪铁路铁道线就距离我们家门口大概两三百米。我小时候集烟标，就是香烟的壳。集烟壳最好的地方就是铁道边上，那时候火车上是可以抽烟的。（我们）在路基上走来走去，眼睛是看着地下的，就是要捡别人扔下来的香烟的标。有时候收获会很多，一天下来，我会一下捡到十几个，山东的、陕西的烟标，浙江的、上海的当然更多。烟标上显示着远方的信息。

我脑子里老在想：从上海出发到哪里是最远的？我所看见的一个是上海到乌鲁木齐，第二远就是上海到三棵树，当时不叫哈尔滨站，叫三棵树站，好像是到了哈尔滨再过去一站，就是两个最远的火车。我就在这儿等，好像我等到那个火车就有“我今天很牛”（的感觉）。

对于外地、对于远方，一个是在河边，一个是在铁路边，这是我童年时代跟远方世界的唯一关系，它是发生在视觉里头，看的，然后你想象。

我记得那年去乌鲁木齐是坐着飞机去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能重复我童年时代很羡慕的坐在火车里的人。不像现在，现在你觉得坐一天太痛苦了，童年时代我恨不得在火车上坐一个月，永远不下来才觉得好。

我后来去哈尔滨。因为我一直记得哈尔滨跟三棵树的联系，我去的时候坐着火车去的，但是那时候已经不叫三棵树了。三棵树去哪儿了呢？后来我写了一篇叫《三棵树》的文章。其实是怀念童年与外界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发生，但是因为没有发生，在想象之中，我觉得很美好。

船很抒情，火车很浪漫

三棵树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当年上海过去的铁路到那边才是终点。“三棵树”这几个字本身对我有种召唤，我想象火车站台上有三棵树，然后想象着远方。这是我童年印象当中的事，对世界的认知，与距离有关，与陌生的世界有关。我能展开想象的翅膀，恰好是因为我生活的那个环境，我家后门打开来就是河，所以我能看到桐乡的船，然后走100米就看见铁路。

我还算是幸运的，我不能到达整个世界，但是至少我能想象整个世界。有什么东西给我插上的翅膀？就是这一条河给我插上了翅膀，那个奔驰的火车也给我插上了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也是一个翅膀。

我刚才说到河。我也写了一篇散文叫《船》，写的就是从小到大看见的那个船。汽车当然是城市里头（重要的交通工具），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是送我姐姐去上山下乡，我原来觉得坐汽车是没什么的，那次坐的时间太长了，把我坐得吐了，晕车了。所以关于火车、汽车、船，就汽车给我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我坐车坐了大概100多公里，我一直在吐，所以那个童年记忆不好，我到现在仍然认为汽车不够抒情，船很抒情，火车很浪漫，对交通工具的深刻偏见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梅雨季节里，故事特别多

北方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黄梅天、梅雨天是什么意思，江南一带的梅雨季是孩子们最讨厌的季节，比七月盛夏还要难熬。老下雨嘛，孩子不是因为对湿度有那么敏感，是因为你不能出门，你一出门来了一场雨，你淋得湿漉漉地回家，妈妈还要骂你，而且衣服洗了第二天不能马上就穿上。所以梅雨天是孩子们很痛恨的季节，但是当我后来要写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突然它有某种移情，你觉得那个季节、那个梅雨天里会发生很多事情，因为人都在家里。

大家都对江南有一种湿漉漉的印象，湿漉漉的感觉后面会衍生出一种美感和诗意，那都是文字赋予的。孩子当然是讨厌梅雨天的，因为梅雨季节堵住了他出去玩耍的脚步，他不方便。孩子非要出去。他还在辩说“现在没下雨啊，太阳照着呢”。是，太阳照着，不代表它不下雨，在太阳下面，一阵雨落下来了，苏州的梅雨季节是这样的。

在梅雨季节当中我认为故事特别多，故事特别多的原因就是，孩子也在家里了，父母也在家里，夫妻吵架，父母训儿子。所以梅雨季节，在雨声里头，家家户户的声音也格外多。为什么我好多小说写到梅雨季节，恐怕就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季节里头，各家各户发出了生活的声音，这个比平时要更嘈杂、更响亮，我当然会捕捉到。

梅雨季节也给我带来了忧虑。我小时候养金鱼，我姐姐那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我怂恿她去跟这个小孩谈恋爱，因为这个小伙家里养了无数的金鱼。我小学教室的某一扇窗户对着那家人的后院，他养了无数品种的金鱼，我大姐有一年跟他很要好，我父母不同意，嫌那个哥们长得丑。后来他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我大姐说你看我弟弟很支持我跟你好，你给他一些金鱼吧。

我就养了那个品种，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很昂贵的，因为那个哥们从小养到大，所以他自己会培育，从鱼籽开始育，因为我大姐的原因，我得到了我们街上所有孩子都无法拥有的金鱼。

但是，我养了几次鱼，都没有躲过梅雨季节。

黄梅雨对于金鱼来说是一个灾难，它不喜欢那个气候。我又没有现在的这种放在室内用的空气泵，那时候也没有，就是一个鱼缸放在天井里头，梅雨季节的雨，我看到它一条一条杀死我的鱼，没有办法。

为什么作家老是喜欢谈童年？

在写作当中，为什么说童年经验这么重要呢？罗兰·巴特说到，为什么作家老是喜欢一开始就谈童年？因为童年在时间之外，童年是时间的乌托邦。这句话说得很帅，我就记住了，然后我就要琢磨，去解这句话，我越想越有道理。一个人在三观形成之前，他的童年，他的无忧无虑，为什么会无忧无虑？因为他三观没有形成，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男孩子天天随便去欺负别人，他不知道欺负别人是不对的。所以他是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之外的东西才可能是个乌托邦。

我写作当中很多作品（是）对于童年的恋恋不舍，哪怕是我最新的《黄雀记》，其实也是童年经验。

人生间有很多安娜

但是安娜不需要《安娜·卡列尼娜》

文学，到底人们需要它干什么？

最初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考虑它给我带来什么，我需要它，是我的身体需要它还是我的灵魂需要它？我其实不清楚，是一个本能，我想写作。那么你是想倾诉吗？还是因为一个模糊的理想：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呢？是文学本身吸引你还是作家职业吸引你，还是你想留给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在吸引你？你自己都不清楚，所有的文学都是身体的召唤，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是身体的召唤，它跟灵魂无从谈起，我需要写作，我在写作过程当中感觉到某种愉快，这个愉快也没法解释。我虚构了一个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然后把它写出来。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自己写作的阐述都是自己在总结梳理，它是不是一定符合你当初那个写作的动机？其实是不一定的，就是事情先发生了，我们后面再推理，我们再阐释它，我们天天在阐释我们的身体。然后你自己阐释你的身体，其实也不一定就非常准确，所以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变成了一个习惯。发生的时候它没有神圣的目的，只是一个身体的需要，甚至一个综合，跟荷尔蒙有关的。

我妈妈是半文盲，她是扫盲班出身，我父亲喜欢古典小说，他们可能人生当中有很多缺憾，但是我相信我妈妈没有一个缺憾是因为自己没有读小说。所以，阅读文学不能说它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然后我们要说阅读的好处，一个人破万卷书有什么好处，当然都是我们后天认识的、努力发掘的，我们在发掘这个好处，因为你是读书的人，因为你是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当然要靠阅读。那么文学呢？我们需要一个故事吗？我们需要一个浪漫的小说吗？或者我们需要别人梳理我们自己的苦难，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人生间有很多安娜，但是安娜不需要《安娜·卡列尼娜》，我就说这个意思。

文学像是综合维生素

但是文学对人的那种滋养，我认为是一种滋养。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就觉得很像一种综合维生素，我们一般正常人的饮食系统，不吃综合维生素，靠普通食物也是可以过一生的，当然你有了综合维生素，尤其你的身体出现某种不确定的那种东西，综合维生素可能会在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填补了你身体需要的元素。所以我在想，文学如果从健康这个角度上，它很像综合维生素。

比如你没经历过的人生，忽然在一部你刚打开的小说里展现了，或者你会觉得向往，或者觉得可怕，因为它展开的是跳出你的经验范畴的，你家里只有三扇窗户，但是通过一本书给你打开了一百扇窗户，呈现出一百种风景，这个可能就是小说给你的。这个风景是不是你的不重要，但是你可以借助这个窗口，看一看别人的人生。

有的人经常觉得自己不幸，他可能看看余华老师的《活着》觉得自己还是幸福的，所以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能解决你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它可以抚慰你，这是它的功效，它给你按摩，给你抚慰，或者是给你提供不同的看世界的窗子。这是它的作用，不是必需品，但它是一个窗子。

文学的“超长的伟大性”

当写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杰作的时候，文学又体现它超长的伟大性。

就像我们今天，比如经常有人说“哇，这堂吉诃德来了”。堂吉诃德来自哪里？来自一部小说，来自一个小说的人物。然后我们中国人也形容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哎呦，我们厂里有一个林黛玉”，林黛玉怎么来的？来自一个小说。有个情种，就说“有一个贾宝玉”。有一个厉害的角色，一个女的，“就跟王熙凤一样的”。我就举这一个例子。

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还有一个价值，在于它为一个民族、为这个语言系统贡献一个代名词，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他是某一种性格、某一种个性，这也是文学让人意想不到的。

人们一说这人“阿Q”，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人，提到祥林嫂你就知道啰里啰嗦天天诉苦的人。这是对文学极大的一个奖赏，一个虚构的创作，虚构创作里的一个人物，成了我们民族语言的一个常用词汇，这是文学给我们的肉眼可见的一个奉献，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语汇，三个字可以解释一种性格。

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你写女性拿手

我就去写女性

我刚才其实说作家在阐述自己作品时候的不真实。一个作家如果在写作的时候，他必须遵循自己内心的第一反应，我一直说第一反应，甚至可以说它跟意识形态、形而上的东西无关。因为语言是作家身体的某一个器官，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不忠实于任何教条和任何理论，他忠实于自己的身体。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作家在解释自己的创作状态时，很多时候是假话，是深思熟虑修辞的结果。

但是创作本身，在创作一个小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只能真实，他必须真实，因为真实是你唯一的武器。我的身体跟余华不一样，余华的身体跟莫言不一样，他又跟刘震云不一样。我只能忠实于我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大家说我喜欢写女性，我不会忠实于这个东西，当我想要写女性的时候我仍然会写，尽管我一直说我也会写男性，我写男性写得也不错的，但是无所谓，你的辩解也不重要，我也不会因为别人说你写女性拿手，我就真的热衷于去写女性，因为我自己内心不这么认为。

契诃夫的丰富性

对于俄罗斯这个民族，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之所以觉得我了解，是因为契诃夫。

为什么是契诃夫而不是首先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像契诃夫那么丰富。契诃夫的几个创作时期，他的创作风格都不一样，早期我们知道他典型的《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就是带有写真性的，写社会各个阶层的小人物面孔，有点像漫画，几笔就出来了。到了后来他会写像《醋栗》《带小狗的女人》《在阁楼上》，就是深入这个民族内心的，所以他的人物就换了，普通人。

《带小狗的女人》写了一场婚外恋，这个故事到今天我相信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还在发生，那个男主就活在我们身边，那个女主也活在我们身边，在道德、身体、欲望、义务之间挣扎，最后是拜拜。

文学起不了教化的作用，但是文学在帮你梳理你自己的境遇，梳理你的悲伤和喜悦。比如《醋栗》写的是一个人的发家史，写一个俄罗斯人的梦想是想要一座庄园，后来屈尊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曲线救国有了一个庄园。这个故事放到今天，你换在深圳，换在北京，把名字换一换仍然成立。

《带小狗的女人》那场婚外情恋今天放在任何地方依然成立，一个男的实在忍不住为莫斯科那个女人的思恋，跑到莫斯科去，约了一场戏，但是那个女的要跟他拜拜。契诃夫的丰富性，（使）他更是一个民族的整个精神溯源的代言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很伟大，但是他集中力量是在人性的灰暗地带，他挖掘这个东西，所谓人生之苦。他给不给希望呢？不一定，他想给就给——他往往是不给的。

我觉得契诃夫更有机会作为俄罗斯文学的发言人，或者做俄罗斯精神的发言人。

契诃夫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他是大夫出身，写作挣了不少钱，而且他为了挣钱，报纸上小专栏开了不少，他为什么活了41岁？十几卷作品怎么做到的？不能想象。他要钱，他要钱干什么呢？他都没结婚，他搞一个慈善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要大量的钱，所以他就经常感叹，“今天天气很好，但是钱还是没有”。他有一个最有名的日记，“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