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位于辽宁绥中县南平坡，日军挨家挨户，把全村近千口人赶往大院集合。等村民们到齐，他们封锁大门，二百多名日军，在大厅四周架起机枪。村民不敢吱声，彼此用眼神交流。就在这时，响起本地口音“谁说出土居本的尸首埋在哪，立刻放谁走！”
日本特务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辽宁逐步落到日军手里。绥中县南平坡，作为大村。日军为方便管理，便在当地设立警察署。土居本虽不是这的警察署长，但作为军方特务，每每出行，必有卫兵护送，俨然是这的“太上皇”。
土居本每次外出，总是衣着中国式长衫，斜背一把驳壳枪，骑在马上慢悠悠。土居身材高大，好养羊羔。每次进村办事，手里总抱着羊羔，碰上摄影师，笑眯眯地抱羊要求拍照合影。羊羔是当地百姓的宝贝，由于刚出生不久，少不了母乳。但土居坚持喂粮，羊羔自然不会吃，没过几天就活活饿死。
不过土居本一点都不伤心，死了羊羔，便再去村民家抱养一只，死了再去抱...让当地百姓十分痛恨。
在绥中县有支抗日义勇军活动十分频繁，有次土居本外出，差点死在义勇军枪下。多亏他运气好，子弹只把他头上的帽子打掉。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土居强迫南平坡的青壮年组成团练，为日军站岗放哨。
青年团练
在这支青年团练队伍中，支风瑞担任练长。有次，土居本带领团练在村东头山下巡逻，谁知就在这时支风瑞发现，暗处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土居本。
持枪人正是伪警察署长王向臣的儿子——王廷良，土居本对伪警察们十分凶暴，打骂是常事，有自尊的警察无不对他咬牙切齿，警察署长王向臣阻织对日军不满的警察，暗地抗日。
支风瑞迅速没入草丛中，对王廷良说“老侄子，别莽动！等将来你看大叔的吧！”就在说话间，土居本已被几个日军挡住身影，王这才收起手里的步枪。
王廷良把支风瑞的话告诉父亲王向臣，于是王氏父子和支风瑞结成抗日联盟。一天，王向臣特意找支风瑞问“老弟，那事你能办吗？你敢干吗？”支答道“我能办，只要三哥不干涉，我就敢！”
特殊任务
1932年5月，义勇军在兴城县新庄子一带活动，土居本命令支风瑞带领团练各处布岗放哨，要支往东边巡视；叫伪警察刘桂林去西边，各自拿长矛、背步枪。等刘桂林走入黑暗中，突然警察署长王向臣跑过来，对刘说“你跟支风瑞到东边去站岗”。说完，王署长带着各路警察朝山屯子走去。
不一会儿，警戒结束。土居本带着翻译往回走，当走到宝家园墙外时，他蹬上一块巨石，向新庄子方向远眺，想搞清楚义勇军的去向。
支风瑞忽然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抱住土居本。土居扬起皮靴上的马刺，猛踢支风瑞的腿骨，随后扭身，左手用力将支风瑞摔倒，并压在他身上，腾出右手向腰间摸枪。土居当日穿的是件中式长衫，很是笨重，枪不好拿。
突然响起枪声，翻译被刘桂林击倒在地，鲜血潺潺。土居本露出一脸笑意，驳壳枪他拿在手里。又是一声“啪”，土居本胸口在喷血，他“哎呀”叫个不停，但并没有死。刘桂林连忙推开支风瑞，对着土居本脑袋又是一枪，这次再也听不到哀嚎声，只有阵阵青烟。
鬼子进村
就在土居本被枪杀的五个月后，日军从绥中县调来二百多名士兵，携带大炮，一路浩浩荡荡开到南平坡村外，本打算炮轰，活活炸死村民。
村民们吓得四处逃散，有跳下齐腰深的水坑，还有妇女因过度惊吓，瘫在地上不从爬起来；小孩们都在哭喊着叫爸妈，他们中大部分人，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爹娘。
捂住耳朵的村民，等了良久也没听到炮声，取而代之的则是齐整的脚步声。日军将村民赶往大院集合，四面严防，机枪围绕。
狼狈为奸
“谁说出土居本的尸首埋在哪，就先放谁走；谁能提供凶手线索，大大有赏。”说话者是个中国人，大家只知道他姓黄，平时都称他为黄翻译。他住在南平坡地主家里，是这次土居本案件的调查人。
黄翻译住在尹地主家里，尹家有个牧童，只有十二三岁，平时除了给地主放牛，还得给黄翻译烧水、跑腿。黄暗地里给牧童塞糖，问暖，看似很友好，实际另有所图。有次，黄问牧童“土居本哪去了，为什么好几月不见他？”牧童说“早被人打死了，埋在河套里。”
黄翻译一脸笑，查了好几月的案子，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他立刻跑到绥中县，纠集二百多名日军，带着山地炮，扬言要血洗南平坡，为土居本报仇。谁知走到中途，被当地“慈善会”拦住，说这样炸村，未必能把凶手炸死，可能他早就逃了，冒然屠村不利于皇军形象。
黄翻译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有人喊道“我知道尸体埋在哪”，喊话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人。一个姓冯、一个姓李。就在刺杀土居本当天，刘桂林和支风瑞，在他俩的协助下。把土居本尸体埋在附近东河套沙滩。
日军听到有线索，把无关村民放了，带着冯、李俩人先是去寻尸体，待尸体找到后，将他俩和尸体一同运往绥中城。
掩护有功
就在日军翻找土居本尸体时，支风瑞正在南平坡家里。自杀害土居时，他先是投奔义勇军，后义勇军从新庄撤走，支风瑞没有随军，而是回到村里。
日军将冯、李二人押回绥中城，俩人虽历经拷打逼供，但都没有透露是谁杀的土居本，冯只承认自己是南平坡人，不知道谁是凶手；李则说自己是讨饭的，路过此村，在河滩发现尸体。日军见再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干脆将他们收押，三个月后，什么也没得到，就放他们回家。
叛徒告密
因为村里人都在掩护刘桂林、支风瑞，日军始终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直到1933年夏天。支风瑞刚回到家，从城里买粮回来，就被一个人指着“就是他”。随后六七个日本特务扑过去，将支捆起来，他们并没有急着走。而是将支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还把支风瑞家的炕刨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土居本随身携带的那把驳壳枪。
枪，支风瑞早把它送给郑国兴，他就是当地抗日义勇军四十八路军的司令，人称“郑天狗”。后来郑死在国民党与伪军手里，理由是“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牺牲时年纪不过44岁。
告发支风瑞的叛徒叫李星桥，原本在城里当差，后回到村里不务正业，还吸食鸦片，是村里有名的赖账鬼，有次支风瑞恰好碰到李想赖他人六斗高粱，支风瑞哪里看得惯，先是将李星桥责备一番，接着硬逼李把高粱还给他人。从此，两人结下梁子。
致敬英雄
虽然日军宪兵队对支风瑞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不肯透露还有其他协助者，最后牺牲于敌人的电刑之下。
另一个参与者——刘桂林。先是跑到岳父家躲藏，随后给人打工，卖干豆腐养家糊口。因村民始终对他的事情守口如瓶，加上他的名字被伪警察署长王向臣改为刘崇山，故刘从外地逃亡回来后，始终平安无事，活到解放后。
叛徒李星桥，解放后被民众揭发，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起初人民不敢给支凤瑞立碑，但他的英勇事迹，时常被村民提起，人们在说起他的故事时，总竖起大拇指“好样的，如果中国人都像支凤瑞这样，一定能把小鬼子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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