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中共苏鲁豫区党委(即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习惯上也称湖西区党委)领导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以及3个中心县委、3个直属县委，其下有20余个县级党组织。

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是以343旅685团为基干扩编而成的苏鲁豫支队。

这时的苏鲁豫边区，地跨山东、江苏、河南三省，我党利用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此部署薄弱的机会建立政权、恢复基层组织，整个根据地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肃托事件”发生了。

“肃托”是从湖边地委干校开始的。

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了培养干部，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部的大田家村开办了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是各地来的一些知识青年。当时干校的日常工作由非党教员魏定远负责。

由于干校思想工作薄弱，8月临近分配之际，部分沛县籍学员不愿留湖边工作，提出“哪里来的还要分配到哪里去”，要求回家乡沛县工作。学员中还有“沛县同乡会”组织。

湖边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惊慌，怀疑是敌人的破坏活动造成的。

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他把这件事交给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

在此之前，适逢康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虚构和夸大了托派的声势，错误地估计和宣扬了中国托派问题的严重性，使一些人产生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王须仁趁此机会，抓住湖边地委于校学员中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居心险恶地与托派联系起来，罗织罪名，擅自将教员魏定远逮捕、审讯。

采取诱供、逼供方式，施加酷刑，硬逼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接着又逼供出所谓“托派组织”，牵连到一些人。这样就为“肃托”的恶性发展打开了缺口。

9月3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镇开会。

王须仁将逼供所得材料，向参加会议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等人作了汇报。

接着集体会审了遍体鳞伤的魏定远，魏仍按王须仁逼出的口供重复了一遍。

于是参加会审的领导人便都信以为真，一致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现“托匪”组织；对王须仁施用残酷肉刑逼供的做法不但未予纠正，反而赞赏和支持。

从此，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至把“肃托”蔓延到地委机关。

王须仁以对魏定远残酷逼供所得的虚构的漏洞百出的材料作“根据”，逮捕了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曹广善和地委干校干部郝晓光。

然后又用酷刑指名逼供，以至牵连出更多的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

如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及区党委宣传部科长朱华，甚至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等也被说成是“托匪”。

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大，要放肆地大干，必须借用王凤鸣这把“刀”进行弹压，提出地委要靠近主力部队。

地委书记李毅没有想到王须仁是别有用心，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表示同意。

当时在湖西中心区开展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王凤鸣带领的苏支第四大队。

这个王凤鸣是老红军出身，当过罗荣桓的警卫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型关战役，深得罗荣桓赏识。

当时的苏鲁豫支队有7个大队，支队相当于旅级，大队相当于团级，王凤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还兼任湖西军政委员会主席，地位是相当高的

可他却野心勃勃，居功自傲，极端狂妄，正想借“肃托”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