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举办了数次酒宴，招待毛泽东与周恩来。但无论蒋介石等人如何向毛泽东敬酒，他都是滴酒不沾，全部由周恩来代饮。一直陪伴在主席左右的周总理，在觥筹交错之间喝下一杯又一杯，但脸色丝毫不改。他在宴会上的表现令人震惊，蒋介石等人纷纷称其为海量，这件事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了下来。
李少石当时是周总理的秘书，他看见这番情形后很是心疼，宴会散去之后他轻声地问道：“您为何一杯酒也不让主席喝呢？”
周总理只是淡淡地回答道：“我害怕有人在酒里做手脚。而且主席不胜酒力，一杯下去就面红耳赤，三杯就有了醉意，在那样的场合喝酒不合适。”
在蒋介石举办的所有酒宴上，周总理都十分默契地为主席挡下酒杯，即便面对蒋介石的敬酒，毛主席也只是与他碰杯，而后由周总理代饮。毛主席一生好烟、嗜辣，唯独对酒没有什么兴趣，他总是滴酒不沾或浅尝辄止，极少有喝醉的时候。
“喝酒误事！”
主席认为贪杯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不到关键时刻，他不太会碰酒。即便是与周恩来等人在一起吃饭，主席也拒绝喝酒。有一次毛泽覃与他在瑞金重逢，提出兄弟二人喝一杯，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主席十分严肃地告诫他，喝酒误事，希望他在这方面要多注意。此后，主席不喝酒的消息也就传出去了，很少有人再主动邀请他喝酒。
但主席并非完全不能饮酒，他也有性情所致的时候。毛主席与周总理抵达重庆的时候，就曾经在富商鲜英的“特园”中，与一众民主人士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这是他少有的开怀畅饮的时刻。
毛主席与周总理在抵达重庆的当天，特意去拜访了居住在“特园”内的冯玉祥、张澜等人，并且会见了它的主人鲜英。鲜英是四川西充人，行伍出身的他在1939年以后远离仕途，专心实业且成绩不凡，成为了川蜀地区著名的富商。
毛主席称鲜英为“当代孟尝君”，张澜在重庆创办中学，就是鲜英负责筹集资金。而当地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也多得鲜英的赞助。鲜英的人脉遍布商、政、军、学各界，很多人都曾受到他的恩惠。黄炎培、张澜、冯玉祥等人，都是鲜英家里的常客，就连学术巨擘熊十力先生，也与鲜英多有来往。
鲜英海纳百川的气魄与胸怀，令冯玉祥将军十分敬佩，他曾给鲜英题写过“民主之家”的匾额，悬挂在“特园”的门口。毛主席与周总理早就听闻鲜英的大名，故而希望通过他，来结识重庆地区更多的民主人士。就这样，鲜英以自己60大寿的名义，邀请了一众民主人士前往“特园”赴宴，张澜作为主陪负责招待。
与毛主席不同的是，鲜英身上有着鲜明的江湖烙印，他极为好酒。鲜英的“特园”内备有大量的好酒，每当有客人造访时，他必定要与来人一醉方休。鲜英这样的性格使得他大受欢迎，觥筹交错间折服了许多有识之士。考虑到毛主席不擅饮酒，鲜英还特意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枣子酒招待，希望能够与这位伟人痛饮一番。
“这枣子酒度数不高，但味道香醇浓郁，可以试一试。”
面对鲜英的盛情款待，毛主席自然没有推辞，他笑着称自己今天要一醉方休。当时赴宴的多半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左舜生等如雷贯耳的人物，毛主席在席间与他们推杯换盏。随着一杯一杯的枣子酒下肚，席间的气氛慢慢地活跃起来了，张澜还与毛主席行起了酒令。
“会须一饮三百杯！”张澜援引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频频地向主席敬酒示意。
“且共欢此饮。”面对张澜的盛情款待，主席也以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名句回应。
两个人的酒令将气氛推到了高潮，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也纷纷向毛主席敬酒，同时借着酒劲吐出自己心中的疑惑。酒酣耳热之际，黄炎培站起身来，一边向毛主席敬酒一边说道：“今年七月，我与褚辅成奔赴延安，与毛先生探讨国事，不知您还记得吗？”
毛主席当即哈哈大笑，他当然明白黄炎培要问什么了。当时，黄炎培与褚辅成等人来到延安后，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当时说，自己活了60多年，见证了历史潮流的巨变，但都难逃这句话。莫非，历史总要沿着这样的周期循环吗？还是有方法打破这样的周期循环？当时的毛主席没有回答他，但这次在鲜英家中的酒宴上，主席给出了具体的答案。
“我们已经找到了突破的道路，那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都要负责起来，才能摆脱这样的周期性。”
毛主席的回答令黄炎培很是满意，在座的张澜听到后，痛批蒋介石的假民主。他借着酒意大骂蒋介石的民主是演戏，是“时髦的蹩脚货”，完全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成分。张澜的一通牢骚，倒是提醒了在场的民主人士，他们纷纷表达自己对重庆谈判的看法。这些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蒋介石此次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完全是“鸿门宴”，他们提醒毛主席要注意安全。
“我早就做好了蹲班房的准备。”
毛主席告诉在场的民主人士，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以最大的诚意来重庆谈判。他已经委托刘少奇担任中央临时主席，还特意增补了陈云跟彭真进入政治局工作，就是为了保证自己不在的时候，党中央也能够正常地运行。在场的民主人士中，有很多人对此次谈判抱有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但毛主席还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他对这件事只有一半的把握，但却有百分之百的诚意。
“就好比两个人谈恋爱，一方有了很大的诚意，那就有一半的希望了。至于那另一半的希望，不在我们的身上，在蒋介石的身上。”
就这样，毛主席与一众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赋诗作对，不亦乐乎。他与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谈论了教育、体育以及文化上的许多话题，双方都很有收获。这次宴会使得毛主席十分尽兴，周恩来总理破天荒地没有为他挡酒，而是任由其开怀畅饮。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如此豪爽地饮酒，还是十分少见的。宴会过后的毛主席大醉而归，他在离开鲜英的“特园”前，还特意为其写下了“光明在望”四个字，以此来勉励在座的民主人士。
毛主席与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当时的人都断定是凶多吉少的“鸿门宴”，恐怕他们有去无回。但面对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共商国是”，毛主席还是欣然前往重庆，这一消息震撼全国，被称为“弥天大勇”。正如毛主席在宴会上说的那般，他并非不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他还是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去换取两党之间的对话机会。至于最终的结果怎么样，那就要看蒋介石了。
在与蒋介石等人的谈判过程中，毛主席始终保持着谦逊与谨慎，不像在鲜英家中那般洒脱开怀。即便是蒋介石频频向他敬酒，毛主席也仅仅是碰杯示意，一滴酒都没有喝到嘴中。毛主席如此的自律与严谨，令蒋介石等人敬佩不已，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正式的场合滴酒未沾。
“喝酒误事，要分轻重。”
这句话是毛主席经常对身边的人说的，他总是反对毫无节制地贪杯。在不同的场合下，毛主席对于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的自我控制能力简直可以用“收放自如”来形容。毛主席的谨慎不仅体现在喝酒上，还体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不该说的话他从来都不说，不到时机的话他也从来不说。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先生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一些话说得太早了。毛主席因此专门写信给柳亚子，告诫他应当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到时机，有些话不应说得太早或太满。
“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
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这是毛主席一生的行事准则，在危机四伏的重庆谈判期间，他的这一准则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正如他对民主人士所说的那般，自己以最大的诚意来面对蒋介石，至于蒋介石要怎么做，那他就管不了了。
但民主人士对于蒋介石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的，他所谓的民主不过是逢场作戏，与毛主席所提倡的民主截然不同。在重庆谈判结束之后，李公仆、闻一多先后惨遭暗杀，其背后的主使就是宣称民主的蒋介石。可以说，恐吓、绑架、暗杀，是反动派一贯的“民主措施”。
但毛主席对民主人士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傅作义将军和平解放北平后，毛主席就提前进了城，他来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当时的民主人士取得联络，共同商议治国的方针。1949年6月25日，毛主席在北京饭店再次与张澜会面，此时距离他们开怀畅饮，已经过去4年了。
“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
毛主席的一番话，使得张澜既震惊又感慨，细数千年以来的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政府做到这一点。此时，张澜已经完全相信，当时在鲜英的“特园”内，黄炎培与毛主席的一番对话，很快就会成为现实。果不其然，4个多月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成为了这个崭新的国家的主人。
在开国大典举办前的半个多月内，毛主席多次致电有关部门，要求增加民主人士的席位。在1949年10月1日的典礼上，登上天安门城楼一同观礼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
当年毛主席与这些民主人士把酒言欢，一句话就点醒了黄炎培，但事实证明，他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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