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在中国混得最好的一批日本人，甚至有日本人当了军官|二战|军官|战犯|日本人|日本侵略者

多数抗日剧里的日本军人虽然大多数都由中国人来扮演，可是，每当看到日本军残害中国人时，多数人还是气的火冒三丈、恨的牙痒痒。毕竟，这些画面和镜头会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日本人对中国人做过的种种罪行。抗战八年中，多少中国人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又有多少人被日本人残忍的折磨至死。

其实，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俘获了很多日本战犯，可是，在战争结束后，这些罪孽滔天的战犯的都去了哪里呢？他们是否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呢？

在日本签完投降书后，按照国际法，这些日本战犯应该逐一的接受惩罚，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官衔和级别，把他们交到不同等级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级别高的可以交到国际军事法庭，级别低的可以交到受害国的当地军事法庭，可以说，无论是哪种级别，这些战犯都不能逃脱惩罚的。可是，事实上，中国境内的日本战犯非常幸运，他们不但没有被军事法庭审判治罪，很多人还被无罪释放后当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官。

那么，为何他们会侥幸逃脱呢？为何这些日本战犯最终可以安然无恙的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当起了中国人的官？这所有的一切还要归功于当时的国民政府。

都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全靠美国人撑腰的，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和各种资金支持，那么，蒋的国民政府估计早就垮了台。而在二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同盟军早就各怀鬼胎，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特别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从早期的联合抗日逐渐走向了对立状态，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一山不能容二虎”。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二战中战败国早就蔫了，世界格局基本被美国和苏联划分成了两派，而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早就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势，最终，谁先出手就看谁作出的准备更周全了。美国面对这种局面，早就把苏联看成了自己的最强劲的对手，为了达到后期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开始了对亚洲地区的重新盘算，而这个最大的棋子，就是日本。

虽然，在二战时期，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可是，要让日本战后也听自己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持日本，最终，用日本这个跳板来监视苏联的任何举动。并且，国民政府同样也在美国盘算的计划之中，自然，这两个棋子都要听话，不能内乱。就这样，国民政府为了取悦于美国，自然就对日本战犯从轻处理了。

在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从轻处理后，还对其中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那么，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是为什么呢？这就要归因于国民政府自己的算盘了。

抗战结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共关系日益紧张，从联合抗日逐渐演化成双方的内战。这时候的国民政府眼里早就把对方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了，为了能达到对我党的全面遏制，国民政府不惜把日本战犯当做自己的对付我党的“军师”。日俘掌握了大量军事、人力、技术资源，谁对自己待遇好就会为谁为谁服务，释放一些重要的日本战犯后，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这么多年在与我党的对战中摸索经验和方法。

当然，这些日本战犯还是非常卖力的，甚至，还写出了大量对抗我党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策略。也许，这些日本战犯背地里还在偷着乐，原来，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就可以让中国人自己对付中国人。

在国民政府内部，他们对待这些曾经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很是有礼貌，因为，对他们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此时，什么战犯不战犯的都不重要了。光是智囊团、军师还不够，阎将军就曾经从释放的日本战犯中挑选出最具有战斗力的和作战经验的三千多名士兵，把他们组成六个部队，用来专门对抗我党中的精锐部队。

可以说，在日军投降之时，由于“在华北除第二战区的阎军以外，几乎再无拥有战斗力的国民军，同大部分日军对峙的是我军”，阎自感“依靠山西军独自的实力，抵抗我军、确保整个山西是困难的”，因而，曾“千方百计地要求日军的残留和合作”... ...这完全就是把抗日战争重新引入回来了，日本军再次找到了残害中国人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却是中国人自己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