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艮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科研人员，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洛学与宋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两汉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周易》经学视域下的两汉政治建构研究”（2020CZX02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史互动视阈下的宋代传记研究”（2021CWX0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多维视域下的宋代传记史学研究”（22YJC770031）。
摘要：易学是范仲淹思想的根基。范仲淹解《易》重“阐明儒理”，开宋学风气之先。范仲淹思想又不仅局限于《易》，而是融儒家德性伦理、修齐治平理想以及事功之学为一体，事功之学主要体现于其政治改革思想。借助于对易学、传统儒家德性理论及修齐治平理想的综合考察，范仲淹构建了以易道为体、以经制为用的思想模式。通过易道之“通”而顺时设教，改变风气；经由易道之“变”而积极有为，革新政治，进而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
关键词：范仲淹；易学；经制思想；革新政治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思想领域有很深造诣，在政治领域亦有很高成就。关于范仲淹，学界的研究已较为充分，发表的各类成果也很丰富。这些研究或对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做整体勾勒[1]，或从范仲淹主导的政治革新方面予以展开[2]，或就其哲学思想进行分析[3]，或对其诗文作品展开探讨[4]。但是，范仲淹在上述诸多领域的成就是否有其内在关系？换言之，范仲淹思想的底色是什么？他的思想与其政治成就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如果有的话，两者的关系体现在何处？又是如何呈现的？这些问题较少有人探讨，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5]通过考察，范仲淹思想是建立在以易道为体的基础之上的，而易道之体又落实于社会政治之用。范仲淹还继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融会易道与儒家修齐治平为一体，形成了其独特的经制思想。范仲淹思想的实质也就是以儒学为宗，以易道为体，以政治为用的经制之学。
一、易道为体，经制为用：易学经制思想的建构逻辑
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6]，其解易风格则是“将体与用，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开创了宋学精神的义理易学”[7]。所谓内圣即是范仲淹对易道之体的阐释，所谓外王则是其经制思想。范仲淹经制思想正是建基于以易道为体的基础上，而易道之体又落实于社会政治之用。范仲淹指出，“《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又传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8]基于此，范仲淹“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9]。他谆谆告诫统治者要以抚育黎民为己任，“穆穆皇皇，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无疆”[10]，本仁义育黎民才符合道体的要求。范仲淹还继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家人》，阳正于外，谓五也。阴正于内，其二也。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内卦明也。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顺也。礼则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何不定之有！”[11]融汇易道与儒家修齐治平为一体，就形成了范仲淹独特的经制思想。
（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体所以成立
范仲淹认为，易道广大，蕴含着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道理。“《易》之为书也，范彼二仪；《易》之为教也，达乎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易道广大悉备，统摄天地人三才。易道变动不居，而又无所不在。在范仲淹看来，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始终是变动不居的，而易道则始终贯通并统摄变化的全过程。圣人“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其目的就是“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从圣人作易取法的对象来看，易道本就统摄天地人三才。从圣人作易的目的来看，即是为了用易道解释乃至规范包含天、地、人类社会、世间万物在内的整个世界。[12]
易道所以能够广大悉备而又洁静精微，关键就在于《易》有元亨利贞四德。《周易·文言》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范仲淹在《文言》的基础上对元亨利贞四德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在范仲淹看来，易道有体有用，有通有守。
“元”为易道之体，范仲淹称之为“道之纯者”。此“道之纯者”“于《乾》为资始，于《坤》为发生，于人为温良、为乐善、为好生”。就天而言，易道使之蕴含资生的功能。就地而言，易道使之有承载发生之能。就人而言，易道赋之以道德善性。从易道赋予天地人所具备的这些德性来看，易道之体无疑具备纯善的体性，范仲淹认为这就是“善之长也”。“利”为易道之用。易道使天布为膏雨，使地凝聚百川，使人兼济天下。统摄而言，即是以易道之体的道德善性发为天地人和之局。“亨”为易道之通。易道之道德善性之所以能发为天地人和之用，即在于易道有通的能力和主观意愿。何为易道之通？“于天为三辰昭会，于地为万物繁殖，于人为得时茂勋，于国为圣贤相遇、为朝觐会同、为制礼作乐、为上下交泰，于家为父子、为夫妇、为九族相睦，于物为云龙、为风虎、为鱼水”。即是就天、地、人、物而言，均须顺时而动，惟有积极主动从事，方能达致天地人和之用的局面。通过“通”，使体贯彻于用，还存在一个何以守之的问题。在范仲淹看来，守也就是“贞”。“于天为行健，于地为厚载，于人为正直、为忠毅，于国为典则、为权衡，于家为男女正位、为长子主器，于物为金玉、为獬豸。”简言之，即是运用易道所赋予天地人的纯良善性，积极主动从事，以守护天地人和之局。[13]
通过对“元亨利贞”的重新诠释，范仲淹为易道确立了体与用、通与守，并构建了这样一种模式：易道纯良之体，赋予天地人物纯良之性，天地人物通过易道所赋予的纯良之性努力积极从事，达成并守护天、地、人、物各得其利的和合之局。其中，易道之体、易道之用构成了范仲淹的本体论，易道之通、易道之守则构成了工夫论。审视这一模式，范仲淹虽对易道之体作了纯良善性的发挥，但更多的是对易道之通、易道之守这一工夫论问题层面的关注，也就是如何发挥易道的纯良善性问题。有鉴于对工夫论的关注，范仲淹并没有对易道作进一步的展开阐释，而是更倾向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之学，进而将论述重点转向了社会政治。
（二）德内位外，修身为政，经制所以成功
范仲淹继承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认为士君子应学以成德，以德性为自己的学习旨归。成德而后有位，也即是成德之后方可跻身执政抚民的仕宦之位。他对渐卦的诠释即是建立在这一主张之上的。“《渐》，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渐进之时也。夫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争，以斯而进，不亦渐乎！长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归吉’。然则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渐而及时，然后有归焉；君子学而知其仕也，必渐而成德，然后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迩。《乾》阳渐进而至于在天，《坤》阴渐进而至于坚冰。天地不能踰，而况于人乎！苟内不止而躁，外不《巽》而争，则失渐之道，犯时之忌，岂正邦之有焉！”[14]因此，范仲淹特别重视通过修身达致为政，“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15]，修身立德在范仲淹的易学经制思想中就有着至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修身立德并不是范仲淹立论的终点，而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他的目的是通过修身培养德性，继而以此德性投入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事业中去。所以范仲淹讲“处必亲仁，元之基也；动能俟时，亨之始也；进思济物，利之方也；守诚不回，贞之道也。”[16]通过亲仁守诚，进而俟时济物。沿着这一思路，范仲淹对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做了进一步延展，提出德内位外，修身为政的主张。
范仲淹在对《乾》卦的注解中即表达了这一主张。他认为《乾》卦“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地之时也”，即是圣人有德居位，因其圣德而居于至尊之位，并以其圣德治理国家。范仲淹之所以有这种认知，是建立在对《乾》卦九二、九五两爻的重新理解基础上的。《乾》卦九二爻居下卦之中，九五爻居上卦之中，所以范仲淹讲《乾》卦内外中正，这是对传统爻位解《易》方式的继承和延续。但是，他又对爻位解《易》理论进行了突破。传统爻位解《易》以二为臣位，以五为君位，范仲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以九二为臣九五为君是对于六爻之序的拘泥，并不符合圣人作《易》的旨意。“或者泥沙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之象也，岂俟于五乎？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岂俟于四乎？震为长子，岂俟重其卦而始见于长子乎？”在圣人画卦之初，只有八经卦而无六十四别卦之时，三阳爻即为《乾》卦，难道还要等九五爻才能组成《乾》卦？《坤》卦、《震》卦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无论是九二爻还是九五爻，其意义均指向于君。九二指向君之德，九五指向君之位，“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君主即是德与位的统合，是在重卦之后才有了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唯有“成德于其内”，才能“充位于其外”，有其德方能有其位。[17]
基于这种德位理论的认知，范仲淹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乾》卦九二乃圣人之德，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18]这里就提到了居诚不迁，时舍其德之义。居诚不迁，时舍其德，自然就绕不开到对修身立德的关注。范仲淹在其《邠州建学记》中就表达了朋友讲习，积蓄文德俟时而行的主张。“尝观《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谓其道未通，则畜乎文德，俟时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谓相说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讲习也。诸生其能知吾君建学，圣人大易之旨，则庶几乎。”[19]
在《蒙以养正赋》中，范仲淹更是指出士人君子应在蒙养正的主张。“《蒙》者处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群。守晦蒙而靡失，养中正而可分。处下韬光，允谓含章之士。”他认为圣人作《蒙》卦，就是为了使君子明白蒙以养正的道理，“考其在《蒙》之象，得此养士之理。浑兮若浊，下民无得而称焉。闇然而彰，圣功亦在其中矣。”士人君子了解到“蒙正相养，圣贤是崇”的重要性之后，应“体之而修身，素履无失”，继而更进一步，“修辞立诚，穷理尽性”，“常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20]虽然范仲淹表达了“希圣”的主张，但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他所关注的重点在于经制层面，他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希冀士人君子通过守正修身、立德希圣，进而投身到国家政治中去。所以，他在《金在镕赋》中指出“观此镕金之义，得乎为政之谋”，认为士君子需通过修身进而为政，“士有锻炼诚明，范围仁义。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试。居圣人天地之鐪，亦庶几于国器”。[21]
将修身立德作为为政的关键，其着眼点无非关乎政治。范仲淹认为“原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22]，圣人作《易》的目的就是为后世政治创立规则。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范仲淹解《易》融入了较多的社会政治内容，并有引史事解《易》的倾向。范仲淹解《家人》卦为“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23]，解《晋》卦为“君子嘉遇显进之时也”[24]，解《大壮》卦为“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刚严之时也”[25]，解《夬》卦为“一阴处高而群阳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时也”[26]，这些无不是以社会政治为解《易》的着力处。再如范仲淹对《鼎》卦的注解，称《鼎》卦为“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27]。并以汤武革命为立论之据，“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与！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圣人之新，为天下也。”[28]
综上，范仲淹的着眼处无非政治，而他对于政治的着眼则是立足于儒家“学而优则仕”，以及《大学》修齐治平思想基础之上的。且范仲淹对于为学及修身的内容更侧重于守正、立德、希圣等儒家内在追求上，在这一点上较为切近理学对于修身的诉求，只是范仲淹对此并未进行更进一步的展开。要之，范仲淹以《易》为体是为达到经制之用，他对于修身立德的重视也是立足于社会政治的。
二、贯通为用，革故鼎新：易学经制思想的展开方式
范仲淹建构以《易》为体的思想是为了落实于经制思想的实施，不同于体用一源、即体即用的主张，范仲淹以《易》为体经制思想的落实有具体的实现途径，这一路径主要是“通”与“变”。经由“通”与“变”，使易道之体导向经世致用，达成由体及用的目的。
（一）通物性，贯古今，顺时设教
在范仲淹那里，通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通济万物之性；其二，通贯古今之政。
范仲淹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各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即使是截然相反的物性亦可相资相通而为用。范仲淹在对《睽》卦的疏解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睽》卦下卦为《兑》，上卦为《离》，《兑》为泽，《离》为火，水润下，火炎上，水火不相通，故范仲淹解《睽》卦为“其道违而不接，物情睽异之时也”。如果顺由物情睽异延展出去，必然导致“阴阳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昼夜睽，礼义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类不接而万物睽。”但是，圣人作《易》，乃是为垂宪百世，为使天地万物之理得以亨通，使社会政治得到治理，万物睽异显然有违圣人作易的本旨。所以，范仲淹认为“《睽》之时义不可久也，必变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阴阳合焉。昼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礼义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会焉。万物睽也，而情类聚焉。”物性虽睽异，但最终却成就了天地万物，乃至以礼义尊卑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在范仲淹看来，《睽》卦初睽终通，“未合之时，体乖志疑，动虞蹇难，求援而济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极而通，则说弧遇雨，群疑亡也”，就是表达了这一道理。[29]
在《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中，范仲淹更是以水火为例，强调了上述观点。水火之性截然相反，“水以流而顺，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湿之情”，“烈烈汤汤，曰阴曰阳，其数六者柔而胜，其数七者炽而昌。六以阴而习乎坎位，七以阳而配彼离方”。《坎》为水，其数六；《离》为火，其数七；水为阴，火为阳。水火不相容，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水火之性虽迥然不同，就其利用而言则殊途同归，同济于功。所以，范仲淹讲“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贯之。”他认为，水火均是百姓日用所必须，水火之性虽不同，在济用层面则达到了同功。“虽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区别；盖日用之利，合二体以交相。”水火之性虽然不同，但二者交相为用，终致和合之功。“作咸作苦，始殊同气之求；曰润曰炎，岂宜相得之晚。施之无穷，和而不同。”由水火之性不同而和合同功引申开来，“天地分而德合，山泽乖而气通。日月殊行，在照临而相望；寒暑异数，于化育以同功。”世间万物无不秉持着相同的道理，质性虽不同甚至两性乖异，但却常常能够达到“同功”的效果，“则知质本相违，义常兼济”。将这一道理用于政治亦然，“从政者宽猛相须，体兹至矣；为道者恬智交养，观此行诸。是故躁以静为君，有以无为用。相薄类风雷之益，违行殊天水之讼。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资，与天下之公共者也。”[30]
进而，范仲淹将物性不同而共通为用的观点引入到了社会政治之中。他在《今乐犹古乐赋》中，就提出贯通古今的主张，认为从“民庶同乐”的角度来看，“今古何异”。范仲淹认为，今乐古乐并无本质不同，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上下咸乐而化民成俗。古乐今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何后何先，俱可谐于雅颂；一彼一此，皆能感于人神”，不必厚此薄彼。因此，尧舜之时夔龙击石拊石与当下铿锵之乐并无本质不同，“昔时搏拊，实用洽于群情；此日铿锵，亦足康于兆庶”。乐之所以感人的关键在于君臣交泰民丰物阜，惟其“君臣交泰，民物兹丰”，才能使“和气既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实万邦之所共，谅百世之攸同”。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努力移风易俗，顺时设教，“举今古而酌中”。[31]
（二）察盛衰，变所适，积极有为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是变易乃易本有之义，故《系词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范仲淹深明大易变易之旨，在其解《易》的作品中，处处透显出对于变易的肯认，并将其运用到社会人事中去。
《革》卦上卦为《兑》为泽，下卦为《离》为火，范仲淹认为《革》卦“水火相薄，变在其中”，是“圣人行权革易之时也。”他指出《革》卦外卦为《兑》泽，内卦为《离》为火，泽内本该为水，而在《革》卦中泽内反倒为火，认为“是反其常”的表现，是“天下无道”的表征，故而“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然则以何革之？范仲淹认为，应“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无道”。[32]《革》卦的立足点在于破，打破天下无道的反常现象。然而破在于立，破除旧有的反常之道而后就需要建立新的有道之政。在范仲淹看来，《鼎》卦就是“圣人开基立器”，建设新社会之时。“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与！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圣人之新，为天下也。”[33]
在《天道益谦赋》中，范仲淹又进一步将大易变易之旨纳诸于天道，称为“天常”。他认为士人君子“探造化之真筌，察赢虚于上天”，一定要深明“益谦之道”。何为“益谦之道”？案《易·谦》：“谦，亨。”谦卦下卦为《艮》，上卦为《坤》。郑玄解曰：“《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亨者，嘉会之礼，以谦而为主。谦者，自贬损以下人，唯《艮》之坚固，《坤》之厚顺，乃能终之，故君子之人有终也。”《谦》卦所以能亨，就在于能够“自贬损以下人”。所谓“自贬损以下人”，也就是“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在范仲淹看来，无论是士人君子，亦或是施政的圣人，均应仿行《谦》卦自我贬损之意，“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裒多益寡之道”。就为政者而言，惟其如此，才能“万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时下济，屯者自我而亨焉”。另一方面，“自贬损以下人”亦会“受鬼神之福谦”。在范仲淹看来，天道无幽不烛，覆受无遗，“守之以谦，必受之以益”。因为“高明之运也，善行无迹；盛衰之应也，惟变所适”。所谓“龙蛇蛰而后震，草木落而还芳”，“月既亏而中盈，于时不昧；阳尽剥而求复，其义爰彰”，即是这个道理。易道变化，幽深玄妙，“贵必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天道人事无非此理，“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伸，万灵何遁”。[34]
由易道变化之理，引申出君子需随应时势而积极有为。在范仲淹看来，士人君子不仅要“处必亲仁”“守诚不回”，还应“动能俟时”“进思济物”。他所说的“有中之士，我则锡元吉而弗违；罪己之君，我则助勃兴而无斁”，就是顺应时势，积极进取之意。就范仲淹本人而言，即使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屡遭贬黜之时，仍秉持积极有为的殷切用世之心。在范仲淹与胡姓友人的书信中，以《大过》卦为喻，殷切嘱托友人不要固位安时，而应积极有为。信中称：“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九四以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九三以阳处阳，固位安时，则天下有栋挠之凶。非如艮止之时，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职，去先王之经，则茫乎无从矣，又岂暇学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35]范仲淹的这一积极用世的思维，恰恰是对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36]的生动写照。
三、改变学风，革新政治：易学经制思想的实现路径
范仲淹以《易》为体思想的构建并非是为深入阐释易体，他的真正目的在于经世济民。通过对大易“通”与“变”两个的剖析，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社会政治的主张，是为其经制思想。北宋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至宋仁宗庆历初，历时已八十余年。其时的北宋，掩盖在繁华背后的各种社会危机有爆发之势。范仲淹很早就意识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危机，在天圣五年丁母忧之时，即上书当时的执政大臣，提出变革主张。称：“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范仲淹引《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指出朝廷积患已久，认为不早解决朝廷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终将导致天下困穷的危局。[37]
（一）由通经而改变学风
范仲淹秉持儒家修齐治平的追求，对修身立德多所注目。基于此，范仲淹强烈批判当时文章浮薄的风气，提出改变文风的主张。在范仲淹看来，文章是对社会风气的反映，“风化厚薄，见乎文章”。风化良好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的兴衰，“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38]宋初文坛延续五代之旧，雕琢浮艳之风盛行，无病呻吟之作泛滥，缺乏真实内容，脱离社会现实。后虽经王禹偁、柳开等倡导古文，但至宋仁宗时期并未有明显改善。[39]
有鉴于五代浮薄文风对社会政治的强烈冲击，范仲淹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据，提出质文相救的主张。“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他希望通过君臣相倡，在社会上层革除文风浮薄之弊，形成重视文章经世的风气。“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通过对文风的纠偏导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40]厚风化的目的则是达致礼乐之和的极境，范仲淹在其《赋林衡鉴序》中表达了这一主张，“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复两汉，由两汉而复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颂之致；斯乐也，亦达乎韶夏之和。”[41]
范仲淹之所以强烈主张改变文风，还在于北宋沿袭唐朝以诗赋取士的旧章，“国家取士之科，缘于此道”，故对此多所注意。在范仲淹看来，研玩文章体式终究还是小道，国家真正所需要的的并非是诗赋词曲之士，而是足以制礼作乐经天纬地的真正人才。故此，他主张改变取士之方。“若国家千载特见，取人易方，登孝廉，举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礼作乐之才，尚经天纬地之业，于斯述也，委而不论，亦吾道之志与！”主张选拔人才注重德性修身，考试以策论为主的取士方式。[42]
以策论取士，就要有所归依。范仲淹秉持“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的观念，故而在范仲淹那里这个归依自然也就是儒家经典，因之他提出宗经的主张。“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国家治理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则由学习而来，学习的关键在于宗经。“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范仲淹认为，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修身治国的各种道理，士人通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折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以通经的士人为政，则能辅成王道。[43]
范仲淹深为学者不通经籍，为政者不注重教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章柔靡、风俗巧伪感到痛心，故在其执政之前就力主以宗经改变学风，进而改变取士之道。在《上时相议制举书》，即谆谆劝谏当时的执政者以前代浮薄之败为戒，积极谋求改变。“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44]范仲淹冀望通过选拔大量通经达道的士人君子，并使之为官抚民，所谓“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45]上有“天子体大德之生”，下有士人君子“彼相协谋”，上下协谋，“与物咸宜”，“斟酌乎三王，拟议乎简易”，最终达致“光天之下，教以化之”的治理境界。[46]
（二）由变通而革新政治
范仲淹秉持的是儒家传统的民本和仁政思想，他认为，政治的核心在于“顺乎天应乎人”，要做到顺天应人最重要的就是“推恩而敷惠”。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民说而无疆”，才能“王道亨”。[47]就统治者而言，即是要施行仁政，“君体仁道，随彼尊仰”。在范仲淹看来，作为受命之君，一定要深切体味省察乾元的内涵。关于“元”的意涵，《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范仲淹认为，“体仁”“长人”就是君主应秉持的重要德性。“圣人受天命，体乾文。既克仁而是务，遂长人而不群。法元善之功，可处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为天下之君。”只有效法乾元，体乾元长人之德，推恩敷惠施行德政，才能成为天下的君主。[48]而作为天下之君，就需要“广育黔首，诞布皇明。阐邦政而攸叙，顺民心而和平。”如何才能顺民心，关键就在于“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礼应时而沿袭，教随俗而彰施”。[49]
范仲淹指出国家已经弊病丛生，亟需改弦更张。“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娇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50]于是，范仲淹以大易变通思想为旗帜，提出了他的政治革新主张。
在范仲淹看来，改革的核心在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员的任免。这也正是范仲淹特别重视经由通经改变学风进而改变士风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革故鼎新，就在于“表时之新”，“表时之新”就要做到“新天下之务”，“新天下之务”只能依靠圣贤之才。作为锐意革新的君主，唯有依靠通经达道的贤能之士才能真正做到“为天下”“新天下之务”。所以，范仲淹明确倡言“养圣贤而天下治”。[51]在他呈送给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他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其中的前五项，全是关于澄清和改善吏治的问题，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再爆发反抗斗争”[52]。
范仲淹认为养民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而官员优劣直接关系到民本的实现、仁政的落实，故而他特重官员的选拔考核。他指出，“国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约，除拜之际，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惧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启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所谓盗者，其奸雄之谓乎！今道路传闻，或缁黄之流，或术艺之辈，结讬戚近，邀求进贡，或受恩赐，或与官爵。此挠权之渐矣，可不畏乎！夫赏罚者，天下之衡鉴也。衡鉴一私，则天下之轻重姸丑从而乱焉，此先王之所慎也。”[53]
北宋当时奉行的是科举、恩荫并行的官员选拔制度，而科举以辞赋、墨义为主要考试方式。范仲淹认为经以明道，此道即“治国治人之道”，舍经义而以辞赋墨义为取才方式是“舍大方而趋小道”，只会造成“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的境地，冀望以此经国济民是难以想象的。恩荫制度至宋仁宗时过宽过广，造成冗官众多，不仅阻碍孤寒士人的进身之路，还造成财政问题。加之官员考核流于形式，这一切都使得“百事废堕，生民久苦”。范仲淹期望改变这一现状，以通经使士人修身立德，以具备德性的士人君子治国治民。同时明确官员考核任免制度，使官员务于廉洁，谨身从政。进而使人民殷富，教化风行，鸿图可久。[54]
综上所述，范仲淹首先通过对元亨利贞的重新诠释，为易道确立了体与用、通与守，并构建了这样一种模式：易道纯良之体，赋予天地人物纯良之性，天地人物通过易道所赋予的纯良之性努力积极从事，达成并守护天、地、人、物各得其利的和合之局。其次，范仲淹还继承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理路，认为士君子应学以成德，成德而后有位，主张通过亲仁守诚而俟时济物。沿着这一思路，依托《周易》德位理论，范仲淹对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做了进一步延展，提出德内位外，修身为政的主张。基于这种德位理论的认知，范仲淹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修身的内容则是守正、立德、希圣，修身的目的在于政治，将修身立德作为为政的关键。通过修身立德发为民本之思，仁德之政。复次，范仲淹对“通”与“变”展开深入阐释，提出通济万物之性，通过通济物性达到共通为用。继而将物性不同而共通为用的观点引入到社会政治之中，主张通贯古今之政。由贯通古今之政，导引出变革理论。范仲淹将大易变易之旨纳诸于天道，称为“天常”。由易道变化之理，引申出君子应随应时势而积极有为。在范仲淹看来，士人君子不仅要“处必亲仁”“守诚不回”，还应“动能俟时”“进思济物”。最后，范仲淹建构以易为体思想的目的在于经世济民。通过对大易“通”与“变”两个内涵的剖析，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社会政治的主张。考察范仲淹的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改革学风。通过改革学风进而改变士风，通过改变士风进而社会风教。其二，革新政治。范仲淹秉持的是儒家传统的民本和仁政思想，政治革新的目的则是实现儒家的上述主张。
概而言之，范仲淹思想的基础是其易学本体的建构，范仲淹认为易道广大，贯通天地人，不仅蕴含着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理，还为现实社会政治制定规则，现实社会政治则遵循易道运行的范式。在范仲淹看来，大易的主旨就是通与变，作为社会政治仿行的主要规范，通与变亦应贯彻于社会政治之中，这就为他的政治改革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同时，范仲淹秉持儒家民本及仁政主张，延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故特别重视修身立德，期望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培养通经明道的士人君子，并以此士人君子投入到治国理民的事业中去，以改变北宋弊病丛生的社会政治现实，实现儒家的民本主张与仁政理想。
来源：《哲学评论》2023年第2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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