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经济学制度主义的最后一位证言人，科普兰曾指出：“或许经济学必须被看作是演化科学这一观点的最为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意义是，经济事实具有历史相关性；惟一可以被认为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命题是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命题的普遍化，都必须将它的适用性局限于一个或者几个历史时期、以及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必须适用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社会。”（Copeland, Fact and Theory in Econom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第60页）经济生活和经济分析的根本特征就是变化，即便在命运最为恒定的18、19世纪古典经济学内部，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到了马尔萨斯时代就已经完全不再适用了，尽管通常不会有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193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联系的是：主要依赖国家，而不是依赖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办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斥责为反对派。”（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序言，第8-9页）
如今，自由主义者担心大企业的垄断的力量，保守主义者担心政府的力量，然而经济产出以及日常经济活动的绝大多数份额却是由少数大公司完成并承担的。自由主义一直要求给予大量小企业，也就是所谓的私人企业-自由企业联合体以更大的容身之所，反托拉斯法就其本质而言被历来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恢复自由资本主义活力的一项努力，这项努力的意义在并非处身高利润区域的人群看来是独一无二的，威尔逊也正是通过在努力拓展这种影响力方面所表现出的无限热情而赢得了选民。但大公司是最后的胜利者，无论这种公司形态是镀金时代的严格科层制，还是进步主义时代融合了更为灵活的工会组织的M型民主制。垄断可能会造成无效率和压迫，也可能会造福公众，这完全是运气的问题；反托拉斯法能否改变资本和经济的当前结构，这却是需要自由主义者第一次严肃反思的问题。然而，经济理论为此没有增添任何新东西，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合理的力量来消除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疑虑。这意味着今日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一种类似18和19世纪自然经济规则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哪种经济形式能避免根本性的批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保守主义者和企业在反对新政的战线上联合起来。在战地的对面，凯恩斯主义者努力让人们意识到，萧条、衰退以及通货膨胀都并非偶然现象，也不是纯粹由战争引发或者为着战争的不幸事故，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常态，自由主义者则强调政府干预和政府决策权也许能够成为更为有效迅捷的推进自由之道，这其中并非没有道理，在那一代人的目光和记忆所及，联邦政府都是作为弱小群体保护者的形象出现的，即便没有理由把一系列的联邦复兴法案理解为完全无私和善意的，至少也不能将其理解为平庸的；正是这一点对自由企业制度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尽管新政使得政府成为企业的必要同伴，企业也从政府的角色和行动中获取了利润，但反对者们对于经济生活中同权力联体而生的声誉和决策权有着更敏锐和深切的意识；即便在进步主义时代，企业自身的决策也依然被视为主宰企业命运的首要因素，而新政时期，这种首要因素的担纲者似乎转移到了政府决策方面。正如熊彼特所说：“作为一种最高的但未必是故意的颂扬，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认为占用这一制度的名称是有利的。”（熊彼特，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第394页）
在经历了战后为期十年的高度繁荣以及随后的历次萧条-繁荣的往复循环之后，人们关注或者攻击的重点已经不再是高利润或者越来越高的利润，而是把眼光和矛头对准了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人们迫切地希望消除任何类型的不稳定现象。高利润正是凯恩斯毕生强调的经济危险之源，而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在熊彼特看来，却也正是资本主义活力的源泉和象征，其魅力之大甚至迫使熊彼特赋予企业家及其组织的“创造性破坏”精神以“解围之神”的角色和担当。对此，战后的经济理论界已经丧失了基础性的意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吸纳了瓦解的凯恩斯派系之后，便同企业分道扬镳，在纯技术性的经济理论形态当中寻求退守和安宁。正如弗里德曼所刻画的那样：“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说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妨碍经济繁荣，从而妨碍了自由的不良制度，并且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政治当局对经济事务进行较大程度的人为控制。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并不是由于任何实际的集体主义社会的例子，虽然这种转变无疑地系由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对这个社会的光明的希望而大大加速。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是通过把既存的具有其一切不公正和缺陷的制度和在设想中可能存在的制度加以比较而完成的。进行比较的是实际的情况和理想的情况。”（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3页）
毫无疑问，18、19世纪古典理论所描述的自由市场制度，也就是以自由企业、私人企业、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在根本上都是对现实的反映，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都是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很现实的人”。20世纪，尤其是1930年代之后，对市场和价格的定义已经不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在表达一项理想或者是一种促成理想的希望。1930年，威廉.贝弗里奇坚决主张高工资对失业所产生的“无可否认的”负面影响，他说，“作为一种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大量的、持续的失业，都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对地点、素质和时间的不适应，它本身就证明了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相对于市场条件来说太高了；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威廉.贝弗里奇：《失业报告》，纽约：朗文，格林公司，1930年，第380-391页）尽管贝弗里奇承认任何经济理论所能认识的只能是现实的碎片，但他依然坚持将价格机制提升到神位，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对萨伊定律的重新演绎。
如今，保守主义者们对抗了二十年之久的新政作为一种经济决策体系已经烟消云散，自由主义者则惬意地生活在大型垄断企业的世界当中，除了无效的牢骚之声，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没有合理化的经济解释诞生了。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已经同现实失去了联系，他们也许会重新提起李嘉图的“演绎神话”，试图借此自保并尽可能捍卫经济学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尊严，但他们再也意识不到李嘉图的“演绎神话”正是诞生于工业斗争、金融斗争和农业斗争的暴风雨核心地带，而且李嘉图是何等有意识地置身于一系列现实斗争当中；安妮女王时代的事情将不允许重演，一个毫无政治才干而且也缺乏必要政治直感的宫廷集团和寡头集团将被彻底剥夺干预经济决策的渠道；一个尽可能广泛且强有力的社会阶层的决绝支持是议会自主的惟一有效保证；议会自身必须是务实且精干的，坚决拒绝任何高深教养者和文人们的恃才傲物、华而不实，正是这些人往往会有意识地或者不由自主地因为盲目追求所有“时代精神”所认为的精致之物，而成为邪恶寡头利益的追随者，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任何关键时刻摆出虚伪的王党作派，借此寻求民粹主义的同情；只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议会才能在议会法令、训令面临突然失效的局面之时，懂得如何面对世事进行权力斗争，在有效铲除反对势力的前提下推进自身和国家利益，议会必须明白，真正的改革者不应当寻求他人同情，而应当同情他人。在李嘉图时代，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剧烈经济斗争中，“爱国者君主”的形象在危机时刻仿佛再次得到天意批准而得以重现，尤其是在金融法案的斗争方面，君主派人士似乎还掌控着一半的真正权力，他们将议会正统视为假象而给予附和，在斗争帷幕的后面，宫廷集团并不懂得、也并不打算在自身权力必要界限的地方停下脚步，王朝的愚蠢和缺陷完全有可能打断而非延长辉格主义的命数，劳德大主教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家长主义模式并非没有可能再次降临威斯敏斯特。局面可谓乱云飞渡，对于其中的暗流，戴雪给出了强有力的刻画：“国家干预的有利影响，特别是立法形式这一方面，是直接的、即刻的和可以说是看得见的，而它的糟糕影响则是逐渐显露的和间接的，并且往往也是不可见的……大多数人难得记住国家专员们的无能、散漫和贪污腐化……；很少有人理解到国家的帮助会消除自助这一不能否认的真理。因此，大多数人势必会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以过分赞成的态度去看待政府干预。这种偏见是天然的，只能借助社会中赞成个人自由的成见或者偏见才能加以抵消。因此可以说，自助信念的下降本身，即足以说明趋向于社会立法的增长。”（戴雪，《英国法律与舆论》，伦敦：麦克米伦，1914年，第35页）
对李嘉图来说，1844年的皮尔法案并非一项只涉及伦敦金融城的利益调整法案，而是一项建基于英格兰民主实情的国策纲领；法案本身是对英格兰人个人自由和平等尊严的确认；而且李嘉图深知，一切问题都取决于真正的民主元素能否取得权力，以及这些元素能否成熟到围绕权力进行有效斗争，这其中也包括了农民、商人以及产业工人。为此，议会必须将自身地位推进到这样一种程度：假如最激进和强有力的政治家尝试利用社会主义意识所造就的势力进行统治，那就让他们不得不承担起一个极其痛苦和无所作为的角色。和一百年后的弗里德曼一样，李嘉图也真切意识到在英格兰日常经济斗争背后始终潜藏着两种支配性原则间的斗争：“政府干预措施企图解决的是利害冲突的事项，或者是利害关系方面的观点差异，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通过建立消除冲突的结构或说服人们改变利益观点，而是迫使人们去做违反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情。他们以局外人的价值判断代替了参与者的价值判断。”（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7页）李嘉图正是凭借这种弗里德曼式的对于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尊严的意识，开启了抽象演绎形态的古典经济学时代，也从形式上开启了英格兰历史上的“经济时代”以及有关“经济人”的理想类型论述。
“经济时代”的本质在于专注事物的实情，并针对实情进行合理化的分析，而不是像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样，专注于任何得到假定的永恒不变的或者封闭的状态；洛克以其精明而专注的财产理论为人类开创一个宏阔的、其中充满无限可能和变数的新世界，相形之下，传统政治哲学不过是对各种观念彼此间逻辑关系的贫乏思考，而这些思考脱离了人的活动的实际，好像这些逻辑活理性关系是独立自足的或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学从人类实践中的诞生实际上也意味着哲学和传统政治哲学的方法和内容需要现代化，因为它们无非是由过去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极端聪敏的洛克连同同样聪敏的光荣革命时代的英格兰社会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既然哲学因为人无法合理地处理价值问题，而只能处理事实问题，那么哲学在经济时代最富雄心的任务便是如马克思所言的促成“自身的消亡”。
经济学便由此而不得不脱身而出，以铁一般的意志承担起认识并改造世界的任务，这也正如同洛克在摧毁霍布斯以及费尔默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封闭体系时所做的那样，以财产的君权取代君主的神权。经济学要求他克服他那与生俱来的友善与温顺的天性，这是必须的，但丁的格言“对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是经济学保证自身不被“诸神”的可疑的目的和力量牵引的根本要求。因此，正是在价值混乱的1930年代，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部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毫不妥协地指出：“除了把经济学和伦理学这两种研究并列，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他们结合起来的企图，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传承者之一的熊彼特也在不久之后指出：“经济分析是用来研究人类在任意时刻是如何行动的，他们如此行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是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行动，则交给其他学科。”即使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经济人以及理性行为的描述或者假设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就由此可以肯定，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它所描述的理性标准行事。原因很明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会遭遇难以计算的困难，我们时时会犯下错误，我们常常需要经历为时不短的试错过程，而且我们会时时感到痛苦和困惑。这个世界的确是由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和奥赛罗组成的。冷静理性的范例充斥了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但现实世界却要丰富多彩得多。现代经济学的确因此遭受了大量的、近乎常识性的批评，这些批评因其强烈的价值论和目的论诉求而往往容易赢得大众的情感支持，并往往与社会性质的、盲目的变革运动情绪化地融合在一起。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出现的那些与其说是价值匮乏倒不如说是价值横行的时代，罕有人愿意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却可能导致更多的错误和更悲惨的结果。大部分事件不受人的控制，给定假设的边缘非常狭小，而给定事实的边缘又非常广阔，非常容易遭受意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构成我们放弃理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的根据，毋宁说，我们更有义务在理性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战后，投机者们疯狂抢购德国马克，他们深信马克将恢复其原有价值，但是，假如人们对货币数量理论的了解同两百年前的威廉.配第爵士一样多的话，也就不难明白自己是在做何等荒谬的事情。
理查德.琼斯于1830年代在其就职演说中敲响了反抗李嘉图经济学“形式抽象方法”的钟声，他说：“政治经济学已经误入歧途；其权威应当被否定，其结论应当受到质疑，其论证堪比在弥尔顿的地狱之边的演讲，其实际建议并不比拉普他浮岛上哲学家的建议好多少，而其中一位权威，据我所知，曾被人轻蔑地建议飞到土星上去。我认为，这种批评都是正确的。”与之伴随，这些古典经济学的敌对者们很快便获得了“反抗者”的英名，再便捷不过地融入了崛起于19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国家的种种偏见和价值潮流之中，任意地自由沉浮，迅速成为受人尊敬的大权威以及傲慢武断的大学教授，并荣幸地受到来自历史学派大本营的德国皇帝的邀请。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并未产生任何一条经得其分析的经济规律，甚至没有产生一条具有稳固基础的数量法则或者具体规律，未发现哪怕一种具有基本一致性的“经济行为”。他们一方面忙于鼓吹文化价值、民族精神，对提尔皮茨的扩张性帝国海军政策极尽吹捧，另一方面却对大战的迫在眼前及其所可能导致的民族性灾难既无责任感也无预见；当截止到那一时代为止，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萧条到来时，他们同样在事前缺乏感知，在事后束手无策，除了民族性的情绪抱怨之外，提不出半点有用的诊断和见解；可以理解，他们及其后继者中的大部分人很快便再次情绪性地臣服于纳粹的经济政策，而对此一政策的来龙去脉、乃至其中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的了解甚至达不到理知的标准。
经济学假定人类社会具有合理性；但它从未宣称人类行为必然是合理性的，更不曾宣称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不处在决然的相互矛盾当中，除了那些滥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末流研究者，也正是这批人是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决策中清剿出去”；经济学也决不曾暗示过针对人类行为的最终评价都经过或者有必要经过深思熟虑，此一任务实在是超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努力范围，它不对此负责。换言之，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之合理性的假设乃是出于一个再纯粹不过的理由，此即：经济学要使自己存在。如果取消人类行为之合理性的假设，如果屈从于外部刺激和争斗当中的冲动等等的盲目力量，如果这真是人类生活中高于一切的善，那么经济学便毫无疑问地彻底失去了一切的存在理由。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被赋予“意义”；一旦面对各种终极目的而必须进行选择时，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所作选择的含义和后果而助一臂之力。我们无权求助于经济学以便做出最后的决定，相反的做法正是导致我们误解经济学和经济时代的根本原因；经济学无意也没有能力免除我们做出终极决定的义务，经济学仅仅是通过“机会成本”的概念帮助我们切实了解不同做法的含义，终极选择的合理性恰恰在于对我们所放弃选项的充分了解，它使我们在作决定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决定。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地方才能被赋予“意义”。我们的时代已被自相残杀的鲜血染红，人类已经被精明的领袖屡次难以置信地出卖。已经诞生了太多的人，他们以“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名，却支持对人类生活的信心的最终否定，并且极力避免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这一“悲剧的必然性”。
在经济学的至深之处所隐藏的正是这种“悲剧的必然性”，经济学在此不但被赋予“意义”，而且也自有其“雄心”和“卓越”。这使得经济学在更深的层面上大大有别于反经济学的理论家们所宣扬的经济学的“快乐主义”观念。即使在这个世界之上确实如这些理论家们常常不得不设想的那样，存在着居于支配地位的神定的道德进化程序，那么我们也更应该谨守经济学所传达的信息：首先使心灵觉醒的是来自肉体欲望的刺激，因为只有行动才能创造心灵。正如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伟大人物马尔萨斯所说：“无可疑问，广大人类中倘若没有这种刺激，一定会发生普遍的和危害性极大的麻痹，毁灭一切未来进步的根苗。……为了使人类充分开发大地，推进上帝仁慈的计划，天意注定了人口增加的速度要比粮食增加的速度快得多。”在此，洛克、魁奈和斯密的天赐丰裕的假定变成了天定稀少的事实。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人生的忧愁和苦难构成了另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似乎是必须的……道德上的邪恶对于美德的产生是绝对必要的。……葛德温过分把人当作一种仅仅是理智的生物，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在此，基于身体的强烈的、乃至非理性的欲望成为了古典经济分析的可能性基础之一。由此，在马尔萨斯看来：“问题并不仅仅系于一个人是否可以被说得了解一个明明白白的命题，或者被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所说服。作为有理性的人，真理可以使他确信，尽管他可能采取一种违反真理的行动，作为一个复合的存在，饥饿、女人、酒则会驱使人恶魔呢采取不同的种种行动，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对社会一般利益的危害，他们完全知道，甚至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就完全知道。”的确，古典经济学家比马基雅维利更清楚地认识到，邪恶和苦难往往是由于人类的天性，而非制度。对此，马尔萨斯的评论表达了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人类科学的基本意识：“没有疑问，想到使社会不能有很大进步的重大障碍，竟是一种我们绝没有希望克服的原因，真令人非常失望。但是，如果忽略这个问题，则不会有什么好处可言。仍然有不少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足以鼓起我们最激奋的努力。”
自此，人的欲望便在古典经济学传统中取得了一种可以和洛克、斯密的天赋自由以及边沁的理智的苦乐计算法并驾齐驱的分析地位。马尔萨斯正是凭借这一点展开了对地租、利润的纯粹科学的经济分析，这一分析因其详尽的科学性和演绎性质而取得了同李嘉图同等的地位，并在实践上因其“神学”之见，而与李嘉图的“物质”之见一起，共同构筑了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在治国和工商业双方面的坚固堡垒。洛克和斯密的乐观主义在马尔萨斯的那种“人类生活的阴郁色彩”中消失了，愚昧、情欲、嫉妒、习惯、习俗和稀缺的地位超越了斯密的天赐丰裕，也超过了理性、自由、平等的地位。无疑，这种“阴郁的色彩”确实存在，它要求经济学从人性和历史的无情现实出发，不混淆事实和对事实的辩解，不混淆现状和人类自身的愿望，不混淆自然和自然应当是怎样的。对马尔萨斯来说，古典经济学家在面对这样的谈不上希望的世界时，之所以仍然不放弃其“坚强的意志”和科学的、基于人类理性的经济分析，乃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上帝如此安排人类是正确的。
恰恰与经济学的大众印象相反，斯密在其《国富论》第三版的“广告”中，宣告了具体经济理论的“时效性”，并声明了作为《国富论》所暗示的政治经济指导原则之基础的“事情的当前状态”：“本书的第一版是于1775年末和1776年初印刷的。贯穿本书的大部分所提到的‘事情的当前状态’，应理解为对应于我写作本书的那段时间，是指这些事情在当时或者更早一段时间的状态。关于本书的第三版，我作了一些补充。在所有这些补充中，事情的当前状态是指他们在1783年和1784年初的状态。”无疑，时效性原则也在另一个时代迫使马尔萨斯宣布了一个幻想消灭的时代，这一时代持存到今天，包含的是经济周期、生产过剩、生产不足、消费不足、大规模滞涨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关税壁垒、垄断、货币战争以及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大规模公司资本、国际性金融资本、乃至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存幻想的斗争。这一切都使我们远离了洛克、魁奈、斯密的世界，马尔萨斯的“阴郁的色彩”得到证实，浓得可怕。然而，古典经济学以及作为其后继者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代代传递中所积累的经济分析、规律的建立、一再得到提炼的基本假设依然证明了其效用，并继续成为把握经济事实的基本工具、以及基本经济决策的最强有力理论求助对象。
正如瓦尔拉斯所说：“经济科学本身……从诞生到荣耀的顶峰，一点一点地成长，尽管痛苦难当，却遵循着她的道路，坚持着她的传统。经济学并不在最新被冠之以‘指导’或‘手册’的工作之中，也不在大众性的批驳当中，而是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真理集合当中，在从其诞生直到今日仍被忠实遵从的传统当中。曾经的失败和最终的凯旋都是经济科学自身存在的证明。”对经济学的最大批判往往来自对改革的争论，对此，不妨以一个特出的例子加以说明。1807年施泰因引入杜尔戈的思想，颁布《十月敕令》结束了农奴制、缩减行会特权并立法规定了贵族土地针对非贵族阶层的可转让性；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于他的改革，不论友人还是敌手，都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的通俗化运用”。此一见解以其简明而迅速获得传播，并激怒了普鲁士容克阶层，并激发了更为通俗化、更为简明的控诉：“他们研究亚当.斯密，却并没有意识到亚当.斯密研究的内容只有金钱，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对金钱的研究即使达到极致，也不会推翻其宪政体制；但是在一个没有宪制、也没有有效法度的国家中，一个建立在这种金钱理论上的国家组织必定会摧毁国家本身。”此一事例证实了卢梭关于“科学的扩散只会毒害科学自身”的悲观预言，也致使德国近代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普鲁士问题”的解决错过一次可能的良机。只要读一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巅峰人物施穆勒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就不难看出，他很快便放弃了在研究工作中对复杂因果关系进行的冷静分析和解释，却转而争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来拯救现代社会的问题”，偏离到说教术和感化建议当中，这无非说明了他正是在科学无法承载之处陷入了泥潭；德国历史学派更善于居高临下地说什么是“更值得追寻”，而不善于解释重要的因果过程。正如凡勃伦在将德国历史学派和约翰.穆勒的工作进行比较时所说：“没有哪种经济学比历史学派更远离演绎科学，他们用数据的列举和对工业发展的描述来自我填充，而不是去耐心冷静去提炼出一个规律性的理论或者将他们的结果融入到一个可行的知识体系中去。……那些所谓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根本不算是从事科学工作，他们的目标也不在此…..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大量表述也许表现出真知灼见和公正无私，但在经济理论领域，他们的工作不具备建设性的特征……对于建设性的科学工作而言，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是无知的……保守的历史经济学在理论方面是一片荒芜之地。”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德国历史学派滑入“公认的冗长无用的布道”、并肆意浪费一个有着伟大起源的传统的定因和本质。与之同时，以凯恩斯和美国实用主义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则充分发挥了经济科学中演绎方法的功用，建立了宏观经济的综合性理论以及经济中长期波动的理论，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破解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不景气之谜，并为随后到来的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足以稳定政治家和民众心理预期的稳固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应对之策。假如我们认为是“经济人”关闭了种种蓬莱仙境的大门，那么随后的逻辑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只需要稍稍运用少许的心理学概念、“精神”概念、“价值”概念，就可以随随便便地把门重新打开，至于这些概念是什么牌子的，倒真是无关紧要。深刻洞察与揭示人类生活中的黯淡问题和千奇百怪的心理动机，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风光！却又是何等的虚弱！
历史中此类问题的往复循环难以胜数，在在乎催促人类记取基本的意识：经济学并不而且也无法使人类摆脱选择的“悲剧必然性”，它帮助人类延长其感知器官，了解各种不同的选择所具有的广泛含义，它提供了帮助人类合理行为的方法和工具，仅此而已。尽管对理性概念的含义存在广泛歧义和几乎无限解释的可能性，但对那些仍然坚持积极价值观念的人来说，经济学在其历来的奋斗和积累中，首先是对合理性的象征和保护。它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便构成了对“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问题的苏格拉底式回答。背叛理性只有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在极端渺茫的概率中，才不会意味着背叛生活。对于连这一点都予以否定的人，那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经济学首先是一门“阴郁的学科”，这一点卡莱尔说得没错，但是经济学之所以是阴郁的，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经济学，否则便无法对生活进行基础性的合理化安排，不妨说，经济学之“阴郁”正是建基于我们生活所要求的这种不可违抗的必然性，没有人能够毫无端由地插上伊卡卢斯的翅膀。同时，经济学也是一门“选择的科学”，它坦率地要求人们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其中所蕴含的悲剧性丝毫不逊色于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平等主义者……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予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而是把‘正义’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平等显然与自由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平等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同上，第212页）这段话很容易给人留下缺乏原创性的印象，不能唤起一个无偏见观察者的情感，斗争确实存在，但斗争本身所提出的全部要求都已经因为缺乏“伟大”特征而丧失了吸引力。如果此类斗争的要求出现在克伦威尔或者米拉波的时代，即便对之作一个纯粹经济方面的理解，也将会是魅力十足的；同时，他的观点、内容、论证，包括语言风格和具体词汇，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集体的产物，在固执的反对者看来，则是派系偏见的产物。对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已经获得饱和甚至略感厌腻的人群来说，他们很可能不会对此感到习惯，或者也可能太习以为常了。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匮乏并非弗里德曼之过，不过也应当反过来问一问：我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远望的能力？是不是已经无力穿越种种纲领和观念的帷幕，看一看参与到日常经济行动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民众，看一看帷幕背后扣人心弦的场面所展示的个人命运的起伏？这其中包括磐石般的理想、永恒的活力、海潮般的希望以及撕心裂肺的失望。弗里德曼对这一切都是深知的。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是容许犯许多重大过错的，原因就在于富有个体尊严和自由的人群所作出的日常努力足以对这些过错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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