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京城太医院破格将一名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小伙，提升为太医。要知道，平常人要想成为独当一面的太医，非得满五十岁才行。

这个“幸运儿”叫袁鹤侪，出生于京城昌平一个小官家庭，虽说父亲官职不入流（学正官），但好歹是个文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四书五经”。薪水不高，小日子紧巴巴地过着。让小袁感到生活的残酷，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父母双亲，相继过世，自己也差点死于病祸。

侥幸存活下来的袁鹤侪，时刻不忘向“仇人”报复，随身携带药方，只要碰到郎中，就向他们打听“凶手”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夺去至亲性命的凶手叫“热病”，属伤寒一类。

要对付伤寒，只能成为一名郎中。自古学医，无非三条途径，一、师傅教；二、家传；三、自学。自父母双亡后，袁鹤侪先是靠邻里亲朋接济，长大成人后，袁靠教书勉强度日。要学医，首先得从看医书开始，可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医书，袁都没钱买。怎么办，袁只好到有书人家去借，日夜攻读医书，还嫌不够，一笔一划，用蝇头小楷将重点，抄到粗棉纸上。

1903年，二十四岁的袁鹤侪终于扬眉吐气，那年他正式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要知道，京师大学堂向全国招郎中，名额不超百人。

在校期间，《素问》、《难经》、《脉诀》、《医宗金鉴》是主要教材，日后当袁鹤侪成为京城屈指可数的名医时，不忘向年轻学子，传授经验。《内经》、《难经》、《脉经》是袁老反复提及的“武功秘籍”。

三年后，袁鹤侪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太医院，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太医。按《太医院晋秩纪实碑》记载：

“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可到班”。也就是说，一般人想正常晋升为太医，非年满五十岁才行。

别看太医是“众医之长”，却是一门极为危险的职业，就拿开方来说，哪怕处方单上，因药名分量未写清，或出现药名错误，那么不管这方子是否有效，首先得打主治医生一百军杖，一般人挨个五十大棍，基本半身不遂，更别说体质娇弱的太医们。

为自保，太医们开药，要尽量避免竣猛方剂，考验御医的是，如何用平平无奇的药，组成治病的良方。

可能先天吃了太多的苦，这次老天爷要给袁鹤侪甜回来，自入职太医以来，袁一直未出差错，获得慈禧的信赖，让其担任自己的“随侍御医”。

1933年“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打算为自己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找个厉害的教授，以便招徕更多的生源。就在施一筹莫展之际，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满清皇室在隆裕的带领下，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正式退位。双方达成的协议之一，国民政府需每年支付400万给皇室作生活开销，以前服务皇室的工作人员，依旧保留，唯独不许他们再招太监。

作为服务清廷的要人，袁鹤侪却辞职了。辛亥革命后，他在北京开医馆，来求诊的患者，排起长长的队伍。以前服务权贵，现在服务平民百姓。袁太医没有一点架子，对患者无不细心照料，京畿要地，不缺名医。但大家提起袁鹤侪，同仁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他“医术精良，品端术正”。

说来也巧，施今墨与袁鹤侪是邻居，都住在西城绒线胡同。当“学院派”碰上“家学派”（施跟舅父学的医），则是相互成就。一有疑难杂症，两位中医圣手，常常聊到深夜，才各回各的家。

“同行是冤家”，袁鹤侪跟他的“冤家们”关系异常的好。如跟名医肖龙友互引为挚友，作为御医，他十分敬重赵树屏、秦伯末等名家的学识，尤其跟“瞧疙瘩的”皮科郎中赵炳南，相互配合。常是赵治外科，袁治内科。

袁鹤侪(1879～1958)

1957年，救人无数的袁鹤侪倒在病床上。得知消息后，周总理立马派人过去探望。尽管他重病在身，跟来访者谈的却是建设医药卫生事业。他说，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一整编古典医籍；二搜集中医人才；三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后来发展中医，基本延续袁老的遗愿，只不过现在已很少人记得，先生的书斋名为“知不足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