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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林总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白崇禧残部。
四野一路上势如破竹，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便攻陷国民党临时首都广州。
就在林总准备一鼓作气，准备三天之内收复香港的时候。
一向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毛主席，却发来电报让他止步深圳河。
此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要知道，我党一向主张，废除列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不久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以美国承认并援助新中国为条件，换取我们遵守条约，中共这边尚且断然拒绝，更别说香港还是近代一切耻辱的开端。
中华民族想要一雪前耻，不是更应该收复香港，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吗？
不仅我们这么想，当时的英国人也是这么想的。
半年前，炮击紫石英号的时候，中共那叫一个不留情面，怎么可能放过香港？
比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在议会上大放厥词：中国想要收复香港就先从老夫尸体上踏过去。
丘吉尔
当时的港督葛量洪，更是做好了当末代港督的准备。
可想象中的收港之战并没有发生。
不久后葛总督的办公桌上，就送来了中共的三项和平条件：只要日后香港不用来从事反华活动，不驻扎旨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军队，并保证中方赴港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香港就依然可以保持现状。
这三项条件，让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英国人喜出望外。
跟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相比，这点条件根本不算什么，葛量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我党不是一向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吗？为什么毛主席要在香港问题上，网开一面？
港澳两地不同于内陆其它地区，它们长期脱离祖国的统治，那里的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并没有内地那么深。
澳门自明朝中期之后，就被割让给了葡萄牙，距离新中国成立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
香港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割让给英国的，距解放战争时期也有109年了。
那里的老百姓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人民的思想跟内地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就好比两个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虽然彼此之间依然血脉相连，可是分居两地那么多年，很多观念格格不入，时间长了难免要闹矛盾。
而且当时又是建国之初，群众革命热情比较高涨，老百姓张口闭口就是推翻旧世界，打倒资本家。港澳两地的同胞听到这些话，难道没有想法吗？
与其如此，还不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给港澳两地同胞一个缓冲期，让他们对新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日后回归的时候，也不至于惊慌失措。
此外，港澳两地虽然被殖民多年，但那里的同胞并不如内地那般的水深火热，相反当地的生活水平，要比内地高出许多。
因此，他们对殖民者的感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切齿痛恨，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乐意被解放了。
关于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1946年，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的时候就有所谈及。
当时西方记者问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而毛主席的回答则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香港这个地方，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就算给了半个世纪的缓冲期，香港回归之后，尚且闹出了这么多幺蛾子，要是当时就回归了，指不定会发生点什么事呢！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的是时间等待条件成熟的那天。
香港距离中国大陆仅仅隔着一条深圳河，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把红旗插在维多利亚港。
甚至都不需要出动军队，只要断掉它的淡水供应，香港霎时间就是一座死城。
因此香港问题就算拖延一些时日，也不会像台湾问题那样最后脱离掌控。
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除了在内政上条件不成熟之外，放弃收港，更多的还是外交上的考量。
渡江战役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跟我党的前线高层，有过一次不欢而散的会面。
司徒雷登提出，只要我国恪守过去签订的卖国条约，美国就会放弃国民党承认新中国，并且可以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帮助我们恢复经济。
司徒雷登
对于司徒雷登伸过来的，这根貌似优厚的橄榄枝，毛主席断然拒绝，并且还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刊登在报纸头条，以示与美国决裂。
然而打心底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高层，并不希望真的与这个全球霸主闹翻，毕竟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引入外部资金恢复经济。
跟美国闹翻，就是跟当时最为富裕的西方闹翻，在国际上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奈何美国的在华利益实在是太大，蒋介石一纸《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基本上把能卖的都卖掉了，美国问题没办法像香港那样，可以折中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争取西方世界二把手英国的好感，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
英国是曾经的世界霸主，虽然现在没落了，但它在世界上依旧有着远超其体量的影响力。
况且英美两国还有着特殊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它或多或少影响美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暂时放弃收回香港，确实可以收获英国的善意。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伦敦方面就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英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要知道，那时候距离中英紫石英号事件，才刚刚过去半年，英国人能冒着触怒美国的风险，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可见其投桃报李之心。
不仅如此，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还可以让它成为我们打破西方封锁的一个突破口。
当时负责对外贸易工作的中共谍王潘汉年，曾对此有过高瞻远瞩的分析：
事实证明潘汉年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后来英国人还真就通过香港这个中转渠道，给我们卖过很多西方世界的禁运物资。
潘汉年
从英国人手上，我们弄到了很多当时国内急缺的物资，比如机床、发动机、盘尼西林等等。
朝鲜战争期间，爱国商人霍英东通过香港这个中转渠道，大批地给朝鲜战场的志愿军运送物资，英国人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可是联合国军的一员呐！
然而中英之间的眉来眼去，却让一个国家倍感不悦。
别误会，这个国家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对于中国明显是想留一条后路的做法，苏联是非常不爽的。
在苏联眼里，这个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就如同东欧那些卫星国一样，是必须服从于苏联利益的禁脔，这种跟西方人偷偷摸摸勾手指头的行为就是背叛。
斯大林
那时候的苏联，虽然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但内心里奉行的，却是沙皇俄国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
沙皇俄国时期对于中国的领土野心， 苏联是一个不落地全都继承了过去。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苏联就利用蒋介石当迫于打内战的心理，以不支持中共并转让东北大城市为条件，逼迫蒋介石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仅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还窃取东北的铁路主权和旅顺大连这两个温水不冻港。
渡江战役期间，斯大林又发来电报对我军渡江横加阻挠，还说什么强行渡江，会有亡国灭种的风险。
我军渡江后，就连美国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家司徒雷登都识相地留在南京，等待与我方谈判了。
可苏联大使馆却跟着国民党一路跑到了广州，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苏联这种做法，让毛主席等人很不高兴。
正是出于对苏联的疑虑，高层冒着触怒苏联的风险，才默认了渡江前委跟美国人的接触。
要知道这么大的事，渡江前委是不可能瞒着中央进行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中央的默许。
中共跟司徒雷登私下接触的事情，第一时间就传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耳朵里。
那时苏联人心里就犯起了嘀咕：你是不是想脚踩两只船？
斯大林
但碍于两国和气 ，苏联嘴上并没说什么。
后来听到我们放弃收回唾手可得的香港，苏联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了，直接指挥手下的小弟攻击我们：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
可毛主席并没有管国际上的风言风语，依旧坚持让香港保持现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中苏翻脸的时候，还有一条退路。
不得不说毛主席此举确实是高瞻远瞩，六十年代苏联在陆地上封锁我们，美国在海洋上封锁我们，中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香港真的就成为了我们唯一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
如果当初听了苏联的鬼话，把香港收了回来，那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闭关锁国了。
既然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我们后来为什么要把它收回来呢？
要知道，后来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态度，就连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搁置争议保持现状呢？
那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邓小平时代，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邓小平执政时期，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群众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资本主义喊打喊杀。
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最大的一道鸿沟，已经消失无踪。
统一之后，虽然还会因理念不同闹矛盾，但不致命。
其次，邓小平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已经今非昔比。自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就已经放弃了过去对中国敌视封锁的做法，转而与我们联手共抗苏联。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美关系更是进入了十年蜜月期。
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沟通的唯一窗口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其三、当年清政府跟英国人签订的那些租借条约，也确实快到期。毛主席时代面对收复香港，还能以条约未到期为理由搪塞，比如他当初就是用这个理由，搪塞苏联代表米高扬。
到了邓小平时期，已经没办法再敷衍了。
难道到期之后还要跟英国续约吗？这怎么跟国人交代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急需外部资金来华投资，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其首选目标，自然就是在感情上与中国更为亲近的港澳台资本。
要知道，伴随着资本到来的还有文化、思想、和影响力。
中国过去为什么公知横行、群魔乱舞？还不是因为外资在我国的影响力太大了。
除了这点之外，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是我们当时唯一一个可以现拿现用的融资平台。
基于这两点考虑，香港说什么也不能继续放在英国人手上，否则哪天英国人起了坏心眼，将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总而言之一句话，毛主席时代香港赖以保持现状的那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香港回归势在必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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