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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这个字，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早已是“政党”的代名词；然而，中国的政治传统里，却是有“朋党”而无政党。

哪怕是民国以来，政党成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但在权力斗争的背后，党争本质上往往还是“朋党”之争——两者虽然都是以权力分配为目的，但“政党”的运作是基于现代政治文明逻辑的妥协智慧，而朋党却是专制体制下基于派系、关系、利益、小圈子的权力倾轧。

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治乱兴衰，朋党之争无孔不入。

· 中国最顶尖的天才，几乎都会被拖入朋党的漩涡。仅北宋后期，就有无数天才的命运随党争而起伏，除了王安石、司马迁等党争双方，更有无数人如苏轼一般一生深为党争所累……被党争所吞噬的，除了个人的才华和际遇，还有他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

· 中国重要制度的废立，往往因防范朋党而设。在独裁统治者看来，所有人都应该围绕自己一心一意，不应该有自己的小山头、小圈子。因此，“结党”一直是大忌。朱元璋废除丞相，清朝官场上的回避制度、宦官不许干政，都是为了禁绝朋党。然而，明清党争非但从未断绝，且越演越烈，东林党争更是贯穿整个晚明，直至亡国。

为什么统治者无论如何调整变革、如何打击，都不能避免“朋党”？ 朋党是中国深陷历史周期律、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的“祸根”吗？朋党之于我们，是否彻底成为了历史？

为解答这些问题，朱子彦《中国朋党史》对朋党现象的洞察，刷新了一般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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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党之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用道德评判党争是非，毫无意义，因为再美好的政治理想，再高的道德站位，也会不可控制地沦为扣帽子、打棍子，成为政治倾轧的牺牲品。

· “朋党”是集权之下，人性的自然选择。只要权力的运作处于不透明状态，所有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朋党的道路：皇权强势时，朝臣不得不结党自保，维护利益；皇权衰弱时，皇帝本身也要结党，是为帝党。其他后党、太子党、诸王党、阉党……莫不如此。

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就是一部朋党史。贯穿于整个中国史的“朋党现象”，可谓是理解自身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