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颂球
1967年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附城公社（今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代渔民村人，也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现任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口述时间：2024年8月15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渔人码头
从我记事起，我们渔民村一直依靠打鱼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们这个小村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村子的变化让人难以想象——从贫困的小渔村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大社区，富裕繁荣。我有幸见证了我们村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渔民村不仅是深圳市发展的一部分，更成为深港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
壹
深圳河畔的渔民村村民，历来靠捕鱼为生。河对岸就是香港，在改革开放前物资匮乏的年代，亲戚往来，物资交流，给村子带来了光亮与温情。深圳河不仅提供了生计，也成为渔村人与外界连接的纽带。
依水而生的渔民岁月
1967年，我生于广东省宝安县附城公社（今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村子坐落在深圳河与布吉河的交汇处，与香港隔河相望。我们村里人都是从东莞迁徙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并没有资格在岸上定居，只能漂泊在深圳河上，以船为家、以捕鱼捞虾为生，这就是疍家渔民。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在政府的帮助下上岸，定居在深圳河边的一个叫犁头尖的地方，先是住茅棚，后来盖了平房。
▲上世纪50年代，渔民村村民旧居
那时，渔民村是深圳最贫穷的村落之一。村里的男人们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出海打鱼，女人们在家中操持家务，等待丈夫归来。打的鱼也不多，到年底的时候村委会按照工分来算钱，一对夫妇也就分到几百块钱，勉强维持温饱。
与香港的亲情纽带
我们的村子和香港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不仅仅是地理上接近，更是因为很多村民的亲戚都在香港。我的家族中，就有不少亲戚早年间去香港生活。逢年过节，香港的亲戚会回到村子里探亲，带来香港的好东西：食物、衣物，还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日常用品。
我有一个大姨婆，我奶奶的姐姐，她每年都会过来这里看望我奶奶。她会挑一大堆东西过来，吃的、穿的，每年是靠他们带这些好的东西，才能知道世界这么丰富。所以我小时候一到节日就盼望香港的亲戚们过来，那种时候真是相当开心。
贰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渔民村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积极投身市场经济大潮：港销水产、小额外贸、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开饭店酒楼……渔村人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赚得了第一桶金。
多种经营、广开财路
为渔村带来繁荣与勃勃生机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渔民村利用靠近香港的有利条件，开始通过多种方式改善生活。
鱼塘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增加收入的途径。我们与香港新界的罗湖村合作，利用我们的技术在他们的鱼塘进行养殖，再将鱼送往香港上水贩卖。我母亲她们带着边防的“过境耕作证”，凌晨三点钟起床，乘小渔船过去，把鱼带到香港市场。为了卖个好价钱，还要帮客人把鱼清理干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把鲮鱼的肉取出来，把骨去掉，剁成肉酱，然后又塞回去，回填成一条鱼，香港人非常喜爱。虽然这样能多赚点钱，但非常辛苦。因为每一条鱼都要去剥皮、去骨、调味，再还原成一条完整的鱼的形状，这种辛苦的劳作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渔民村村民过境养鱼。资料图
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还催生了小额贸易。我们从香港进口旧汽车、旧轮胎、家私、家电等，对这些进行翻新后售卖。这种小额边贸也让渔民村积累了财富。
当年深圳的所有物资几乎都通过深圳河运输，我们渔民村有一个深圳最早的码头，船步街就因此得名。村里人抓住这一契机，组建了自己的运输船队，码头也成为了村民们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
那时，深圳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河沙，村民们开始挖掘河沙，用来供应城市的建筑工地。再后来，村民购买泥头车，组建起了运输车队，承接罗湖的土建工程。
当然，还有1979年，港商在村里成立的第一家珠宝加工厂，厂房只是鱼塘边一个简陋的铁皮棚。工厂条件极其简陋，村里的许多妇女成为了珠宝厂的工人，她们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需要进行手工切割和打磨珠宝。尽管收入不多，但这些工厂为渔民村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
随着香港同胞频繁来往深圳，村民们也迅速抓住商机，开设了两家饭店，专门为香港顾客提供会客和用餐场所。这些饭店也成了深港亲情的聚集点，每逢节日，店里总是热闹非凡，一家人聚在大桌旁，品尝着美食，聊着天南地北的事情，亲情在餐桌上温暖地延续。
▲1981年，渔民村全村从平房搬进了小洋楼。
就是这样，通过多种经营，我们渔民村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迅速摆脱了贫困。1981年，渔民村的集体收入就达到60多万元。全村35户村民，每户平均收入10588元，在全国率先成为了“万元户村”。
引入港资、合作建厂
渔村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与香港商人合作越来越密切。到了1985年，村里决定扩大经济规模，修建了一栋七层的工业大楼。这座大楼不仅为港商提供厂房，还为他们提供劳务介绍、手续办理等服务，以投资形式吸引港人前来合办表带、手袋、服装等加工厂。后来，村里又兴办了花木场、沙砖厂、宝石厂、塑胶厂、铁钉厂、卫生巾厂和家具厂。
▲渔民村工业大楼。
由于港商他们不了解这边的政策，比如海关的一些政策，如何报关、出货、纳税以及如何拿到批文等，都需要我们去协助，所以每一个厂都要派驻一个厂长。当时村里读过书的或者愿意留在村里工作的人不多。我读书回来，我的大伯吴柏森，也是当时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劝我回来帮村里，协助工厂让它合法合规地顺畅运作，创造效益，让村子更上一层楼。
我希望为村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就留了下来。村里派我担任一家合作工厂的厂长，负责协助港商处理报关、纳税等各种事务。办来料加工厂时，最大的难题是通关手续。为了让工厂顺利运作，我考取了全国统考的报关员证，尽管通过率只有10%左右，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承担起责任，那谁来为村子的未来铺路？
与港商的合作不仅为村子带来了经济上的增长，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在与港商共事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外国客户打交道，如何进行精细的生产管理。那些年，我常常奔走在工厂和海关之间，学习到了很多生产管理的细节：如何精确地调度工人、提高产量、保障产品质量……这一切为我日后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工厂的发展，村里的外来人口也开始增加。曾经只有200多人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有上千工人的热闹社区。港商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还激发了村民们的创业精神。那些在工厂里学到技术的工人，后来纷纷自立门户，自己开设工厂，甚至有些比当初的香港老板做得更大。我们村里有一批制衣厂的工人，如今已经在深圳和东莞开设了自己的工厂，生意越来越红火。可以说，正是与香港的合作，让我们这些原本靠打鱼为生的村民，逐渐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在与港商的合作中，我也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跟他们合作建厂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经过很努力的打拼。他们在技术学习、原材料的挑选和制作等很多方面精益求精，都让我非常佩服。他们跟我说，第一个就是感谢改革开放，让他们富裕，让他们的事业做得更大。其实深圳有今天的发展，他们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没有居功，反而对国家更加热爱。这种情怀也深深影响了我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村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成立了“渔丰实业股份公司”。“渔”代表我们渔民的身份，“丰”则象征着丰收和繁荣。村子的经济模式也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等方向多元化发展。今天，我们的渔民村已经从一个靠打鱼为生的小村庄，彻底转型为现代化的社区，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我们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远影响。
叁
富裕之后的渔村人开始通过社区面貌的改善和传统美食的传承、粤剧艺术的推广等文化活动，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建立自己的精神原乡。
从平房陋巷到
“最美渔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渔民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会忘记1981年我们全村从平房搬进小洋楼的那一天。当时村里依靠集体的力量，投资70万元统一规划建造了三十多栋米色的小洋楼。这些两层小洋楼不仅每户都有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鱼塘。大家一起去香港，买了一批“三大件”——电饭煲、电冰箱和电视机，来装饰我们新的房子。那天，我从平房到小洋楼不停地搬东西，走了几十趟都不觉得累。当时大家开心啊！在入伙的时候，家家户户就买了几十万头爆竹来点，庆祝新居的乔迁。
从那以后，我们村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美了。生活富足后，一方面我们渔村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我们也逐渐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作为水上漂泊的渔民后代，我们的文化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根深蒂固。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疍家文化面临断代的危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粤食粤剧传承
让村民生活更美好
我们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突破口，就是渔米糕。渔米糕是我们渔民村特有的一种美食，是过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的节日，我们用糯米、腊肠、腊肉、海产品等食材做的特色美食。这个渔米糕经过了我们的改良，除了保留原来的那个味道之后，更加好吃了。我们就做文化节，香港的同胞过来也吃渔米糕。香港亲友说，这是他们最怀念的家乡味道。我们还专门为它写了一首歌，叫做《渔米糕》，“渔米糕，渔米糕，步步高”。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论去哪里，都要记住这个味道，这份乡愁，这样的一种文化。
▲吴颂球在制作渔米糕。资料图
另外，我们渔村人很喜欢粤剧，是受香港影响。那时有了电视，村民们开始天天收看香港的粤剧节目，大家都很爱看。这几年我们村里也专门成立了小渔村粤剧团，经常举办表演，既活跃了社区文化氛围，也传承了粤剧这个岭南的艺术瑰宝。慢慢通过这种文化熏陶，让村民们的素质得以提升，生活更加美好，做到从物质小康到精神小康的一个转化。
肆
渔民村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港合作的见证与典范。它正继续在大湾区融合画卷中描绘新的美好图景。
大湾区融合的现在与未来
进入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渔民村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与香港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许多香港人选择在渔民村定居，成为了我们社区的一部分。据社区统计，香港人占村里总人口的10%左右，大约一千多人。
现在，村里设立了专门的港人服务窗口，帮助他们办理各种手续，提供便捷的服务，让他们能像深圳本地居民一样享受同样的生活条件和便利。很多香港居民对渔民村的评价特别好。同时，物业经济也为村子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村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其实在我们社区里，香港人和深圳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深刻感受到深港合作的重要性。没有香港的技术和投资，渔民村不会发展得这么迅速。我们从最初的渔业、河沙开采，逐步发展到制造业生产，再到如今的物业经济，深港合作一直是我们村成功的关键。
未来，我相信渔民村作为深港合作的典范，将继续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深港合作将继续在经济、文化等多种层面上更加深入，而我们渔民村人也将继续以勤劳勇敢、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 余冕
编辑 | 余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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