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在本次大会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依次宣布了外交部干部任命,部长是我们熟知的周恩来同志,当他念到外交部机要处长是周竹安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人员开始骚动起来,对于这个陌生的名字大家都抱着质疑的态度,甚至有人直接发出提问:这位同志是谁?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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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

面对台下的质疑,周恩来同志站起身发言,郑重地为大家介绍周竹安:“同志们,周竹安同志之前一直从事的是地下工作,为党和人民默默服务了二十多年...”随着简短地介绍完他的功绩之后,周恩来同志坚定地说道:“关于这个职位,没有人比他更加合适了”。说罢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因为大家都明白二十多年的地下工作者对党和人民意味着什么。

1949年8月,随着长沙和平解放的日子逐渐临近,全长沙市的人民都兴高采烈地做起了准备工作。为的就是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庆祝长沙和平解放。

8月5日,此时的长沙已经焕然一新,到处都张贴着革命标语,毛泽东同志的画像也高高的挂起,大街上人头攒动,鞭炮齐鸣、锣鼓震天。仅仅一个晚上,整个长沙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无数红旗飘扬在这座历史古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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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长沙街头

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缓缓开进城中,从此宣告湖南和长沙和平解放,湖南和长沙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这群欢迎的普通市民当中,所有人都在欢呼,在热情相拥,也有不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其中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男子,望着整齐划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默默流泪。

这位中年男人就是周竹安,不同于其他普通人民群众,他迎接的不仅是人民解放军,更是迎接自己的战友。怀里的孩子望着父亲的泪水、欢呼的人群虽不能理解但是却将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中。

1个月后,周竹安接到一份来自北平的电报,电报内容是请他务必以最快速度进京,发报人为李克农。这让原本准备继续留在长沙工作的周竹安有点摸不着头脑,询问上级领导后,得到的只有一句: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一直到1949年11月,周竹安出现在外交部任职这个会议上,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外交部才刚刚成立,也就是说周竹安是机要处首任处长。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这位默默无闻数十年的我党优秀地下工作人员,他的过去究竟有着哪些故事,让周恩来同志可以如此信任他,对他委以重任。

周竹安出生在1891年12月,出身大家族的他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经史子集无一不通,在当地有着“神童”之称。儿时周竹安的理想是教书育人,他也不负“神童”之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这里,是他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周竹安在校期间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受到了徐特立先生的喜爱,并对他多有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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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徐特立先生的悉心教导,周竹安开始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起初的周竹安并没有想过从政,只想教书育人,但是祖国的腐朽,地方的混乱,让他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他萌生起了教育救国的想法。

毕业后,他先是在长沙师范附小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并结实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毛泽东、何叔衡等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1926年,此时35岁的周竹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我党最早一批的情报人员。

周竹安因博学强记,性格沉稳,被安排到了汉口的情报部门,在汉口他人生地不熟,也无法当老师,只能每日在街头游荡,靠贩卖字画为生,当时家里人都非常不理解他,但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只能独自默默忍受这些非议、不理解。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国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周竹安临危受命留在长沙,每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工作。1928年,周竹安与好友夏明翰等人,被党组织调往湖北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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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武汉以汪精卫为等人背叛了革命,形式非常严峻,他们被调到武汉不久,夏明翰就因为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没有妥协,最终在1928年3月被敌人残忍杀害,到死没有吐露半点情报。

面对好友的牺牲,周竹安还未来得及走出悲痛,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虽然他以刻章商人的身份作为掩盖,但是夏明翰的出现已经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危机,他们大肆搜捕我党人员,5月的某一天他们抓捕了一名地下交通员,在他家中搜到了一封写有周竹安名字的空白信件。

就这样周竹安也被敌人抓捕,面对敌人种种酷刑,他宁死不屈,最终因为敌人只凭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组织的帮助,周竹安才得以脱身。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他已经上了名单,即便他什么情报都没有透露。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暗中盯上他了,如果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为此,组织将他派往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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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老上海

此时的党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维汉等人都在上海的延安东路,周竹安在组织的安排下,在这条路上租下一间店铺做生意,暗中则作为中央开会的联络点,掩护党组织的活动。

1929年冬,周竹安接到了党组织给他安排的新工作,前往欧洲建立地下情报网,为国内提供最新的情报信息。接到任务不久后,他就以留学的身份动身前往法国,之后又到比利时学习与工作,但是因为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被比利时政府给发现了,因为没有签证、居住证,所以他被迫驱逐出境。

几经周折,他又回到了法国,一呆就是数年,在法国的这些年, 他一边工作、筹集资金,一边组织活动、创办报社。他将国内的消息,以报刊发行的方式在海外华侨中传播,并且组织这些华侨与祖国联系,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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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周竹安奉命回到国内。此时的他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国有11年之久。

11年的异地工作之旅,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身经百战。刚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进入当时最危险的重庆进行地下工作。

在周竹安进入重庆前,我党先前就派遣几波同志,但均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周竹安临危受命,凭借着多年的革命经验,顺利潜伏下来,当时他主要任务是打入中统。

来到重庆不久,他就发现一个可以培养发展的对象—沈安娜。此人是一名书记员,因为成绩优异,之后很有可能会被吸收进入国民党工作,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后,他联系到了沈安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说她。

沈安娜巾帼不让须眉,她明白想要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加入共产党是不二之选,作为爱国有志青年,她毅然答应了周竹安。不久后,周竹安利用组织和自己的人脉开始为沈安娜铺路,在他的帮助下,沈安娜一步一步高升,最后成为了老蒋的秘书,开始为我党提供有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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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沈安娜

此后,周竹安开始来往长沙和重庆之间,维系着一个数百人的情报网,就连年纪8岁的女儿也时常为他传递情报,尤其是在敌人大搜查的时候,很多重要情报都是由他的传递。

除了打入中统之外,他还策反了许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爱国人士,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自己的情报网,黄雍、周亚光等均被发展成我党线人。如此完善的情报网,使得反动派内部一有消息,我党就能得知,并第一时间应对,避免了许多损失伤亡。

同时,他还大力支持发展商业,为《新华日报》筹集了大量资金,那段时间《新华日报》的开办都离不开他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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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华日报

1946年,周竹安被调往上海,协助吴克坚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工作期间,周竹安所做的一点一滴都被他看在眼里。对于这位比自己还要年长一些的红色老特工,他内心是非常尊敬的,而且他发现周竹安工作完成如此出色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点是常年国外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让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第二点是性格沉稳,处事不惊,无论是碰到什么危急情况,他都不会露出半点破绽。

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的和平解放,一方面得益于程潜、陈明仁将军的深明大义,另一方面就离不开我党的争取和地下情报人员的付出。

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步步紧逼下,白崇禧败退到湖南,此时的白崇禧虽仅剩两个主力集团,但是却企图长期盘踞湖南,徐徐图之,等待机会卷土重来。到达湖南后,他开始加强对湖南的统治,此时的湖南省省长的程潜与兵团司令陈明虽有心起义,和平解放长沙乃至湖南,但是他和我党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通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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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崇禧

为此,周恩来亲自下令,要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只有这样,党中央才能够第一时间得到长沙城内的消息,并对和平解放长沙进行部署。就这样,已经58岁的周竹安再次接下重担,前往长沙建立秘密联络点。

此时的上海和长沙均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搜查,所以,如果将体积庞大的电台运出上海带到长沙成为了周竹安接到任务,受到的第一个考验。

因为电台目标太大,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人与电台分别前往长沙,周竹安先电台一步到长沙进行部署,之后由徐谈庐将电台送到。只不过,此行注定一波多折,当周竹安在长沙焦急等待电台时,却迟迟没有消息。

最开始徐谈庐的计划是通过乘坐飞机的方式,将电台送到武汉,再由武汉的同志将电台转至长沙。只不过当徐谈庐好不容易利用国民党少将郭大中的关系携带电台飞到武汉时。负责在武汉接头的同志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他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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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长沙

事情紧急,无奈之下,徐谈庐再次找到郭大中,通过郭大中弄到了通行证,然后伪装成为国民党军官,亲自将电台送到长沙。

此时的长沙内气氛异常紧张,当徐谈庐到长沙建议银行找人接头时,却因为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怀疑,接头人员迟迟没有动静。此时,如果不快点将电台送到周竹安手上,不仅耽误与组织的交流,自己更是有被搜查的危险,不得已,他只能通过电报的发放,将当下的处境和遇到的问题上报至上海。电报内容为:

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

同时将自己在长沙落脚的地址写在最后。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被敌人发现这份电报有问题,他就有性命之忧。

电报很快就传递到了上海的吴克坚手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准备在长沙接收电台的周竹安却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周竹安因为在长沙久久得不到电台的消息,早一步就赶回了上海等待消息。就这样周竹安得到了电台所在的位置,他立马联系在长沙的儿子,让他去找徐谈庐,而自己则以最快速度赶回长沙接收电台,并将它安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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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起初是准备架设在原国民党黄雍家中,黄雍在抗战胜利后,不忍内战,所有选择退役,后成为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黄雍家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楼房,非常符合架设的条件。只不过当架设人员在勘察的时候,却发现不远处有着敌人的电线网,为了搞清楚这些电线网的用途,周竹安四处打听,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敌人在美国进口了一批侦察电台,可以近距离侦测电台,所以大肆在城中设置电线网。

这样一来不仅黄雍家不适合架设电台,整个长沙城中架设都会有被发现的危险。经过反复商议,最终电台的架设位置确定,就在近郊周启铎的家中,周启铎也是被策反的一位地下党工作者。

就这样,经过多番周折,长沙秘密电台终于架设起来,也正是靠着这部电台,周竹安和能够和党中央联系,并随时将长沙、湖南的情报传递出去。

6月,就在程潜进退两难之际,准备放弃长沙前往广州之时,周竹安决定让黄雍秘密会面程潜主动暴露身份,并策反程潜。黄雍到来令程潜非常高兴,不多时他就对黄雍说道:“我这样苦,毛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

黄雍一听,明白他此时的意愿,当即说道:“颂公有什么想法,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转达给毛主席。”

程潜听完非常诧异,连忙问道:“你有通讯工具吗?”

黄雍随即说道:“当然有,党中央早已派人在长沙架设了秘密电台,我现在就可以将你的顾虑和想法转告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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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让程潜大吃一惊,要知道当白崇禧败退到湖南后,不断加强对湖南的把控,想要在长沙搭建秘密电台的困难他是明白的。

事实上,电台在运输的过程中一波三折,我党为了保护好电台,先后出动了60多人对它进行保护,可以说当时整个长沙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都为保护电台而努力。

周竹安也不例外,不光自己,他的长子、二子都是保护电台的核心人员。这样,电台才得以被安全地保护了下来。

之后,在多方推动下,6月程潜秘密提交了致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是这样写的:“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同时也写明了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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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当毛主席接到这份《备忘录》不久后,回复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放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收到毛主席亲自发的电报,这让程潜更是下定决心起义,和平解放长沙。同时,中央军委第一时间发电报至林彪,告知关于和平解放长沙、湖南一系列政策,并明确了“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

不久后,人民解放军立连克湖南数地,最终对长沙形三面包围的形势。眼看大局已定,程潜、陈明仁开始加快起义工作。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8月4日,长沙所有报纸均印发了关于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一日后,共计104名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和140名在湘军官同时发表通电,表示响应和平起义。

8月5日晚,随着一队队的人民解放军入城,长沙和平解放,自此长沙这座城市翻开历史新篇章。据参与者回忆:“那天晚上,长沙城内红旗遍地,灯火通明,加上明亮的月亮犹如白昼,当解放军从小吴门进城后,城内轰天的鞭炮、锣鼓、欢呼声连绵不断,大家都在为和平解放长沙,远离战火而庆祝。”

长沙包括湖南能够和平解放,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原因,是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有着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也有着默默付出的地下工作者,当然,周竹安保护的电台也是和平解放的重要一环。

当看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时,周竹安抱着女儿留下了泪水,据他女儿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落泪”。其实那里是她第一次,身边的同志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永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周竹安如此真情流露。

他们又可曾知道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周竹安一个人承受了多少痛苦呢,自1928年好友夏明翰牺牲后,他先后辗转欧洲、重庆、上海等地,终于在长沙迎来了革命的胜利,他的眼泪不仅为自己而流,更是为胜利而流,为革命而付出生命的战友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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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夏明翰

党和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付出过的同志们,所以,长沙解放不久后,他就被紧急召回到了北京,在这里他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高度赞扬他在长沙所做的工作立了大功,并告知他耐心等待,有新工作给他安排。

周恩来将如何安排周竹安的任务交给了李克农,考虑到周竹安有着11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所以将他安排到了外交部,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出现的一幕。这一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漂泊的周竹安和无所革命同志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此时的周竹安两鬓早已斑白,当他宣布任命他为外交部机要处处长时,他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无论是将他安排到哪一个岗位,这位默默为新中国付出的老人都会尽全力做好组织给他安排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强大倾尽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周竹安一直在外交部工作,1954年,因为工作出色,被毛主席亲自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1977年,这位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老人病逝,享年86岁。

在临终之前,他提到的还是新中国。这位老人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繁荣强大做贡献,前半生隐姓埋名数十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从未怨言,后半生又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开疆拓土。他这一生虽经过无数痛苦、苦难,却从未在他人面前抱怨,纵使有天大的功绩也不骄不奢。

如今我们享受的和平安稳,正是有着一批又一批像他一样无畏生死、忠心报国的进步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倾尽一生而换来的。这种红色精神,也成就了如今中国的繁荣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