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9日上午3时4分，在从西山被送到北京301医院6个小时之后，贺龙这个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共和国元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之后不久，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了贺龙的夫人薛明，让她到医院见贺龙最后一面。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贺捷生、贺鹏飞和贺晓明。
据《贺龙传》记载，邓颖超后来对薛明说过：“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之际，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地点在礼堂1号室。当时贺龙的骨灰被安放在1号室的东边，西边是贺龙的一幅遗像，周围环绕着党政军界多位领导送来的鲜花和花圈，由军委办公厅和安葬处的几个领导轮流守灵。
由于当时周总理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乐观，中央并没有安排他参加这次仪式，原定致悼词的叶剑英同志。但在仪式开始前，大家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经拖着病体从医院赶来，要仪式推迟到他来之后再开始。这个通知让大家非常感动。
周总理来到八宝山的时候，左臂上已经戴好了黑纱，因为住院已久，大家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大家凝视着周总理的脸，发现他的身形已经非常消瘦，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更多了一些。
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周总理走入休息室，叶剑英元帅立刻迎了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周总理回答：“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说罢，他拿起笔，费力地在签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平时总理的字迹是非常潇洒飘逸的，但因为双手颤抖，这次他的签名却断断续续，大家看了无不伤感。
叶剑英元帅把准备好的悼词交给了周总理，请他来主持致悼词。周总理接过悼词，认真地审阅了起来，并做了一些修改。
据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回忆，她当时就在总理的身边，总理拿着稿子找不到眼镜，非常着急，掏了半天好不容易掏出眼镜后，眼镜盒又没有地方放了，最后他把眼镜盒扔到一边不管了。她从未见过总理这个样子。
看完悼词后，周总理问薛明在哪里，大家告诉他在第二休息室，周总理立刻去了第二休息室。
当时薛明和孩子们刚到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总理在外面大喊：“薛明，薛明啊！”薛明连忙迎了上去，紧紧握住了总理的手，话还未说就已经泣不成声。
在这次见面前，邓颖超大姐曾通过电话嘱咐过薛明：“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薛明点头答应。但是，真正见面之后，总理和薛明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周总理双唇颤抖，眼含热泪，最后强忍悲痛说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薛明哽咽地说道：“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这时候，贺晓明走了过来，劝周总理不要过于伤感，要他保重身体。周总理抬起头缓缓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听到总理的话，整个休息室里顿时一片哭声。
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后，周总理缓步走到话筒前，生硬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手里的稿纸很薄，但因为伤感，他的双手却不停的颤抖，人们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他在哭泣。
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致悼词结束后，主持仪式的小平同志宣布向贺龙同志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三鞠躬后抬起头时，却惊异地发现周总理还在继续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连续鞠了7个躬。
直到今天，人们对周总理这7次鞠躬的含义都众说纷纭。贺晓明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这七个躬反映出当时总理的心情，对老友、战友、对老同志的怀念，有伤心，各种各样的心情都表现在七个躬。”
不过，根据薛明老人的回忆，她感觉总理并不是鞠了7个躬，而是鞠了8个躬，当时她就在总理的身边，所以她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是鞠了8个躬，那么这就可能象征着八一南昌起义。正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周总理和贺龙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周总理和贺龙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南昌起义前夕，那一天是1927年7月28日傍晚，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周总理来到时任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贺龙的驻地。周总理向贺龙和盘托出了起义的计划，并要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
南昌起义结束后，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总理作为见证人在贺龙的入党仪式上讲了话，称赞贺龙从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在这之后，他们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并不能时常在一起，但他们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却始终如一，无法撼动。
骨灰安放仪式结束后，贺龙元帅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81号的骨灰匣里。此时，共和国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的骨灰先期安放到这里。在这里，贺龙将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受到后人的瞻仰、怀念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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