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
1938年6月武汉，中日交战正酣。在战场上常能听到双方的广播喊话。中国军队中，有位女广播员日语发音纯正，不少日军听过她的喊话，纷纷放下武器；或大喊自个爸妈名字，挥刀自尽。当时，有人评价这位女广播员“反战威力大过一个集体军”。
后武汉沦陷，日本东京警视厅通过多方调查，才得知。这位幕后女广播员正是一名地道的日本人。她名叫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是东京市原土木课课长长谷川幸之助的次女。
不听话的次女
绿川英子打小就让建筑工程师出身的父亲长谷川幸之助头疼，经常不听爸爸的话，常遭到幸之助训斥。高中毕业时，还要让幸之助气恼一番。不跟幸之助商量私自报考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高等师范。
时日本经济形势恶化，日本女性多半读完女子高中后，被迫弃学，直接从事体力劳动。英子的姐姐幸子，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就曾打算报考女子高师，后被迫打消念头，改读文化裁缝学校，类似技校。
好在绿川英子，继承了其父优良血统，这两所高校纷纷向英子寄来录取通知书。经过多番考虑，英子最终选择去奈良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她可以远离东京，摆脱爸妈的管束。“先斩后奏”的行为，让英子的父亲幸之助很气愤，他决定让孩子母亲送英子到奈良读大学，自己留在家生闷气。
让幸之助没想到的是，女儿绿川英子。大学毕业四年后，即1936年，跟着中国留学生刘仁，私奔到了上海。二年后，他在东京出版的报纸《都新闻》看到了女儿的照片，文章骂绿川英子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军国主义分子还给长谷川幸之助写恐吓信，在他家门口挂上“卖国贼”的牌子。
进步组织
长谷川幸之助的女婿刘仁（即刘砥方），刘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暗地里他有一个特殊身份——中国世界语学会成员。所谓世界语，最初由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1888年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创立的一种语言，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
日本在1931年，在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的倡导下，成立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时日本国内，疯狂镇压国内进步力量。先后发生了经济学家河上肇和、作家小林多欢二等人被逮捕，长野县因被人“检举”，将一百三十八名小学教师送进监狱的骇人新闻。
作为进步文化活动，日本世界语同盟受到特高警察的严密监视，就在1932年，8月31日。绿川英子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特高警察逮捕。由于英子的罪名不算大问题，加之她十分年轻，仅只有十九岁。于是于同年10月19日被释放，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却将她开除学籍，要知道离英子毕业仅有几个月时间。
无惧日本国内反动势力，绿川英子于1933年春，正式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并入同盟负责打字等义务工作。这时期，英子一方面参加各种世界语文艺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世界语活动。
三年后，即1936年。绿川英子和一名年轻帅气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相识、相恋，并于同年秋天，两人结为夫妻。时中国人在日本国内备受歧视，和中国人结婚的妇女被看作“大逆不道”或“卑贱可耻”。绿川英子知道父母绝对不会同意自己的婚事，打算在1937年离开日本，去中国参加神圣抗日斗争。
随夫抗日
1937年4月15日，横滨码头天气晴好，万里无云。绿川英子在世界语同盟的安排下，只身一人前往中国上海。他的丈夫刘仁，已于三个月前，抵达上海。刘仁原籍辽宁，当时东北籍中国学生被日本当局看作是“满洲国”的“臣民”，受到日本特高警察的严密监控。要回到中国，本身是件极为冒险的举动，若是让他带上一个日本妻子，自然无法通过安检。
绿川英子夫妇
抵达上海的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蜗居在法租界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头。虽然刘仁在一家刚成立的出版社工作，但两人生活不易，每天只能吃两餐。为补贴家用，绿川英子为出版社写稿、作翻译。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相继爆发了“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绿川英子在《中国怒吼》发布《爱与恨》、《致日本世界语读者的信》她写道“我经历可怕空袭；几十架日本飞机每天在狂轰滥炸，街上躺着四肢飞离的尸体，躺着小孩和妇女，甚至因为娘肚被炸开而提前出来的小婴儿...”绿川英子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成文，当成伸张正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武器。
不甘愿身居幕后，绿川英子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行动，与中国兄弟姐妹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不顾警察的刀枪，跟着游行队伍勇往直前。她说“为什么我不参加？我也有权利和义务要求释放中国的爱国者，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动，我的血好像他们的血那样沸腾”。
但作为一名“敌国人民”，绿川英子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比中国普通民众，承受更多不解。蜗居上海时，丈夫刘仁生怕房东知道自己的太太是日本人，他说绿川英子是马来西亚出生，首次回国，不懂中国话，只能讲马来语（指他们所讲的世界语）。
后上海沦陷，绿川英子和丈夫辗转流落到广州。谁知刚坐上黄包车，就被侦缉拦住。查问绿川是不是日本人。尽管最后转危为安，侦缉人员临走时，特意嘱咐：如果是日本人的话，根据战时法令，会遭到驱逐出境，奉告刘仁，最好不要让她外出，以免被捣成肉浆。
由于没有取得公开工作岗位，绿川英子作为日本人，很容易招来误解和危险，丈夫刘仁为妻子摆脱困境，冥思苦想。最后他们决定远赴武汉，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时国民党中央电台正在招收对日广播人员，绿川英子夫妇通过著名学者郭沫若的关系，终于如愿所偿，公开参与中国抗日。
早在1937年，因上海沦陷，绿川英子夫妇于同年的10月27日提前撤出法租界，跟各路文化名人搭乘法国轮船，经香港途经广州。期间与郭沫若、邹韬奋等人同为乘客。在刘仁好友叶籁士的协助下，郭沫若推荐绿川英子正式成为对外日语广播员。“当我终于在战争的第一周年前夕获准参加中国抗战的时候，莫大的喜悦和希望激励着我。”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绿川英子跟随大部队流到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笑着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不久抗战胜利，绿川英子看到中国人民受到国民党的屠杀和抢掠，内战的炮火让许多城市和乡村成为瓦砾。她十分痛心“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一半的愿望，中国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是继续留在中国，参加反蒋革命斗争，革命胜利了，我还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可惜等绿川英子进入解放区不久，就已35岁的美好年华病逝，随后丈夫刘仁在她病逝后的约一百天后，因过度自责，得病逝世。
佳木斯是解放战争时重要的后方基地，许多党政、机关、学校都设在这里。绿川英子到达佳木斯不久，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为不影响工作。她决定实行人工流产手术，尽管党组织再三设法劝阻，但丈夫刘仁站在妻子这边。结果人工流产手术中意外感染，那时解放区医药紧缺，条件艰苦。尽管有医护人员的大力抢救，但终究无力回天。弥留之际，绿川英子对身旁的爱人刘仁说“你代我照顾星儿和兰儿吧...我多想再做些工作啊！”
绿川英子
三十年后，刘星寄信到日本有关地区，找寻母亲绿川英子的娘家亲人。传回的信中称，他姥爷已于1956年过世，姥姥于1942年过世。还好姨母西村幸子、舅父谷川弘健在。此后两家互通音讯，在1978年8月间，姨妈西村幸子还从东京赶来，与住在北京，两个妹妹遗孤会面。时刘星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妹妹刘晓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且两人已成家。刘氏两兄妹共同见证，为我国抗战胜利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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