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陕西商县一起惊天杀人案爆出，不仅惊动了省厅，更让国务院派出了中央指导组。
在当地警方对凶案现场进行侦查时，由于情况一次比一次预想的严重，不得不三次中断侦查，向上级汇报，为此还不得不出动了武警一个排封锁现场。
这就是被冠以“陕西杀人狂魔案”“陕西百人坑杀人案”“新中国第一刑事大案”等诸多骇人名头的——陕西商县龙治民杀人案。
而龙治民能被称为“杀人狂魔”，遇害者自然不止一两人，他伙同妻子，诱骗杀害48人，并埋尸在房子和猪圈附近的菜地，这也是他家被称为“百人坑”的原因。
龙治民这样丧心病狂的行为持续了2年有余，最后还是因为一张1.85元的欠条，才被顺藤摸瓜，暴露了出来。
1985年5月27日，商县造纸厂来了一位年轻壮汉，他一脸焦急，进厂之后便找人打听财务室的位置，然后找到了出纳员侯义亭。
见到侯义亭后，该男子第一句话就是：我弟弟杜长英有没有来找你兑一张欠条？侯义亭看着眼前这个长得与杜长英有几分相似的男人，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是？
那男子有些急躁地回道：我是他哥杜长年，杜长英已经十几天没回家了，他手上有一张你们厂的欠条，有没有来兑过？侯义亭与杜长英相熟，闻言一惊，连忙询问详细情况。
原来就是5月16日，杜长年、杜长英兄弟俩从叶庙村到县上来赶集，除了买些生活用品外，杜长英还有两件事要办：一是给家里养的十几头猪买些豆渣饼回去，这样猪吃了长得快；另一个则是到造纸厂兑换一张1.85元的欠条。
就在前不久，造纸厂收购了杜长英的一批麦草，共1.85元（相当于现在的百十来元），由于当时现金不够，侯义亭给杜长英开了一张欠条。
当兄弟俩进城时，杜长英本来想带着哥哥先去把欠条给兑了（造纸厂在县城外，进城要先路过造纸厂），结果恰好侯义亭出差，只得作罢。后来两人在集市分开，约定好下午4点在集市口碰面，结果杜长年怎么也没等到弟弟的身影。
80年代不像现在，什么事都有个手机联系，当时甚至连座机都不太常见，在外面分开根本联络不了。
不过杜长年也并不太担心，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杜长英也经常跑县城，不可能迷路，大白天的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弟弟不回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遇到熟人，约在一起聚一下，或者看到有招零工的，去赚点小钱，这些在当时很常见，一晚上不回来、联系不上也很正常，于是杜长年就独自一人回了叶庙村。
但第二天，杜长英依然没有回家，也没个口信，一家人有些担心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天，依然杳无音讯。
这下子杜家人坐不住了，杜长年动身到县城打听弟弟的下落，可去了两次都没有什么消息，终于在5月27日这天，他路过造纸厂时，猛然想起弟弟手中那张欠条，这才来找侯义亭打听消息。
而侯义亭也确实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张欠条他已经兑出去了，但来的人却并不是杜长英，而是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年男子！
据侯义亭所说，就在几天前，有一名约40岁上下的中年人，拿着杜长英那张欠条过来找他兑款。对方个子很矮，最多不超过一米六，脸圆耳朵大，戴着一顶圆帽子，虽然其貌不扬，但说话很有条理，肯定上过学。
虽然欠条没问题，但对于不是杜长英自己过来侯义亭还是有点奇怪，就多问了一句，对方解释说是杜长英欠他十元钱，就直接将欠条抵给他了，免得折腾。
还是由于当年通讯不发达，侯义亭也不可能专门打个电话去询问，而且欠条没有问题，对于他来说就是正常兑款，并不需要核对其他身份，于是就将钱给了那个中年男子，收回了欠条。
看来那个男人肯定知道杜长英的下落，至少在5月16日之后，他还见过失踪的杜长英！而杜长年恰好知道那人是谁，根据侯义亭的描述，杜长年心里浮现出一个名字——杜长英的朋友，家住杨峪河乡王墹的龙治民。
其实杜长年只在和弟弟一起赶集时见过龙治民一次，但这个人身材特别矮小，身上又有一股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臭味，故而他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听弟弟介绍了他的名字和情况——在王墹离群索居，还娶了一个瘫子媳妇。
不过虽然有了猜测，但毕竟无法肯定，杜长年谢过侯义亭之后，先回家跟家里人说了这些情况，然后召集六七个年轻人，又叫上侯义亭，于第二天一起赶往王墹，准备找龙治民问个清楚。
不过他们刚走上进城的主道上，杜长年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龙治民，他用手指了一下，示意侯义亭辨认，果然侯义亭给予肯定答复：来兑欠条的人，就是他！
确认之后，杜长年大手一挥，一群人就将龙治民围了起来，随即喝问道：我弟弟杜长英在哪？
龙治民被吓了一跳，看了一眼人群中的侯义亭，随即镇定下来，回答道：我不知道啊，我拿了欠条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杜长年好不容易找到有关弟弟的一点线索，自然不会被轻易打发，他扯着龙治民的衣服，狠狠道：这我不管，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你跟我到派出所说清楚。随即，他连拉带扯，在一群人的拥簇下，强行带着龙治民，往城里的派出所走去。
龙治民也是一路挣扎，特别是在路过城西客运站时，他猛地往地上一躺，开始撒泼打滚，尖声高叫，吸引了很多人围观。龙治民一边在地上乱蹬，反抗杜长年等人的压制，一边大叫：你们这是绑架！你们凭什么扣留我。
就在杜长年和几个同伴手忙脚乱地控制住龙治民时，旁边围观的人群中突然挤出来一个年轻小伙，又惊又喜地指着龙治民道：原来你在这！
随即他对着杜长年说道：兄弟，你们先别让他跑了，我们村也在找这个人！你稍等，我马上把人叫过来。说完他就大步跑开了。
果然没过一会，又是一群人哗啦啦冲了过来，一见龙治民，就有几人连声说道：就是他！过年的时候，姜大哥就是跟这个人走了！
龙治民身上竟然还牵扯了另一起失踪案！两伙人汇合后，杜长年询问了一下对方情况，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来就在当年的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一，他们村的退伍军人肖三合和几个同村人外出务工返乡，回家过年。
就在长途客运站下车后，他们就看到龙治民在找零工，说是想在过年前在家里搭个猪圈，工钱一天给到五元钱，但只需要一个人。
这个工钱着实不低，但由于其他几个人思家心切，最后还是肖三合接下来这个活，独自一人跟着龙治民走了，谁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二月份到五月份，姜家人和同村已经找了他好几个月了，直到今天，机缘巧合之下，终于撞到了龙治民！
就这样一伙人押着龙治民直奔公安局，群情激愤之下，任凭龙治民如何挣扎，都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而且也早有人先一步到公安局报案，很快就有警察过来，将龙治民带到了公安局。
在接到两伙人的报案后，虽然没什么证据，但县公安局依然对龙治民进行了扣押，第二天一大早，刑警队就接手了这个案子，并由预审股股长苟步云亲自到龙治民家中进行探访。
正如杜长英对哥哥描述的那样，龙治民是“离群索居”，他家建在村口的一个矮坡上，离其他人的房子都有较长一段距离，而且十分破旧，甚至还没进门就可以闻到一股馊臭味。
在房子的西侧是厕所和猪圈，只有一道不足一米的矮土墙围着，也是臭烘烘的，让人不想靠近。
当苟步云走进龙治民家中后，更是惊讶地发现，房屋的窗户竟然都被泥土糊上了，屋内几乎没有任何光源，一片黑暗，堂屋的地面也是凹凸不平，似乎被挖开过。
屋里还架了一个梯子通向阁楼，上面也可以住人，而细心的苟步云注意到，梯子上有不少暗黑色的斑点污垢，似乎是血液，这让他心中警铃大作。
当时龙治民的妻子闫淑霞也在家中，由于下肢瘫痪，她只能躺在床上，卧室里满是垃圾，被子也窝成一团。而当苟步云询问她问题时，闫淑霞回答得毫无头绪，似乎精神方面也有些问题。
回到警局后，苟步云将情况向大队长王扣进行了汇报，并判断龙家肯定有问题，建议抽调人手进行详细搜查。
于是在当天下午，由刑警队大队长王扣亲自带队，警方再次来到龙治民家。当然，那时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查出一起惊动国务院的“新中国第一刑事案”。
这一次警方带上了足够的照明设备，他们发现龙家不仅梯子上有褐色的斑点物，甚至在整个房子内，墙面、地面、家具上都有分布。
而王扣则不愧是老刑侦，虽然屋内都是厕所、猪圈、垃圾混合散发出的臭味，但他依然从中敏锐地嗅到了异常——这些臭味中，夹杂一股尸体腐烂的气味！
在王扣的指挥下，警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在龙家东厢房一侧堆放的麦草垛下，压着两具成年男子的尸体！从这一刻起，龙治民身上的失踪案，变成了凶杀案。
王扣立刻叫停了搜查，让其余人封锁现场，然后他赶回县里，向公安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是对龙家搜查的第一次暂停。
在得到局长指示后，王扣带着更多刑警队员回到龙家，开始继续侦查。很快，他们就在另一个房间的一个化肥袋子中，发现了第三具尸体——一个裸体女性的尸体。
而此时，杜长年和姜家人都在警察的通知下赶到了现场，对尸体进行辨认。在那两具男尸中，确实有一具是失踪的杜长英，但另一具却并不是肖三合。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警方的预料，现在已经出现了两具不明身份的尸体，而受害者肯定还有更多，至少他们还没找到肖三合的下落。
王扣不得不再次叫停搜查，他不确定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场景，但直觉告诉他，这绝不是一起普通的案子。
警方很快开始对王墹村的居民进行走访，眼见遇害者不止一两人，他们判断龙治民极有可能还有同伙，走访和搜查必须同时进行，不然很可能被凶手逃跑。
而就是在走访中，有警察收集到一个关键信息：龙家曾经有一个地窖，但后来被填了，种上了白菜。王扣得知后，明锐察觉到其中肯定有问题。
在闫淑霞的指认下，警方找到了之前地窖所在区域，然后开始挖掘。但挖掘并没有持续多久，甚至只挖开浅浅的一层土后，就有一片玉米叶和玉米秆露了出来。
王扣见状立刻下令扩大挖掘范围，先将玉米杆覆盖的区域清理出来，最后得到了一个约6平米的长方形区域。
清理完毕后，几名警察上前揭开玉米杆，王扣则紧紧盯着他们，随即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哪怕他已经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年，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那层玉米杆下面是七八具被摆得整整齐齐的尸体，而且似乎还不止一层！
这一幕成了现场所有人员不知多少年挥之不去的噩梦，王扣当机立断，立刻安排清理所有非必要人员，第三次暂停了搜查。这一次，龙家现场情况通过县公安局层层上报，到省厅，到公安部，甚至惊动了国务院。
商县最先做出反应，武警一个排的战士迅速赶往现场，参加封锁工作，军分区警卫连进入戒备状态，公安局派出技术人员，将电话线牵到了现场，方便随时联系。
省公安厅副厅长带领刑侦专家团队抵达现场，重新启动并主导尸体挖掘工作，整整一上午时间才将所有尸体挖掘完毕——足足三十三具。
而随着有公安部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商县，龙治民案的专案组也正式成立，由中央、省、地、县多级联合组成，不止有公安力量，还包括了当时的地委副书记，由此可见此案影响之恶劣。
而随着刑侦专家的勘察，先后又有两个“尸坑”在龙家附近被发现，分别埋有八具和四具尸体。
整个龙家的搜查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周，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用来挖掘尸体，三个“尸坑”及龙治民家中发现的尸体，共计四十八具，其中三十一名男性，十七名女性。
虽然政府严密封锁，但这个骇人听闻的案情还是不胫而走，由于很多细节保密，外面传得更为夸张，说龙治民杀人如麻，家附近有三个“百人坑”，引得那段时间有十余万人跑到龙家附近围观。
由于龙治民在案发前就已经被扣押，因此对他的审问是与现场搜寻同步开展的，而根据龙治民的供词，这四十八人都是他一人所杀，没有同伙。
龙治民自幼家境贫寒，母亲早逝，父亲对他十分溺爱，下田干活也要将他放在一个大框子里，背在身后。
但由于条件困难，龙治民身体发育很差，十分矮小，这导致虽然他在学校成绩优秀，但依然饱受嘲笑与欺负，形成了他偏激的人格。
成年后，也是因为外形问题和家境，龙治民一直讨不到老婆，最后还是在亲戚介绍下，与双腿瘫痪的闫淑霞结了婚。
1982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后，一向靠吃大锅饭混日子的龙治民生活没了着落，终于开始动了歪心思。
从1983年起，他就在县城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以招小工的名义，将过往人员骗到自己家，而且每次都强调只需要一个人。
前面说过，那个年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一旦天黑就只能留宿在龙治民家。就这样，每次龙治民都是趁别人熟睡之后，再利用铁锤或者铁锥狠下杀手。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或许是与龙治民在一起时间长了，心理也渐渐扭曲。有时候闫淑霞还会在龙治民行凶时为他打灯照明，甚至还曾和尸体同床共枕。
后来警方通过搜寻，在龙治民家中发现了共计573元的存款单和91斤粮票，其中有部分存款是以他妹夫闫崇善的名字存入的。
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因为虽然龙治民称自己没有同伙，但考虑到他身材矮小，受害者数量大，警方还是倾向于他有其他帮手。
但在走访过程中，村民们却反映龙治民一直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人愿意靠近他的房屋，也没见过谁与他有频繁接触，而闫崇善的出现，成为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但在实际调查后，警方发现闫崇善的住处与龙治民相距非常远，根本不具备频繁往返作案时间，而且就是他将瘫痪的闫淑霞介绍给龙治民，导致龙治民对他一直非常不满，认为是他给自己丢了一个累赘。
最后，经过精密审查，本案将龙治民确认为凶手，闫淑霞为帮凶，夫妻二人于1985年9月20日受审，当庭判处死刑，又在短短7天后就予以执行。
至此，这个震惊中央的陕西杀人狂魔龙治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但我们回头想想，或许这个悲剧在他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在走上杀人路之后，龙治民就是在将自己心中埋藏多年的愤恨，一点点发泄在无辜人身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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