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31日凌晨，北京中南海。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天，时针划过之处，1954年已经过去了。
凌晨时分的新中国大多数人都早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此时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周总理却依然还在埋头批阅文件。
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建国后周总理一直都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而就在周总理埋头工作之际，秘书轻轻走进来递上一份电报，低声说：“总理，黄镇大使从雅加达来电。”
“哦，看来是茂物会议终于有结果了。”
周总理赶忙接过电报，仔细翻看，随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很好，黄镇大使给我们送新年礼物来了。”
究竟是怎样的新年礼物，会让周总理如此兴奋呢？
原来，随着世界各国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寻求民族独立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在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这个消息对于当时刚刚成立，被西方社会恶意孤立甚至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应有席位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当时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对于这个消息自然十分重视。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必须要让世界看到新中国的新面貌。
因此自从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开始，外交部就着手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工作。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应该派谁去，然后怎样去？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终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还是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陈毅副总理陪同，共同带队前往，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最强阵容。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在印尼万隆市召开，届时将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共聚一堂。而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也都是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正所谓众口难调，这么多的国家聚在一起，想要达成一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次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务必要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要能够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状况、也要时刻提防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
结合这样的背景，中国代表团最终确定了这次参会的总方针即：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但对于这场即将召开的会议，西方社会却并不希望看到，作为多年殖民主义的受益者，西方社会绝不想看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坐在一起，尤其不希望看到新中国参加。
因此就在中国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准备之时，各方敌对势力也没有闲着，都在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代表团。就在中国代表团收到邀请函后没多久，中国有关部门即收到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
这个消息，无疑给即将出行的每个代表团成员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毕竟前路未知，危机四伏，到底还去不去？必须要有一个决断。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周恩来总理决定一定要去。
一方面，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国际亮相，针对当时西方社会对新中国的外交围堵，这是极好的一次破冰机会，对于提高当时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威胁，退缩从来不是共产党人做的事，战争年代我们没有退缩过，如今更不会退缩。在战场上我们可以战胜他们，如今照样可以粉碎他们的阴谋，对此周恩来总理十分自信。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中国代表团放弃了原来走海路的计划，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
但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代表团没办法乘坐自己的飞机，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这也是当时一种十分无奈的情况。
经过商讨，外交部最终决定租用印度好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尼，并商定：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将作为正常航班，于当日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往雅加达。
就在一切行程都敲定之后，却不想又发生了意外，周总理在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而这时，缅甸总理吴努给周总理发来电报，邀请周总理到仰光休息两天，一方面养病，另一方面，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商讨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面对吴努总理的盛情邀请，周总理稍作考虑，便同意前往。
随后，便决定将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然后转道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在香港乘坐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接飞抵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前往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由于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中国代表团已经兵分两路，故而将目标锁定为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而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
根据情报显示，为了阻拦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国民党保密局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在飞机安装炸弹，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看过情报后，极为重视，当即做出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随即周总理一行人按原计划抵达昆明，在昆明期间，周总理再次提醒在京领导重视收到的情报，并特意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邓颖超马上作了安排部署，将相关情况第一时间通知香港方面。同时她也为身在昆明的周总理的安危倍感担心，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总理提到：
这次暗杀计划，对方是蓄谋已久的，可能会从各个方面下手。因此，在你出行期间，飞机着落后务必严加封锁，起飞前也要严密检查，不可疏忽大意。除了飞机之外，所使用的其它交通工具，亦应请严格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而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接到邓颖超的紧急电话得知有人试图利用炸弹暗害代表团的时候，立刻就将具体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
为了确保情况得到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新华社又派潘德声专门前往印航驻港经理的住处向他通报有关情况。
最后，印航经理保证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期间，除印航工作人员之外，绝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接近飞机，届时，包括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一切事务也将由公司派专人负责。
得到这样的保证后，大家才终于放下心来。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
周总理听到后，心里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但是却不想，刚刚到了晚上，北京方面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周总理：
“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随后坠于南海，在飞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事前做了如此周密的防范，“克什米尔公主号”还会爆炸呢？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国民党保密局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在此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甚至专门准备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然后将炸弹偷偷运到香港，交给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为了更好地实行爆炸计划，保密局必须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近“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
当时的周驹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是个不务正业的混子。选定目标后，国民党香港情报站很轻松地便将其收买，让其到时候安装炸弹。
到了4月11日上午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按计划飞抵香港启德机场。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将情况通报了港英当局，但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只是派了辆警车远远的监视。
而等到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于是赶紧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前后离开的时间加起来有十分钟左右。而周驹就趁着这个间隙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
当天中午12时45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按照计划来到机场，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飞机运行一切正常。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都将顺利进行时，没想到悲剧却发生了。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其它成员都非常悲痛，而这也让很多人动摇了去往万隆的决心。面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周总理说：
“我们这次去参加万隆会议，为的是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这是我们的使命，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而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消息后，缅甸总理吴努也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
但是，周总理此时决心已定，无论敌人设置怎样的困难，中国代表团也一定会来到万隆。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
“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特将回信和来信一并捎回，免得你失落。有了这一次教训，下面的形成我定会更加谨慎小心，更加努力。不管是文仗武仗，都不能无危险，但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都要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寥寥数语的信笺，周总理将自己一生都在践行的崇高思想一一表达了出来，而从周恩来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这一举动来看，周总理对这次出行已经抱定必死之决心，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随后在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
当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国外敌对势力趁机释放各种谣言，除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为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对于身边人的疑虑和恐惧，周总理却并不在乎，他指出敌人之所以如此费尽心力的破坏亚非会议，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这也证明了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敌人越是阻挠，我们就越要参加，一番话，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当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出现在机场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看着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镇定自若的神情，每个人都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此时，虽然中国代表团安全到达了万隆，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
一方面，国民党特务眼看“克什米尔公主号”时间并没有阻拦中国代表团的脚步，已经派出暗杀人员尾随周恩来总理来到印尼，准备在印度尼西亚执行暗杀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也派出了一个由间谍、使馆职员、公司雇员、记者等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时刻紧盯中国代表团的行动。
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可以说，万隆此时是危机四伏。
但是，这一切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看来，都是“纸老虎”不足为惧。
4月18日上午，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当中国代表团一行出现在会场的时候，会场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议开始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
但恰如在出发前周恩来总理预见到的一样，29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诉求也不同，声音自然也不会相同。
所以，在会场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最先跳出来的是当时
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他的发言一开始就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
他宣称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的国际性势力，而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他?声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
贾马利的发言绝非是一时兴起，而是预谋已久，在他发言完毕后，
日本、土耳其以及菲律宾等国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些国家背后都有一个利益共同体，那就是美国。
贾马利的发言就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第二天，大会公开发言形式继续急剧恶化，
这也使得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人们都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将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周恩来总理表现得十分镇静。在此之前，周总理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总理利用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19日下午3点，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会场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周总理。
周总理来到发言席，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一上来，周总理直接抛出了中国代表团的理念，也没有避开她人攻击的锋芒，而是迎面而上，巧妙化解，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
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又说道：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一番话，直接将原本十分紧张的会场氛围轻松化解，周总理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求同而存异的原则，获得了在场所有国家的认可。
接下来周总理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有无宗教信仰自由、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的误解，以及如何认识新中国。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议的发言只有18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
但是，以美帝国主义阵营为主的国家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又跳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建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同托管之下。
这样言论，是正面触及中国的主权问题，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底线，是绝无任何退后余地的。听了
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后，周总理的脸色十分的凝重，但是他以极好的休养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整场会议一言未发。
而等到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邀请科特拉瓦拉一起留下来进行了私下的交流，两人谈了很长的时间，没人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的论调，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而科特拉瓦拉也被周总理的魅力所折服。
就这样，两回合之后，在周总理高超的外交手段和人格魅力之下，敌对势力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彻底破产。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总理，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至此，在周恩来总理和全体代表团成员的努力下，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而周恩来总理也用自己高超的外交智慧，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的印象，树立了新中国良好的形象。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会议的行程排的非常满，身为代表团团长的周总理每天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处理。
但即便如此，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周恩来嘱咐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一定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而在万隆会议期间，敌人也没有放弃暗杀计划，就在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还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这封信引起了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高度重视，陈毅副总理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印尼方面也非常重视，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当时周总理警卫随身的配枪都是上了膛的，24小时贴身保护周总理。
而周总理则全然没有将这些威胁看在眼里，一方面是他瞧不上这些跳梁小丑，另一方面也相信自己身边的同志。
所以，在万隆的一个星期里，周总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名种挑衅。并且同各个国家的代表团之间进行交流，广交好友，每天最多休息两个小时。
而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万隆会议胜利结束，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万隆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七天的时间里，周总理依靠着自己强大的外交魅力，征服了世界，一个外国代表说：“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至此，惊险万分的万隆之行，终于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后，周总理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必须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但非常遗憾的是，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
至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宣告完结，而那些牺牲在飞机上的烈士，我们也没有忘记他们。
在如今的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
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在那个艰苦万难的时代，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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