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积劳成疾的张云逸却卧病在床，力不从心了。

实际上，在将近两年的广西剿匪战斗中，他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抱病操劳，几次躺倒了，又几次挺起来。现在，他又试图硬撑着身子继续工作，然而实在是不能如愿了。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曾几次致电或致信询问他的病情和疗养情况。

4月3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张云逸，尤为关切地告诉他：“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张云逸是在家中读到毛主席这封信的。他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凝视着信纸上那熟悉的字迹，许久无语。

夫人韩碧端了一杯热茶过来，无意间一眼瞥见自己的丈夫已是热泪盈眶了。

韩碧看了这封信，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说：“主席劝你好好休养一下，你怎能不听话呢？看在老婆孩子的份上，我求求你疗养一下吧……”

张云逸瞧着跟自己在漫漫征途上出生入死，在艰难岁月中苦苦熬出来的妻子，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双手，深情地注视着她。

她，神色憔悴，鬓染霜华，也是这么多年来跟着他在风雨人生中饱受磨难，甚至出生入死啊。

她，深深地爱着他，为他的病痛和安危而忧虑着，尤其是在他远离她的那些战斗岁月中，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洒下过多少次牵挂的泪水。

实实在在地说，她真是为丈夫和孩子操碎了心。她也该好好休养一下了。

终于，在几十年的征战之后，在广西剿匪获得全胜之后，他说：“韩碧，不要再说了，我去疗养就是了。”

韩碧

不久，胸襟豁达的张云逸便主动让贤，让李天佑接替自己担任了广西军区司令员。

同时，他还举荐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担任了广西军区参谋长。

李、覃等人对此都感到有些不安，工作也一时放不开手脚。

李天佑上任没几天，就来到张云逸家里，说：“老首长，我们都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让我一跃而与你平级，这……这怎么好！”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张云逸猜得岀老部下的顾虑，“长江后浪推前浪嘛，不这样，全民族的大业谁来继承？国家又怎么兴旺发达呢？你呀，就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好好干！”

李天佑又说：“不行，我哪里有老首长的本事呢。”

张云逸笑了：“行，我知道你能行。再说，我把你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嘛。好好干吧。”

让贤之后，张云逸退居第二线了。这时候，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休养了吧？

不，没过多久他就坐卧不宁了。他对夫人韩碧说：“将，点了；兵，发了。怎么搞的，我反倒找不到自己在哪儿了。”

夫人说：“你不是在养病吗？怎么，又想要工作，你不要命了！”

“哦，养病。我这不争气的身子，也真的该好好养养了。”张云逸有些尴尬地笑笑说。

话是这么说了，可心里的感觉还是不大对劲。刚强过人的张云逸，又怎能甘心让病魔将自己拉下马？

一连许多天他都有些郁郁寡欢。就是在杭州西子湖畔疗养期间，他也还是无心观赏那优美宜人的风景。身体好了一些，他就盼着工作、工作啊。

盼到金秋。突然有一天，老军长陈毅来看他了。

陈毅此时是上海市长了。他的性格一如当年，还是喜欢高声畅谈，开怀大笑。他拉住张云逸的手，一边上下打量着一边问：“身体怎么样？老战友。”

“好多了。你知道，这种闲日子让我受不了哇。”

这一天，两个人实在是痛快，竟一起聊了个日坠西湖，晚风沉醉。

陈毅告诉他：“中央决定送你去苏联疗养，由你的夫人韩碧陪同……”

“怎么，还不让我工作？”张云逸急了。

陈毅大笑：“急啥子哟？胜之，等你的身体健康了，还能没有打'硬仗'的机会吗？你现在的任务是——战胜疾病！”

就这样，张云逸和夫人韩碧一起去了苏联。徜徉在异国风光之中，他总是心系祖国，念念不忘回去为人民多做些贡献。

盼归，盼到了1953年春季，张云逸从苏联回到北京没多久，便迫切地向中央提出工作的要求。看他那个精神抖擞的样子，哪里像是已经61岁的人呢！

他对于名利看得非常淡泊，只要让他有个具体的事情干，职务高低都无所谓。

可是，在共和国高级将领中，他的年龄是偏大的，经历也最丰富（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究竟让他担任什么职务好呢？

有关部门征询他的意见时，首先考虑到要照顾他的身体，就打算给他一个虚衔：国防部副部长或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吧。

他听了，苦笑着摇摇头。然而，让他跟董老（即董必武）搭班子，去担任职务比较低的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反倒愿意干了。

正式通知他的时候，他十分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只要有实事干就好，让我当一个公社书记也好嘛，弄那个有名无实的高官虚衔有什么意思！”

就这样，张云逸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了。此后，他的心情又相当轻松了。

他对夫人说：“人不能闲着，闲着还不如死了好呢。人活着，就得想法子为社会多做点好事嘛。”

勤奋工作的人，总觉得时光飞快。不知不觉已是1955年的金秋。

9月里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一片庄严肃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十大元帅授衔授勋典礼和国务院总理为十大将授衔典礼开始了……

军乐队高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主席台上高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挂着国旗和党旗。建国后的第一次授衔仪式，显得十分庄严而又隆重。

首先是毛主席亲手为元帅们授衔，接下来，是周恩来总理为十大将授衔……

轮到为张云逸授衔了。当周总理双手捧着烫金的大将军军衔命令状向他走来时，他的心底猛然涌上一阵热浪。

此刻，他的感情不仅是激动，还有不安一一这种情绪，也只有他这样品格的人才会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此次授衔的酝酿阶段，他就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

中央军委将他的要求呈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结果呢，当然是不予批准了。

因为按照授衔条例的规定，身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武装的元戎，加之战功卓著等条件，张云逸有资格被评为开国的元帅之一。

然而，由于中央对元帅名额已做了最高的限定，他的军衔才降格为大将。于是，张云逸就成了唯一一个行政三级的开国大将。

现在呢，他竟然连大将军衔也要让出去，这怎么行？

毛主席对此事的解释是这样的：“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

的确，受之无愧啊。身着大将戎装的张云逸，胸佩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青史中必然定格为一帧永恒的巨照。

劲松不言风自高，一个开国大将，平日里会是什么样子？

人们对此会有各种各样的想像。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居有豪华别墅，行有高级轿车，随员跑前跑后，卫士不离左右，这该是正常现象了吧。

倘若你真的这样想，错了！我们的开国元勋不是这样的，不是。

实际上，张云逸的生活十分廉洁而又简朴，如果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并非独居的小院，二层普普通通的楼房，几件寻常百姓惯用的家具，这便是张云逸的家，一位功勋卓著、威名远扬的大将军的家。

这个家，开始连一块地毯都没有铺，后来还是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来看望张老时，发现地板太滑，怕他不小心跌坏了身子，才让管理处配发了一块地毯。

这块地毯铺在客厅二十多年里，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了。

其实，他住的楼房也早该装修一下了。可他不肯，说这么住着挺好，破费钱财修它干什么。

王兴纲有一次无可奈何地说：“唉，一个开国大将，住这么破的房子，让别人一看像个什么样子！”

张老听了，沉下脸说：“怎么，大将就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哼，谁愿意看谁看！”

张老总是这样，在生活待遇上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如果说这个家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忠诚地守护在这里的卫兵了。

这显然意味着大门内堪为“军事重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

也曾有人来到大门前，举手敲门。卫兵没有拉开大门，只将头从门缝伸出去，问他找谁，有什么事。

那人回答了几句什么，便走，这时候，院内走来一位中等身材的老人，他穿着普普通通的便装，含着一脸慈祥的笑容。

你可不要以为他是浇花的老工人哟，他就是大将张云逸。

平日里，没有重要事情要办或不外出的时候，他的穿着总是朴素而又随便的。

那种大将军的八面威风，也许只有在他指挥作战的时候才能见得到。

此刻，他走到卫兵跟前，和蔼而又严肃地说：“这样不好，不尊重人嘛。不管是谁，有事就该请人家进来说，好好接待嘛。怕什么呢？”

卫兵脸红了，小声说：“首长，我下次会改好的。”

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上，张老也注意使自己不脱离群众。下农村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随行人员：

“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小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他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对于自己的亲人们，他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了。

要说他最疼爱的，莫过于他的小儿子光东。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与夫人韩碧和长子远志失去了联系，相互间一别十年杳无音信。

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韩碧以佣人的身份带着儿子远志秘密前往香港，几经风险和周折才找到地下党组织，终于获悉了张云逸的消息。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母子俩侥幸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下脱险，倘若赶上后来的“皖南事变”就会被杀害了。

张云逸只有两个孩子：远志与光东。战争期间的险恶环境，使这一家人长久失散而不能团聚，兄弟俩年龄竟然相差20岁。

光东是在1946年问世的，此时父亲已逾知天命之年，他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了。

父母对他，可以说是捧在手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这才是疼不够爱不够的心肝宝贝呢。

然而，就是这样的心肝宝贝，父母对他也没有一丝半点的娇惯，有的只是对他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光东出生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艰苦生活就犹如影子一般伴随着他。

当时，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大踏步向山东腹地撤退，不少干部家属还留在原解放区，光东就寄养在几个堡垒户家里。

难怪赖传珠的夫人不止一次这样感叹道：“这孩子是吃羊奶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可真不容易！”

他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习惯，既忠厚质朴又乐于助人，喜欢跟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不知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岀他是大将的儿子。

从他的身上，你不难看岀他爸爸的种种影响，如果高干子弟都能像他这样的话，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的确，父母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他自己也没有伸手要过什么特殊的待遇。他小的时候，父母让他过的完全是平民化的生活。

光东填写报考初中登记表时，回家问爸爸怎么填，张云逸严肃地说：“只填上你妈妈的名字吧，以后在学校也不要说爸爸是谁。”

光东考入北京第四中学后，被分到英语班去学习，当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社会上对学俄语十分重视。

光东回家说：“爸爸，我不想学英语，找人把我调到俄语班去好吗？”

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张光东少将

张云逸听了，严肃地说道：“不要利用爸爸的权力，你的事我不管，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

这句话使光东的心里很难过，但是又使他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从此，他再没有向爸爸提出任何要求。

他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又相继考入北师大一附中、哈尔滨军工学院。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他都牢牢记住爸爸这句自己闯天下的铭言。

学校要放假了。那几天，韩碧的心情十分高兴，因为久别的小儿子就要回家来了。她上街买了几斤鱼和水果，等小儿子光东回来吃。

张云逸见了，生怕她把孩子溺爱坏了，就说：“买这么好的鱼干什么，你总是太娇惯孩子！”

韩碧不愿意，因为自己对孩子的要求够严格的了。俩人说着说着争吵起来。

事后，张云逸对担任支部书记的丛树芬秘书说：“开她的党小组会，批评她。我的话她不听，党的话她总该听吧。”

丛秘书觉得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张老就严肃地批评他说：

“你怎么能这么想？生活上节约一些，勤俭一些，不好吗？老百姓说得好，常在有时想无时，莫到无时思有时。国家这么大，穷人那么多，想想这个，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错，他是最疼爱这个小儿子，然而他还是不肯搞一点特殊化。

他没有把光东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让他远离家门去了四川，在大山区的研究所里搞计算机。这一去就是4年多，父子之间的音信都很少，相互的惦念可想而知。

直到1973年，组织上考虑到老将军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身边实在需要有亲人的照料，这才将光东调回北京工作。

张云逸对儿子要求很严，一直不允许他调到身边工作，但对身边工作人员则“有求必应”。

1956年冬天，他发现秘书张广华面带愁容地看一封信，就马上询问是不是家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张秘书回答不是，是自己的内弟汪定淮想来北京复习，准备考大学。可是，哪里有他住的地方？这可真愁人。

张老听了，就笑着说：“这有什么可愁的嘛，就住在我这里吧。”张秘书有些急了：“哎呀，这怎么行，我给首长找的麻烦可不少了。”

张老瞪了他一眼：“你瞎客气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快写信让你内弟来吧。”

几天后，汪定淮匆匆从武汉赶到北京，就住在将军楼里开始复习功课。

张老喜欢这个学习刻苦的小伙子，少不了要过来嘘寒问暖的。

有一天，他对汪定淮说：“你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汪定淮站起来有些拘谨地回答：“首长，你照顾得这么周到，我还会有什么困难呢，没有了。”

张老笑了，伸手拍拍小伙子的肩膀，让他坐下。问他想报考什么专业，回答说要考理工科。

又问他懂不懂造机器，炼钢铁。他有些不好意思了，说不懂。再问他懂不懂种田，他也说不懂，不过这些都可以学会的。

于是，这位老将军亲切地说道：“我看，你还是学农好，咱们国家工业落后，农业更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的人才嘛。”

汪定淮认真地想了想，便激动地说：“首长，那我就报考北京农业大学。”

张老一听，立即叫道：“好！好哇！”说罢，便开怀大笑起来。

不久，汪定淮果然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他十分留恋这个“家”，有了闲暇就回来看望。

老将军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一些瓜果蔬菜，对他送来的优良品种十分欣赏，捧在手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看着菜畦里茁壮的萝卜白菜，架子上一串又一串紫色的大葡萄，爬到墙上去的又长又嫩的丝瓜……张老的心都陶醉了。

夏天一个周末，张云逸又收拾了一些瓜果点心，戴着一个草帽，卷起裤腿，和夫人韩碧一起专程到景山去一趟，看望他的老炊事员、老红军王德起一家人。

当时，老红军王德起因为不摆老资格、不嫌职务低，在街道社区乐于助人，被评选北京市劳动模范。

张云逸刚在王德起家聊了一会，北京日报的记者就上门来采访了。

记者看到王德起家中有个“老农装扮”的人，奇怪地问：“这位同志，你也是被王德起同志帮过的人吗？”

王德起慌忙解释：“记者同志，这位就是我的老首长、开国大将张云逸同志。”

他就是这样，对自己身边的副官、卫兵、司机、厨师，没有一个不是关怀备至的。他的爱心又由此升发开去，不断向外界扩展着。

张云逸十分关心干部、战士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接好革命的班。张云逸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工作人员的学习抓得很紧。

警卫人员中有不少没有上过学，他们对学习开始有些畏难情绪。有的在背后说：“我们当警卫员的，枪打得准就行了，识字干吗？”

张云逸耐心地开导说∶"解放了，我们要管好国家，没有文化怎么行？”他用自己的工资给大家买书、买文具，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中的困难。

他对他们的学习情况经常进行检查，要他们每周交一次作业，他亲自看，对做得好的，他写上"很好，有进步"的评语，对写错的字，加以纠正。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的学习都有了长进，学习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张云逸不仅在思想上、学习上关心工作人员，在生活上也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知道谁有了困难，总是主动去帮助解决。

20世纪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张云逸拿出200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

他经常教育他的子女要尊重保姆的劳动成果，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做是一家人。"

张云逸得知家里的保姆刘阿姨患了晚期子宫癌，张云逸立即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

经过多方努力，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1959年夏天，组织上让张云逸去小汤山疗养。他推辞不过，就去了几天。回来后，他又对张秘书说：“我还有疗养时间呢，你就代我去小汤山吧。”

张秘书一听就慌了：“这怎么行？您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何况我也不够那个条件呀。”

小汤山温泉疗养地

“让你去你就去。你有病嘛，把病彻底治好，就可以更好地工作了。去吧去吧，听话。”他就像对一个任性的小孩子那样，笑着哄着将张秘书推出门去。

接着，他给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又亲自给小汤山疗养院领导写了信，大意是说：

我有事不能去小汤山了，还余下一些疗养时间，就由张秘书代我去疗养吧。

这样一来，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张秘书便无奈地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过了一些日子，张秘书疗养回来了。张老一见就高兴地说：“好哇，你的气色好多了嘛，还留在我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疗养吧。”

此后，他又多次叮嘱炊事员买一些黑木耳、黄花菜、新鲜猪肝之类，为张秘书壮肝健肾滋补身体。

一年后，张秘书离职养病了。张老惦记着他的病情，又准备了一些营养品去他家看望。

当时食品非常缺少，这些营养品，老将军一点一点省下来，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给孩子吃，都送给张秘书了。

在这样长期而又精心的关照下，张秘书彻底治好了自己的肝炎病，又调回军委办公厅工作了。

事过多年，张秘书仍然不能忘怀，只要一提起来，他就难免声音哽咽，热泪盈眶。

1956年盛夏，天热得人简直喘不上气来。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

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乘凉，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地聊聊天，可是这会儿谁也没有那种心情了。为什么呢？

原来，是张老的秘书王益出了事。解放前，他为党做过地下工作，因此在敌伪的档案里有他的材料。有人怀疑他有通敌嫌疑。

有这种嫌疑的人，自然不适宜在一个开国大将的身边工作了。当时，除了张老之外，其他人还不知道真情，只觉得这事有些蹊跷：王秘书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被调走了？

全家人早就知道，“老爷子”是守口如瓶的，不该说的他从来不会说。

他只是向大家解释道：“王秘书因为工作需要，要离开我们到新单位去工作了。”说到这儿，深深叹了一口气，便久久地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张老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相片，递给王益说：“你要走了，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什么好表示的，就送你一张我的相片做纪念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身边的人都有些惊讶了。因为，张老平时是不大愿意让谁为他拍照的，许多珍贵的镜头都没有留下来。至于送一张自己的照片给别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少见了。

张老还亲笔在相片背面写下了一句话：“记住我们的友谊……”

王秘书走了。他记着张老的嘱托，贴胸口揣着张老的相片，还随身带着张老送给他的一套《资本论》和一条毛巾被。

临别之时，老将军紧握住他的双手，用深沉的嗓音说：“王益，凡事要想开啊。不论到哪里，都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张云逸、周恩来、孔石泉合影

话还没说完，王秘书的眼泪顺着面颊淌下来了。他整了整行装，怀着满腔的热爱和崇敬举起手，向这位开国大将军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这件事，23年后才有了结果。1979年，王益的问题清楚了，他是多么想念张老啊，然而，张老已经告别了人世，他再也见不到这位大慈大爱、大智大勇的老将军了。

王益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不能忘记张老，我一家人都不能忘记张老！”

在张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想起张老，没一个不动感情的。他的刚直，他的仁慈，他的一身正气，多少年来总令人记忆犹新。

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气节坚贞的张云逸并非不可通融，在矛盾转化之后，他完全可以不计前嫌。

只要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他能够向不再代表敌对阵营的老对头伸出热情的双手。

这是1965年7月。年逾古稀的大将军张云逸，工作的紧迫感更强了。他常说：“老骥惟恐夕阳短，不用鞭催自奋蹄。”

有一天，他应周恩来总理之约匆匆赶到中南海。总理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之后，说出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了。

张云逸心里一惊，立即意识到总理要向自己下达任务了。

果然，周总理说：“胜之，中央决定委派你去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相信你能很好地完成这项政治任务。”

党的委托和周总理的信任，使张云逸感到心里一阵发热。不过，这项重要的任务怎么完成呢？他说：“总理，情况不明，我这仗不好打呀。”

周总理笑了：“过去的老对头，现在也不能知己知彼了。好，我这就向你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接着，周总理吿诉他：“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宗仁先生仓促飞往香港。由于他与蒋介石宿怨很深，那里很难容他，他在海外颠沛流离这么多年，如今老了，想要叶落归根。"

听到这里，张云逸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李宗仁，我跟你打了半辈子交道，相互间有多少恩恩怨怨哪。

想当年，我们一起讨袁护国，慷慨北伐，堪为一个阵营中的战友。

大革命失败后，你却步蒋介石的后尘，挥起屠刀砍向共产党人了。

你出兵镇压百色起义，“围剿”刚刚诞生的红七军、红八军，攻占右江革命根据地……你欠了这些血债，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你又从仇敌变成了盟友，你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是新四军副军长，我们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尽管其中不断发生“摩擦”，共同的敌人毕竟是日本侵略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你又成了我的冤家对头。几经较量，你被我们打跑了。而现在……

这时候，周总理微笑着，注视着他。总理似乎知道他想的什么。是的，张云逸从来就是一个忠厚仁义的长者，他是不会记私仇的。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敌人面前具有不屈不挠的坚贞气节，而对待朋友却总是宽宏大量的。

他允许朋友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然而，现在他要面对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相互间进行过长期斗争的宿敌，一个曾拥重兵多次欺凌过他和他的部队，令他切齿痛恨的老对手。

那么，他还能平心静气地伸出手去迎接这个人吗？

周总理沉默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张云逸坐在总理对面，许久不语。谁能揣测得出，他心里究竟掀起了怎样的波澜？这件事，让人想得通可真是不容易。

总理仍在默默注视着他。终于，张云逸收回了他那穿越时空的目光，叹了一口气用沉重的语调说：

“总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在统战工作中，我们总是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因为共产党人的坚贞与大度并不矛盾。”

周总理舒了一口气，微笑着点点头。

张云逸想了想，又恳切地说：“按理说，我们应该不计前嫌，欢迎李宗仁回到祖国的怀抱，不过从感情上讲，我心里真是不大痛快啊。李宗仁当初也杀了不少我们的人……”

周总理沉吟片刻，说了一句颇含哲理的话，大意是：作为历史，理智会将它当成一面永不丢弃的镜子；作为前仇，大度会将它化为玉帛。总之，一切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业。

听到这儿，张云逸也笑了。这笑容中，蕴含着多少苦涩，多少辛酸，又流露出多么感人的宽宏大度啊。

周总理瞧着他，又深沉地说：“历尽劫波情义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

张云逸仔细琢磨总理的话，心里豁亮了。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理告别，一句话落地有声：“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7月20日，张云逸赶在预定时间之前到了首都机场。不久，那架神秘的飞机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

机翼下，新中国的大地一片葱茏，处处欣欣向荣。李宗仁先生此次归来，又该做何感想呢？

飞机着陆，缓缓地停下来。坐在舷窗旁的李宗仁蓦然发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等候在停机坪前，正扶着手杖翘首迎接着他。那是谁呢？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走下舷梯，只见那位老人笑着迎上来了。似曾相识的音容笑貌，似曾相识的举手投足。究竟是谁呢？

李宗仁停了脚步，伸手揉了揉他昏花的老眼。可以肯定，有一种电击般的感觉，在一瞬间震颤了他浑身的神经。

天哪！莫非……是他？他，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反复较量过的、几度联手又几度相拼的老冤家，竟然会挨弃前嫌宽宏大度到如此地步，这、这怎么可能？

然而，这不是他——张云逸，又是谁？

一步，一步，张云逸穿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穿过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的岁月，向他的宿敌敞开了异常坦荡的胸襟，并且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德邻公，欢迎你！”

李宗仁愣着。这时，挽着他臂肘的夫人郭德洁，以不易察觉的动作拉了他一把，轻声说：“德邻，他在叫你。”

李宗仁的双眼一亮，嘴唇颤动起来。

“德邻公，你认不出我来了？”

李宗仁双眼涌上一层雾，他伸岀的手也在颤动着。

“德邻公，我是张云逸呀。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也代表所有的华夏同胞，来迎接你和你的夫人啊！，‘

李宗仁禁不住老泪横流，他迈动蹒跚的步子扑过来。“啊，啊！胜之啊，胜之！”

终于，两位老人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血，总是浓于水的；我华夏泱泱大国，怎能不敞开胸怀迎接自己的海外游子？

几天之后，张云逸夫妇特邀李宗仁夫妇到家中做客。热情的东道主早早就收拾好屋子，准备好茶点，还特意煮好了耐人寻味的广西咖啡。

双双落座之后，宾主很随意地闲聊起来，相互间很快就加深了理解。

张云逸和李宗仁聊着聊着，禁不住又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了。

过了一会儿，东道主亲手做的风味独特的家乡菜端上来了。

张云逸说：“德邻公，我和夫人都是国母的老乡，因此做几个家乡菜让你尝尝。怎么样？”

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对视一眼，都不禁受了感动。国母，显然说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啊。那么，这家乡菜也是颇含深意的。

酒未落肚，李宗仁已经觉得心里一阵热辣辣的了。

张云逸又说：“德邻公，你我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让我们为实现他的遗愿，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团结奋斗吧。”

李宗仁的双眼泛起了泪花。他和张云逸同时端起酒杯，相碰相敬。然后，俩人一饮而尽。此时此刻，这位叶落归根的老人大动感情，他忽然站起身向张云逸深深地鞠了一躬。

1970年冬，张云逸身体出了问题，不得不去了北京日坛医院治病。

在日坛医院，他与陈毅元帅不期而遇。两位新四军的老战友相见，就那么相互拉住手对视着，对视着，许久不语。

感慨系之，陈毅是诗。畅谈之中，不禁长吟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张云逸便笑道：“老军长，你我两棵病树想要复苏，怕是不大容易了吧。”

陈毅倚在床头，半晌不语。他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而他仍然那么乐观豁达，轻声说：“胜之，这日子过得真快哟，有许多事还没来得及干呢。”

“是啊。”张云逸也轻轻叹息着，“你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多保重吧。”

“你也多保重啊。”陈毅接着说，“瞧你的头发都白了。”

两位老战友，都坦然而又淡然地想到了死。不过，俩人可曾想到，此次长谈即是诀别？

陈毅元帅，竟于1972年1月6日病逝了。躺在病榻之上的张云逸，一动不动地默默听着这一噩耗，似乎是很平静的样子。

然而，细心的小护士发现他的目光骤然凝固了，便慌忙贴近他的耳边轻轻呼唤，竟得不到一点反应。

他，已经昏厥过去了。谁知道，这噩耗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将军白发征夫泪气痛哉！痛哉！

就在这次重病之中，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的消息，犹如一剂无可替代的再好不过的良药，使张云逸的灵魂从黄泉路上又转悠回来，他又有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他要继续与邪恶作斗争，继续与疾病作斗争！

1974年11月19日，我们的开国大将张云逸进入弥留之际。

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多少次率领他的将士们浴血奋战，岀生入死。

他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却终于在经年累月的奔波之后被病魔折磨得倒下去了。

致命的不是胆石症，而是脑血栓。实际上，在1970年春末，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就使他昏厥过一次，继而是无情的胆石症使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然而，他仍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批示，请他住进日坛医院进行治疗。

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不正常，然而冒着风险来探望他的人还是不少，其中有叶剑英、谭震林、韦国清、莫文骅……

可是，亲人们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都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医护人员也无能为力了。

到了1974年2月，脑血栓已经使他身体偏瘫，口不能言。

于是，解放军301医院便成了他戎马生涯的最后一个驿站。是年11月，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也赶来探望他了。

1973年的邓小平

握手之际，这位82岁高龄的老将军想到了什么？从百色起义开始，两个人走过了45年的风雨征程，想不到这一次竟要做最后的诀别了。

轮流守护他的亲人们已经有了可怕的预感。是夜，老将军出现大量的脑出血。

抢救之时，他的爱子张光东和儿媳曹莉冬急忙打电话，分别告诉母亲、大哥和嫂子。大家匆匆赶来不久，便陷入了大悲大恸之中。

共和国天幕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将星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