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初周末，上午8点时分。官员们急匆匆将二万元巨款，交到日本驻中国的总领事田村手里。田村写下收条，紧绷的脸放松开来，显得十分满意。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这就好了，电报已经发出，请诸位放心，事情到此为止，各位请相信，只有军人才醉心战争...”
一触即发
早在1月4日，福建省政府官员，接到日方送来的电报，每个人表情凝重，日方总领事田村特意凑到省负责人林委员长身边“贵国公民残害我日本侨民，已激起日侨和日本陆海军人的愤慨，请阁下从速决定处置办法，否则不堪设想。”
林委员长，垂着头，抹了抹掉下来的冷汗。据情报显示：日方已在台湾集结部队，做好了渡海登陆作战的准备；日本海军驱逐舰在福州湾出没...
福建省政府大厅，很大。但官员们呼吸喘气声听得很清楚，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在他们身上，官员们不断揩汗。四个月前，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霸占我国东北，导致南方各省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就在1月2日，驻福州的日本军舰“北上”号舰长草鹿大佐、炮术长衫野少佐等人，穿便服到西湖公园闲逛，谁知碰上中国学生。这些大学生们高举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文物，或宣传标语。正在公园举行反日集会演讲，就在这时。几个学生认出了散步的日本人，大喊道“倭寇来了，同学们，上去凑他们”。
顿时，石块乱飞，纷纷向草鹿等一行人砸去，大佐和少佐脸上挨了好几砖石，脸上肿起大包，面对来势汹汹的人群，他们夺路而逃。中国学生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一路紧跟。直到他们三人跑入福州市公安局。愤怒的群众包围公安局，不肯离开，直到晚上10时，军方戒严司令派专车，趁民众不注意，将三名日本人送走，事情才算告终。
第二天下午，日本侨民三百多人召开大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惩办反日“元凶”，处罚中方治安负责人的决议案。我国群众岂肯示弱，福州城内，到处是愤怒的群众，他们见到日本人就打。日侨自然不敢迈出家门一步，原本的决议案，被中国的人海彻底淹没。
就在双方以为息事宁人之际，1月3日当天夜晚，日本警部警官宿舍、巡查部、以及日本官员住宅，相继发生纵火案。
谁知一天后，又发生了水户被残杀的恶性大案。水户是日本人，在福州日侨小学担任教务长，从法医验尸报告来看：水户头颅偏右处中一弹，子弹由前射入，从后贯出，创口深12.9厘米；左胸被人用刀砍伤，伤口有9厘米深；现场还有一具女尸，是水户的妻子光子，她左肩胛外侧，有深达7.6厘米的伤口，右上腹部创口甚多，内脏受损严重。要知道，光子已有身孕8个月...
这些迹象都在把中方推到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若处理不好，福州将成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
疑点重重
林委员长抿了抿干裂的嘴唇，他感到很疑惑。他手上有两份电报，均来自日本军方。一份电报来自日本陆军，口气十分强硬，以训斥口吻质问领事馆，事情何以发展到这种地步，并声称这一凶杀案，是中国南方排日的开端...
日本海军舰队的电文，口气温和，要求领事馆通告国民（日本人），保持镇定，静待政府的交涉结果，但舰队是奉了上司命令，不得已才战备入港。
两封电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到底该信哪方！代表林委员就去问田村领事，他避而不谈，嘱咐道“赶快处理善后，这才是上策，否则...”
那什么才是上策，福建省政府官员拿不准主意。就在这时，反倒是日方送来解决方案，大体是将凶手处以极刑；抚恤死者家属5万元；保护日本侨民等六项要求。
官员们商议，若是日本驱逐舰，一旦入港，所提条件必然苛刻，甚至可能达到无法接受的地步，到那时，就更麻烦。于是一致同意，先答应日方条件，只是认为5万元要价太高，一时手头拮据，拿不出。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方出2万元，一次性付清。就这样日本总领事的一再催促下，稀里糊涂的答应全部要求。
等上午八点，中方付清2万元，向死者家属一一鞠躬道歉，开完追悼会后。第二天上午，日本驱逐舰依约离开中国海域。一场几乎酿成战争的水户凶杀案，就这样结束。
但萦绕在中国官员的疑问，并没有就此消失。水户案的凶手没有抓到，如何将其“处于极刑”；同样出自日本军方，为何会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天，福建官员为朋友谢某洗尘，谢某来自宝岛台湾。酒桌上推杯换盏，福建官员就将近日困惑，也就是水户凶杀案，大致跟朋友絮叨一番。谁知谢某听后一脸惊讶“怎么，你们还不知道这事，我在台湾日本海军那听说，水户被杀，是李炉己干的，这事，日本人都知道，不少台湾人也知道，你们还蒙在鼓里！”
谁是李炉己
福州某风月场所，一个浪人热情招呼青年人进入酒局。浪人很热情，席间请来的二位陪酒女均是日本人，从她们的妆容仪表，能猜出她们的价格不便宜。本来青年人带着怀疑而来，毕竟他跟这位新认识的朋友，不怎么熟。但看到两位如花似玉的女子，顿时顾忌全无。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胡吹起来，忽然青年人冒出一句话“日本领事馆这帮人，都是他妈的文弱书生，光吃饭不干事。”浪人帮青年人斟了一杯酒，笑问道“怎么，领事馆与水户先生被杀有关，真够惨的？”
福建警方通过调查案宗，发现李炉己原是台湾无业浪人，在岛上道上颇有名气。28岁，妻儿均住在台北，不久前迁往福州居住，李平时靠招摇撞骗、贩毒吸毒、聚赌放贷维生，因作恶累累，多次被日本军方拘禁，后不知为何被放出，此后更加有恃无恐。
为收集证据，以及曝光日本人的险恶居心。福建警方特意安排特工伪装成浪人，与李炉己结识。
“那天晚上，我一下子就搞掉他们几个人，哼，他婆娘还拦在路上不让我走呢...他妈的休怪我不客气”。李炉己已喝了三瓶半酒，脸微红。
“太惨了”警方特工瞪大眼睛，附和道。
李炉己越说越有兴致“这事算不了什么，去年袭击我们自己的领事馆...还有烧警察宿舍，杀我们自己人，还不都是老子一手策划的，我一动手，军部就称赞我，说我干的好！”
不知不觉，已到了深夜。烂醉如泥的李炉己被人架着送回寓所。特工立即赶回总部，将李吐露的情报向上司汇报。
“一定不能手软，要利索点”
“如果到了晚上9点还找不到合适人下手，你们就到我家去，把我妻子和儿子给杀了，你们放心，责任由我来负，你们一定不要手软，要利索点，为了帝国，这点牺牲我是在所不惜...”
1932年1月3日，李炉己在福州住所，召集十多人号展开部署。此时正值福州反日情绪高涨，日军舰长草鹿任一、杉野被学生打伤。他打算趁着城内骚乱之际，为日军侵占东南省份制造借口。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十月初，日本陆军情报官浅井大尉，突然造访福州，秘密约见豢养多年的浪人李炉己。
浅井告诉李炉己，关东军已在东北得手，他们不应落后，要乘势向中国东南进军，形成南北呼应的战略态势。但一定要找个借口，制造一个重大事件。示意李在“双十节”时，搞出点动静。比方说“日本领事馆，搞得越狠越好！”。临走时还特意嘱咐“你是帝国忠实的臣民，这一次，就要看你对帝国的忠诚”。
李炉己见日本军方对自己如此信任，顿时受宠若惊，浑身都要沸腾了，但“双十节”游行迫在眉睫，根本来不及准备。李又想搞一次大动作，自然没有下手。
“双十节”后，日本军方司令官真崎、参谋长小杉武司等人，又召见李炉己，会议级别比上次更高。
这次会见，议定了一个最高战略：李炉己一方在福州杀死日本侨民，纵火焚烧日本领事馆，以及日本机构，至于烧死什么人，烧死几个人，完全无关紧要。然后，就以中国军警治安力量薄弱为借口，一举出兵福州、厦门、以至上海、天津...
为打消李炉己杀日本高官的顾虑，真崎司令官特别嘱咐“武器和经费，我们如数拨给你，一分钱不会少，你好好去干，日本皇军不会亏待你的，够你一辈子受用的！”
尽管如此，李炉己对日本军部布置杀死领事和军警的决定，一直很犹豫，迟迟不敢执行。后怕时间来不及，干脆避重就轻，挑一个日本教师下手，于是就有了水户夫妇惨遭杀害的特大凶杀案。
案子查明后，福建警方作出分析报告：刺杀水户夫妇的凶手，是李炉己；指使李行凶的是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他们想藉此进军福州、厦门、乃至拿下上海、天津；但日本方面执行起来极不协调，日本陆军想独吞果实，策划时根本没让海军参与；海军早已对中国海军的发祥地垂涎欲滴，自然想独霸福建。因此对陆军的行动采取消极抵制；设在台湾的日本总督则成了局外人，对这次行动一无所知，自然也不同意陆军的擅自行动。水户事件的真相，在日方和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因国民政府信息闭塞，情报工作落后，对此竟一无所知。
罪有应得
案件既已查清，中国警方立即签发逮捕李炉己的命令，并在全国各地通缉李。然而，当警车呼啸而出时，李炉己正坐在驶往台湾的邮轮“太和丸”号，享受着头等舱的福利。他被日本警方“押解”回台北。
由于一直受到日本军方的保护，国民政府一直拿李炉己没办法。后来，李炉己在日军特务机关担任要职，由于在奉天业绩出色，受到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提拔，担任《天津庸报》社的社长。
1943年7月的一天，李炉己的好日子到了头，他被异己下毒，死在一家酒馆中。死时的头衔则是伪满洲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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