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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造反派组织是“工人总部”，这个组织以年轻工人和学生为主，年轻冲动，做得起事无所顾忌，破坏性极大。
武汉的情况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
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他们警告武汉方面，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于是，武汉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又一次组织起来了。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
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月中旬，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这样一来，武汉地区就形成了两个最大的民间组织，倾向造反的“工人总部”和反对造反的“百万雄师”。在江青等人的的支持和操纵下，“工人总部”派四处冲杀，攻击“百万雄师”派，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江青等人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这种情况下，整个武汉陷入一片混乱。只能依靠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维持局面。
武汉的混乱局面也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他决定来武汉看看。
而江青等人为了掌握主动，决定派人先行一步来武汉。
当时，江青一伙派出了“中央文革”两名干将：王力和谢富治。
王力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66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谢富治是战将出身，曾授上将军衔，文革爆发时就投靠了江青林彪一伙，1967年，他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
其实一开始，身形肥胖的王力认为武汉比较炎热，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最后实在推脱不掉只能前往，而谢富治则是毛遂自荐，主动要求陪同王力来武汉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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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6日下午，王力和谢富治来到了武汉，刚刚下飞机，王力就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军官，这位军官对王力说：“现在武汉的各个要道都有‘工总’和‘百万雄师’的身影，双方的斗争也不断升级，好在陈再道暂时让两派冷静了下来。”同时这位军官还建议王力暂时不要进城，更不要表态，以免矛盾再次爆发。
然而王力并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反而第二天就跑到武汉水运学院和“工总”（工人总部组织）谈话，他对这些人说：“我这次到武汉就是来帮助你们开展工作的。”并表示全力支持“工总”的活动。而王力的这般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直接打破了武汉暂时的安宁，“百万雄师”彻底被激怒，两派矛盾再一次升级。
而王力和谢富治在挑起两派矛盾后，又和武汉军区的军官们开会，在会上他明确表示支持“工总”的行动，并且认为武汉军区在处理两派问题上犯了错，对军区大肆批评。实际上，王力的说法完全就是在挑动“工总”对抗解放军，把武汉军区放在了中央的对立面，这番话直接引起了军区解放军战士的不满。
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害怕王力再次发表错误言论，便派人将他和谢富治控制起来，王力是“笔杆子”出身，心理素质不太行，甚至让谢富治想办法带他逃跑。
随后，王力和谢富治的言行被一些人通过广播传播了出去，“百万雄师”顿时群情激愤，准备对王力等人进行“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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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时，毛主席到达了武汉。来武汉后他立刻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讨论问题，毛主席认为解决武汉问题必须要团结两派群众，人民内部矛盾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同时毛主席还要求王力和谢富治不要着急表态，以免引起“百万雄师”群众们的不满。
但当时武汉的局面已经开始失控，毛主席也受到了波及，情况一度十分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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