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99
建筑是一座凝固的诗。诗远，人在，天空依然蔚蓝...
文/小刀99
1
重庆早年城市建筑以穿逗结构的民居为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多得很。除此，就是苏式建筑和工人新村了。
重庆人说话直接，一般把它们统称为红砖房子或青砖房子。
它们，大多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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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
今天的重庆，高楼连云，灯火魔幻，9D着，让这座既盛产英雄又盛产美女、既盛产美食又盛产想象的城市，继续豪爽并耿直着。
它早年的市貌，还有哪些鲜为人知？
早年重庆主城的建筑除官府、寺庙、店铺、学堂外，以穿逗结构的民居为主，城市无绿化、无路灯、无公园、无公厕、无公路、无自来水……
“山高路不平”，就有了广泛的外延。
但这仅仅是表象。
穿越时空。倘若你行走在今天渝中半岛高低起伏的公路上，在体验“山高路不平”的同时，或许还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
四周就像春天山野间的竹林浇多了肥料，惹得竹笋疯长——上万幢身形庞大的高楼大厦，将半岛两岸插得密不透风，据说密度世界第一。
或可骄傲，或可并不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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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1937年重庆主城人口30余万，1945年超过150余万，那么多难民涌入陪都，要住宿，只能因陋就简搭棚棚，条件好的修吊脚楼。
城区好地段早被本地人占用，外来的下江人只能沿江搭建，因此人们看到的吊脚楼多在江边，如曾家岩、大溪沟、千厮门、朝天门、储奇门、菜园坝、化龙桥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重庆大规模扩建新城之前，城市面貌除局部变化外，基本维持着抗战后的格局。
这中间，1949乾坤鼎新后有过两大改变。
一是修苏式楼，二是建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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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学专业里，并无“苏式建筑”这个词，衍生的“筒子楼”也是中国人自己取的，均系民间的约定俗成。
从形式上讲，它们指50年代苏联援建时期的坡屋顶、厚墙、高空间、冬暖夏凉、楼高一两层或三四层的建筑。
筒子楼的又一个名称叫“赫鲁晓夫”楼：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故名。它与苏式建筑几乎是同一概念。
其背景：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国家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这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
重庆作为大西南的工业基地，先后接受了“156项”中的重庆发电厂、狮子滩电站、重庆肉类联合加工厂、嘉陵江大桥等7个援助项目。
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工人和干部的聚集地，不建宿舍你让他们睡露天坝吗？
苏联专家在援建上是比较开明的。当时的厂区建设分为两部分：厂内区和厂外区。
厂内区一般都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图纸进行，厂外区的宿舍苏联专家只制定一个标准，图纸及施工都由中国建筑师完成。所以，很多厂外区的建设融入了中国元素，如小格窗，门楼花纹等。
这样的建筑让重庆人觉得新鲜，因此效仿者众，最典型的如市人民大礼堂（部分元素）、市体育馆、三医大（现陆军医大）教学楼、西南医院老门诊楼和住院部、市委办公厅、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大渡口钢花电影院及众多宿舍楼。
余生也晚，虽说没见过苏式楼的修建，却住过这样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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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市委机关大院里，建了两栋体量庞大的青砖苏式楼，地点就在现宣传部大楼的岩坎下，号称“18级”楼，意即必须行政18级及以上的干部才能入住，其内部格局与我少年时在市团委机关住的宿舍楼几乎一致。
市团委院内有3栋宿舍，分别叫二宿舍、三宿舍、四宿舍。
我家住二宿舍，共4层，红砖、木地板、中间是走廊、两边是若干单间，每间约20平米，其中一个单间辟为公用厨房，公厕在走廊尽头，一层楼有一个水龙头。
苏式楼皮实，1968年大武斗时，嘉陵江对岸的长安厂和三钢厂打过来的1.27高射机枪子弹，只能在二宿舍的红砖墙上钻个铜钱大的眼，即使打37炮弹，也只是碗大的疤，居然没穿透！
苏式楼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平，机关里无论炊事员、司机还是处长，分的面积都一样，且家具是公家的，标有白色数字号码，谁也想不到还要去做柜子沙发。
二宿舍住的最大人物是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全家5口，就两个单间；三宿舍住的名人是写《红岩》的作家杨益言；四宿舍住的是后来主持修建扬子江假日饭店的市府秘书长辛玉。
尚记得，当年的干部对住房没啥要求，够住就行。我家搬去二宿舍时，还有许多空房间，问母亲：“为啥不多要一间呢？”
答：“多要一间干啥？房租要多交七角四呢！”
在重庆，有多少机关少年和工厂少年，在这样的苏式筒子楼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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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关修建的苏式筒子楼比，重庆的工人新村建设规模要大得多、对城市的影响也更深远。
工人新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厂宿舍的泛称。
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招来大批工人，如重庆最高峰时产业工人达百万。
这么多人涌入城市，解决住房是个大问题，因此，分批量建设工人新村，是五六十年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只是对新村的叫法不同，如重钢叫钢花村，土湾重棉厂叫模范村，小龙坎交机厂叫工人村，双碑嘉陵厂叫嘉陵村……
事实上，村子叫法虽异，但模样几乎相同：红砖或青砖房子，三到四层，厨房、厕所公用。
由于住户多，厨房不够用，只能在走廊上搭炉子，路灯本就昏暗，下夜班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踢到炉子上，痛得哎哟连天骂人：“是哪个长前手不长后手的龟儿子嘛！”
进得屋去，二三十平米要住一大家子，便只能搭上下铺，用布帘子隔开男女，好在走廊尽头有厕所，家里不用再搁尿罐，不然那么狭窄的空间，夏天的臭味真够喝一壶的。
如此简陋的工房，还不一定能分到，得按工龄或贡献排队，毕竟僧多粥少，想分房的人太多了——那时的杨家坪，有建设厂、空压厂，双碑有二钢厂、嘉陵厂，大石坝有江陵厂，五里店有长安厂，铜元局有长江厂，郭家沱有望江厂，这些国防大厂动辄上万人，加上周边的地方国营工厂，除了厂房密集外，就是红砖房子的密集，它们一幢幢、一排排塞满新村的空间，长相又差不多，以至外人走亲戚时常常找错门。
工人新村出生的孩子，就在红砖房子里度过了他们的少年甚至青年时代，而后离开，聚散四方。
今天，这些老砖楼拆得差不多了，盖上了新楼盘——当年的孩子早已成年或正在老去，他们，还记得为自己遮风避雨的新村老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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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我不讳言，相当一段时间内，重庆有些沉寂，有些郁郁寡欢。作为一座精神上永不贫血的城市，在它进化的城建史上，则相当郁闷。
因此，重庆在相当时期内，市容恒定、工资不涨、住房紧张、街道狭窄、设施落后、街道肮脏，人们火气很大，其骂人言辞之刁钻、之刻毒、之精怪，在全国无出其右——直到1997年直辖后，才开启了它前无古人的变革。
老城，几乎彻底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都懂的。我有一个校友走过四海五洲，再见重庆时说，今天虽满城灯火灿烂，但却没得原先夜景让人心头舒服。
问原因。他说当年站枇杷山红星亭上，夜阑，昏黄灯光亮起，夜风中传来母亲唤儿的声音：
“八娃子，你勒个砍脑壳的还不回来屙痢屙血（吃晚饭）迈?）”
“王三莽，快点回家挺尸了！”
千奇百怪的呼唤，是游子对这座城市最温情的记忆。如今还有啥?
我听后，只能呵呵了。
而重庆，从蒲海清到黄奇帆、从包叙定到王洪举，还有那万千拆迁者、建设者及我们的父辈们，走过了怎样荡气回肠、焦灼疼痛的城改之路?
那曾经的身体、灵魂和命运所系的旧城风景：大院的温情、邻里的照应、饭菜的互尝、骂人的恶声，都被新城高楼的防盗铁门挡在记忆之外。
30年沧海桑田，让我在今夜
想变成一条鱼
游进灯河深处，去倾听，夜海的歌
醒来，眼前全是钢筋水泥…
时代，已然变迁；一代人，已然老去。
图片提供：牟勇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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