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发生了深邃的变化。但仍有部分人难以摒弃极左思想，沉浸在对前30年的赞美中不可自拔，并且坚信那时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没有腐败现象。
显然，此般见解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
回溯往昔，前三十年，那段被历史铭记的非凡岁月，革命与建设才刚刚开始，国家正处于破晓前的深沉与期待之中。那段时期，国家犹如一艘巨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破浪前行，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若泰山的使命。
老百姓要填饱肚子，孩子们要接受教育，工业上要打破西方的封锁与禁锢，军事和政治上还面临着西方的围追堵截甚至是武力讹诈。当时的政府，面临着诸多从未有过的困难，必须动用一切力量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当各种不利因素逐渐破局后，中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粮食大丰收，工业大发展，国防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及外交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与游刃有余。
集中力量干大事，这是当时发展的一个主要基调，也确实啃下了很多令外国难以想象的硬骨头。比如说，葛洲坝水电站、卫星发射基地、大型造船厂、纺纱厂、汽车制造厂以及各种工业制造业都蓬勃发展。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那时的人们奉献精神很强。有很多领导也是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甚至还有人与工人农民吃住在一起，全国人民一个劲，都积极地参与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事业当中来。
然而，当物质逐渐丰富了，一些问题也就慢慢冒头了。如果现在坚持认为，那时没有腐败，这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的。比如说，时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张子善和刘青山，因滥用权力和不当分配资源而贪墨约49亿元（旧币），最终被枪毙。
另外，当时也有部分人存在吃喝风和贪图享受的问题。张子善和刘青山之所以落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严查吃喝风过程中，他们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最终查实后才被绳之以法。
毛泽东同志见到有人替他们求情，于是直接表明态度。功劳大地位高，负面影响就更大。如果现在予以姑息，怎么能起到警示作用？两个干部的死，拯救的却是两百个、两千个干部。
有人说，这点钱才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9万元，就要把两名领导干部判处死刑，那就说明之前的刑法对于贪污受贿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现在个别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过亿了，却还是判处死缓，是不是现在处罚轻了？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不宜一概而论。
依据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而贪污金额达到20万以上至300万之间，就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刘张二人则不到50万就被判处了死刑。从字面上来看确实比那时处罚轻，实则不然。因为当时的49万元，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在70年代时期，100元大约可以买到685斤大米或108斤猪肉。70年代结婚就更加朴素了，彩礼都是论块的，夫家能有三转一响（蝴蝶手表、飞鸽自行车、标准缝纫机和熊猫收音机）就算是嫁入豪门了。
现在的物价来对比，100元买不到3斤排骨，差别显而易见。结婚通常都要一套房子，动辄就要上百万，还有汽车等。而娘家稍微挑剔一点的，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彩礼，更是让很多未婚男青年望洋兴叹。
除了贪腐，生活作风问题也是有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堂，不仅身居高位，还长期霸占一位比他小20多岁的姑娘，其他女演员只要有求于他，都要作出牺牲。
所以说，以绝对的观点来评判前30年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腐败现象确实比较少，但与 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关系。如果一定要认为当时完全没有腐败，而且风清气正毫无瑕疵，这是片面的和错误的认知。
前三十年是发展与矛盾共存的时代，也是中国从革命战争转入革命建设的时代，我们取得了让人无比骄傲的成绩，但是问题仍然是有的，而且有时还会表现得比较突出。
比如说，当时的商品粮和农村户口就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打破了头，想转为城镇户口去吃商品粮，这是为什么？很显然，在收入和资源配置上，农村当时还是要比城里差一些，农民的生活要比工人差一些。
把前30年当成不容置疑的标杆和浪漫的回忆，这不仅没有尊重历史，也是对历史的亵渎。不可否认的是，前三十年的努力，的确为后来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痛苦的回忆。
只有拥有一颗平常心，客观去看待前三十年的发展，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在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一味吹捧和一味抹黑，都是极大的不负责任行为。对此，您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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