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少将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字沛然，吉林省东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位列少将之首。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抗美援朝期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参谋长，也是彭德怀心中的“诸葛亮”，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参加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改名风波：从“解如川”到“解方”

解方，原名解如川，后来之所以改名叫解方，是他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改的名字。毛泽东为何要这样做呢？这与解方此前的经历有关。

解如川早年就读于奉天高级中学，毕业后被东北军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解如川回国后加入东北军，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总队总队长。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武装暴乱，史称“天津事变”。事变中，解如川与贾陶（中共地下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孙铭久、黄冠南等人临危受命，果断率队予以还击。因解如川精通英语、日语，又洞悉日军阴谋，就肩负起对日交涉的重担，其缜密的思维、快速的反应、无懈可击的辩才常常使日军理屈词穷。由于解如川等人的顽强抵抗，日军武力图谋终究未能得逞，转而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撤换天津当局。最终，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由亲日派担任，保安总队长、各科科长纷纷辞职，解如川也被迫“因病请假”。

解如川一直抱有“富国强兵”的理想，想做一番事业挽救国家于危难，但在天津的经历，使其目睹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始终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将东北军西调“围剿”红军，整日忙于内战而视国家前途于不顾，为此他深感苦闷。为寻找新的救亡图存道路，他曾多次向贾陶表示想要接触中国共产党。

在赴广西考察途经西安时，贾陶介绍他与负责开辟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中共党员苗浡然认识。苗浡然向解如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使他感觉“犹如在迷茫中看见了指路明灯”，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解如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为党工作。同年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部参谋处任二科中校科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在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解如川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等爱国将领，发动了响应西安的兰州事变。事变中，解如川亲自指挥部队包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特务组织以及中央军第七军炮兵团。他们的果断行动，稳定了兰州局势，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西安事变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之后，解如川即被派往广西，与李宗仁等联络抗日事宜。1937年2月，解如川回到西安，向周恩来汇报了广西的情况和李宗仁的政治态度。周恩来肯定了他为促进东北军和李宗仁联合抗日所作的努力，并指示“要把东北人民、东北军、东北救亡团体团结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解如川被派往第五战区。徐州会战后，解如川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后调任第一一四师参谋长，并任中共第五十一军工委书记。解如川随部到达鲁南后，与中共山东分局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党在东北军的工作。1940年6月，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解如川等人被迫撤出山东，前往延安。

左一为解方将军

1941年，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解如川等人，毛泽东动情地对解如川说：“你已经回家，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解方’好吗？”解如川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他终于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自此以后，“解方”成为解如川的正式名字。

解方到延安后的第1个职务是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兼一科。科长专职研究日军，科里除一人稍懂日语外全是新手，而解方在延安那方天地里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和权威了。他认为研究日军首先要掌握基本情况，从日军的序列建制、编制装备、将领素质、驻地分布等等，到与日本军力直接相关的国内情况都要了然于心，心中有数。

而他自己就是个活资料库，几乎一切从零起步的一科在解方的领导下很快迈入了一片新的天地。那也是他一生中最心情舒畅的时期之一。因为天津事变，张学明辞职，解方和张学明共进退，到北平闲居。

而就在这时媒人接踵而至，先后给他介绍的姑娘有张学明的小姨子、荣珍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等等可解方从来就不是攀龙附凤之人，至于抽大烟逛窑子赌博之类，这些旧军人习以为常的劣性更是和他绝缘。忧国忧民、报国无门，解方就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潜心钻研日本这个对中华民族危害最大的对手。

2、参谋岗位：运筹帷幄，出神入化

解方一生戎马倥偬，所从事的多是出谋划策的参谋任务。1942年，毛泽东专程到延安枣园中央情报部，向解方了解万毅在东北军被扣的情况。在延安，解方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室第三局局长和第一科科长、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可谓是资深参谋长。

韩先楚称赞他“有勇有谋，敢打善拼，是个出色的指挥员”，并说“在一些重要战役战斗中，听了他的意见就打好了，有一次未听他的意见就吃了亏”。余秋里评价解方“有卓越的组织战役的才能，特点是周密、细致”。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将军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露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为保卫我国东北边境安全，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开赴鸭绿江边，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分别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解方立即打点行装，告别妻儿，前往鸭绿江边。8月，解方到达安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洪学智召开司令部干部会议，向大家介绍解方。会后，解方来到司令部作战室，要求作战参谋汇报兵团所属各军、各师的部署情况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敌军的情况，并要求汇报朝鲜的地形情况和我军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方快速熟悉所属部队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细考察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研究朝鲜战场敌我态势等军事情报。他指出：“将来进入作战的特点是现代作战、山地战，因此要具有现代兵种配合作战的知识与思想，做好可能采取攻坚战的准备。” 8月31日，解方执笔起草了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署名的《关于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给林彪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汇报了敌我力量对比、朝鲜地形、供应问题、敌人企图、我方作战方针等，就如何“速战速决”提出建议，其中包括空军参战、增加参战部队、为部队增配高射炮和反坦克武器、加强后勤保障机构、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侦察情况等。

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中央首长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这是解方就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后，与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的第一次合作。他对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精辟分析，得到邓华、洪学智的认可。他在兵团机关逐步树立起很高的威信，与各军首长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10月8日，应朝鲜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的电报，明确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参谋长解方在一起

解方很善于领会和执行彭德怀司令员的作战意图。他经常夜以继日地与司令部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分析研究，就如何有效贯彻志愿军首长的意图提出很有见地的建议与有效措施。入朝作战后，解方一直伴随彭德怀左右。他以超常的记忆、敏锐的思维、精深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很快得到彭德怀的信任和器重。每当彭德怀筹划一次战役、调整一次部署时，常常说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这个“诸葛亮”就是解方。

志司机关干部后来回忆，彭总非常严厉、爱“训”人，但从未听到彭总训过解方。曾有一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一听火冒三丈，严肃地批评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彭德怀打仗是出了名的不怕死，经常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所以，对彭总的安全，解方格外注意，分外小心。有一次，敌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不进防空洞，解方如实将情况报告军委。周恩来总理得悉后，亲自起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要求“一定要注意彭总的安全”，并指定解方负责。为什么指定解方？周恩来说：“解方同志办事精细负责。”足见党中央对解方的了解和信任。解方还亲自在比较隐蔽的山沟里，为彭总选定一个防空地点，派人挖了个小防空洞，并强调“在必要时，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彭总的安全”。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他多次调：“司令部要解决如何保证与部队不间断的联系问题。战斗的发展也将是迅速的，在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的情况下，司令部如何保证首长不间断的指挥，是极其重要而又是很艰巨的工作。”对参谋工作，解方也有明确要求，指出参谋工作在战前、战中、战后的最高要求分别是“能够贡献作战意见，检查与帮助部队对命令的执行；能将一天的情况或一个阶段的情况做出综合性的总结，有分析判断，提高战术水平，掌握战机；总结阶段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和提供下次作战意见”。

志愿军战士

每次战役间隙，解方都会组织志司干部到各部队了解第一手资料，有时也亲自到基层部队了解情况，并将调查的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归纳其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或者亲自向彭德怀汇报，或者写成文字材料分送首长们。第三次战役后，我方后勤供给线遭到敌空军轰炸，粮食供应成为难题。为此，解方派干部到各部队了解情况，结合战场实际，首次提出把炒面装在米袋子里，这样战士既方便携带又方便食用。志愿军司令部认为这是解决当务之急的好办法，命令在全军推广。

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派解方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战役情况以及我军转入防御作战的部署与作战方针。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约见解方和陈赓，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在这次会见谈话中，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形象比喻为“零敲牛皮糖”。从此，“零敲牛皮糖”成为志愿军在防御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专用名词。当天，解方便将谈话要点整理成向志愿军党委传达的电报，经毛泽东圈定后发出。第二天，解方马不停蹄地经东北军区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回到志愿军司令部后，解方又向党委会专门汇报了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以及毛泽东的指示批示。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

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

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驶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3、辩才雄风：谈判桌上有理有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曾说过：“战争，从来不单是孤立的军事行动，总是同外交斗争紧密结合。”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建议邓华与解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并安排解方迅速投入到双方联络官预备会议筹备工作中，对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均事先作好准备。解方后来回忆：“双方由敌对的情况转入面对面的谈判，许多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到。”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谈判开始后，双方就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耗时一月有余，仍谈不到一起。8月17日上午，解方、李相朝与“联合国军”代表团代表霍治、勃克召开朝鲜停战谈判会议联合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初步讨论解决谈判僵局的办法。

不料，就在谈判期间的8月19日，美国武装人员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板门店附近，突袭我方巡逻人员，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壮烈牺牲。解方得知后，立即与李相朝赴板门店附近的姚庆祥烈士遗体停放处致哀并发表讲话。解方说：“姚庆祥烈士是站在保卫开城停战谈判的和平前哨上牺牲的。他这种为了和平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高贵品质，一定会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捍卫和平的坚强决心。”第二天，解方与李相朝赴医疗所慰问负伤的巡逻队员王仁元。

美方不仅在谈判中采取故意拖沓态度和突袭我方巡逻人员行为，还悍然发动夏季和秋季攻势，造成谈判一度中断62天。1951年10月25日，双方代表团复会。为加速停战谈判，双方商定由联合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解方强调：“双方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提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11月14日，解方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发表重要声明，指出“朝中方面从一开始就为早日获得朝鲜的和平而斗争，现在仍为这一点而斗争”“过去4个月的经验证明，美方一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不定”。

经过我方不懈努力，并在原则范围内适当让步，谈判就分界线协议最终达成一致。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谈判又在停战保障协议上陷于僵局，其中一大分歧点是关于轮换军队和补充武器问题。美方要求有权轮换军队，我方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主张应把轮换的人数限为每月5000人。但美方认为这个数目不够，并要求有权把旧武器换成新武器，用满装的弹药箱来换掉空弹药箱，还要求对朝鲜北部的军事设施加以限制，包括绝对禁止修建飞机场，同时要进行空中侦察以保证飞机场不得修复和重建。

解方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明确告诉美方绝对不能接受这一要求。他说：“你们明明知道，过去我们一贯地坚决反对这种要求，但是你们丝毫没有放弃这种无理主张的意思”“你们有权采取你们愿意采取的态度，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协商的态度，那么，拖延谈判的责任就应该由你们来负。”

12月24日，在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解方对我方的方案提出了几点修正，包括停战协议签字后，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输入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同时规定中立国监察机构在交战国双方或一方提出视察的请求时，即须进行视察。然而，美方仍没有放弃干涉朝鲜内政的要求。解方郑重表示：“只要美方放弃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会议就立刻会有进展。”

12月27日，解方在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总结发言中，详细回顾12月3日至12日、12月14日至23日，两次因美方提出无理要求而使谈判进程拖延的具体细节，痛斥30天来美方在第三项议程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拖延政策。

解方指出，谈判以来的一切事实证明“我方是竭力赞成双方能达成一个稳定和有效的停战的。我们的诚意和善意表现在一个月以来我们历次所提的具体建议上”“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们，全世界所有公正的人士都会坦白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这场战争中的战胜者”。解方还明确向美方表明我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我方坚决认为停战期间我方在朝鲜境内处理某种设备的权利绝不容你方过问。我方的领空绝不容许任何人进行侦察。”

朝鲜停战谈判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u2018三八线u2019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

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u2018三八线u2019，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由于美方无休止地玩弄拖延手段，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历时40天仍未能达成协议。1952年1月5日，在第三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上，美方代表滕纳仍坚持美方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性要求，荒谬地要我方放弃主权。解方正告滕纳：“你们自称和平天使、文明分子，公然宣称要让别人放弃主权，将内政让人干涉。你们不要做这种梦想，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美方为拖延谈判，故意捏造一个所谓我方从朝鲜境外运入大批装箱飞机的谎言，借此掩饰他们拒绝接受我方所提方案的行为，为他们坚持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性要求作辩护。解方在1月7日的会上，再次痛斥美方制造这种可笑的、毫无根据的谎话，指出“这是有计划的诬蔑行动”。美方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采取空袭我方代表团车辆以阻挠谈判的卑劣手段。解方在会上严正指出：“你方什么手段都用过了，但同样的手段在去年8月没有行得通，现在也是绝对行不通的。”

1月24日，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会议再次召开，解方系统阐述了美方各种论点的虚伪和空洞，驳斥美方支持所谓“限制机场修复与兴筑”的无理要求。他指出：“我方坚决反对你方在朝鲜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与坚持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规定，基本理由是因为这种限制干涉到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政，它是一个双方在对等基础上进行的军事停战会议所不应该和不容许提出讨论的条件。”他还一针见血地正告美方代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如果辩论不能帮助你方达到这种非分的目的，挑衅行为与恫吓，也绝计帮助不了你方的。”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及美方在战场上已无胜算，最终，美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公平合理主张：双方各提出两个中立国家，组成监察国。监察国由我方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方提出的印度、丹麦组成。1952年4月28日，停战保障问题最终达成协议。

谈判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战俘遣返，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最为顽固，因为在前面两个问题上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所以这项谈判议程从1951年12月开启，中间经历多次小休、中休，至1952年10月中断。

1953年4月26日，谈判重新复会。此时，双方谈判代表均有变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由丁国钰将军代替边章五将军，柴成文将军代替解方将军为谈判代表。此前，中央军委于4月18日决定，解方与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韩先楚、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任职，由李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4月19日，毛泽东正式签署命令，解方调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朝鲜停战谈判旧址

解方在谈判期间，牢牢坚持公平合理原则，以极大的耐心推动谈判，有理有据与美方开展斗争，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最终取得胜利。他回忆道：“谈判桌上就是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解方在谈判期间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党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甚至是美方的高度评价。

彭德怀曾对他的办公室主任杨凤安说：“回国后，我要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外交人才不多呀！”李克农称解方在谈判桌上“立场坚定，善于动脑子，讲话有水平，非常机敏，是个难得的人才”。美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也在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近3年时间里，解方忠实履行志愿军参谋长和谈判代表的职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军事指挥员的良好素质，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