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南之春

洪学智（左起）与肖华、粟裕、陈赓在天安门城楼

洪学智，是我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将领，能征善战，个性鲜名，有古代名将之风。1955年我年首次授衔时，为55名开国开将之一。在我军恢复军衔制后的1988年9月，又被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再次授予上将军衔。这种奇特的经历，使得洪学智将军成为我军历史上和世界军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故他被我国军迷们戏称为“六星上将”。

洪学智将军不仅能武，亦能文。他晚年亲笔撰写了一部回忆中《洪学智回忆录》，史料价值颇高，里面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洪将军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条史料十分引人注目：

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当时广州机场驻有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和战斗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这一段洪学智将军晚年亲自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史料价值还是蛮高的，曾引起我国业余军迷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之所关注度高，因为座机主角为我国近现代史赫赫有名的蒋介石本人；之所以要讨论，是因为困惑与好奇：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让蒋逃到了台湾。

1949年12月，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

军史军迷争论后的主要结论有三条：一、事件太重大，由于没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所以不能打下来；二、在1949年12月初，我军空军才成立一个月，没有这个力量迫降蒋介石的座机，也没有把握能击落下来；三、认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央没有收到无法回复，所以导致错过了时间。

这三种结论，在笔者看来都是隔靴骚痒，没有真正弄懂历史的大背景而得出的“盲人摸象”式的观点或结论。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中，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从来是全局着眼，既看现实也看未来。只有全局性综合考虑，以对历史和对国家民族未来高度负责，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是逞一时之快。

笔者认为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收到了这个情报也不会做出让驻广州的15兵团派飞机迫降蒋介石的座机的指示，更不会让15兵团高炮部队去尝试打下蒋介石的座机。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其专机“美龄号”前的合影

这是为何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透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蒋介石政权虽然在大陆彻底失败了，但他绝对不是什么“光杆司令”。到1949年12月，蒋介石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打残打剩的部队逃至台湾的仍不是个小数目。台湾史载：

当时，蒋介石败逃至湾湾之时，还剩下60万兵力，但都是残兵败将，作战能力已经很差。而且屡次落败已经让他们早已没了士气。另海军还有50艘海军战舰和约3万5千名海军部队士兵。空军仍有约400架战斗机。

这些部队尽管是残兵败将了，但是在海军、空军上，这些装备和我军相比，至少在空中、海上国民党仍具备一定的优势。

其次，此时的国民党仍然在大陆还有相当的势力：整个海南岛全部处于国民壳军控制之下；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还有近6万的国民党兵力；整个大西南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西康、贵州还有不少地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桂系军阀白崇禧带着3万残部进入了越南；李弥所指挥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部分残兵计有万余出逃到了缅甸。这一切的乱象如果少了蒋介石，谁也指挥不了，到时不只是国内问题，更是严重的国际问题。

再次，台湾在光复后，蒋介石派其心腹大将陈诚经过4年的治理，台湾已处于国民党的绝对控制之下。陈诚除了听命于蒋介石外，其他任何人包括何应钦等人的命令在其面前都是一张废纸。如果蒋介石死了或者飞机迫降被俘，那么台湾则一定会失控，国际反华势力要制造“两个中国”的机会与可能就会大大地增强。这一切都在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视野之中，丝毫大意不得。

最后一点，不击落不迫降蒋介石的座机对国家对民族是有利的。这一点基于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的深刻了解。蒋介石这个人权欲极重，一生极其反共，对共产党人欠下无数血债。但有一点，毛泽东主席对他是十分了解的：那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对国家民族还是有底线的，他不会分裂国家，更不会搞什么所谓的“两个中国”。这一点后来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

在此后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此时已不顾历史的事实和自己的承诺。1950年9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台湾地位的“福摩萨问题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大上要求“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件具有特别及迫切重要性问题列入议程”，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声明“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韩战爆发后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观点上，蒋介石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加以了坚决抵制，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插手。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蒋介石受到美国强大压力时，他坚决地顶住美国的压力，决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为减轻蒋介石的压力，粉碎美国的图谋，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在台北的蒋介石听闻大陆炮击金门、马祖后，面对前来报告两岸军情的前方军事人员连说了两个“好”字，让汇报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

1956年，在美国策划把蒋介石这个“绊脚石”搞下台，由陈诚、胡适等人取而代之之际，同年7月，毛泽东主席面对台湾来访的曹聚仁讲：“台湾还是由蒋当‘总统’的好，换成了陈诚，还有那个有美国背景的胡适之都靠不住。”

所以说，从后来两岸关系发展来看，当时不击落不迫降蒋的座机是中央与毛泽东主席有深远考虑后的决策。至于当初1949年12月10日前由我党中南局发出的请示电报，中央没有收到，这在大概率也是不成立的。这么重大事件的电报谁敢压住不上报呢。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当初叶帅“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这个意见的正确与英明。随着那段历史离我们远去，更多的历史史料的解密，我们相信很多历史的真相都会更加趋向客观，也会还原事实本身。

总之，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看，对于1949年12月10日没有去击落或迫降蒋介石的座机，这无疑是正确的。时间、历史也都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完)

——作者江南之春2020年9月13日于宜昌墨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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