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1976年1月8日逝世的，一般认为，周恩来临终前最后召见的人，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据罗青长回忆，1975年12月20日，病重的周恩来把他叫去谈话，可是谈话中间周恩来突然昏迷，罗青长只好悄悄离开了病房。
实际上，周恩来见过罗青长之后，还提出要见一个人。时间是1976年1月2日，周恩来已经处在弥留之际，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状态。当天中午，周恩来醒过来时，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找wu……wu……”，身边的人不知道周恩来想说什么，只能判断他要见的人可能姓吴。
大家马上想起来，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里确实有姓吴的，问他是不是要见曾任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可周恩来用眼神否认了，大家又说了几个姓吴的人名，都不对。
片刻，周恩来又艰难地说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总理要见的人不姓吴，而是姓邬，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大家不敢确定，问道：“您要见的人是不是邬吉成？”周恩来点了一下头。
邬吉成是山西神池人，1927年生，幼时父母双亡，姐姐被迫送人作童养媳，他自己则被亲戚轮流抚养到10岁，又沦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四处流浪。1938年，邬吉成遇到八路军，被八路军战士收留，参加了儿童团。
此后邬吉成当过勤务兵，司号员，在战火中长大。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邬吉成被调到延安，加入中央警备团。
邬吉成起初被分在1营手枪连，第一次任务是在周恩来家的院墙外放哨。之前邬吉成只听说过毛主席和朱老总，到延安后才得知周恩来也是大首长。他没见过周恩来，正站岗时，一个身穿皮夹克的人来了，后面紧跟着两名挎枪的卫兵。
邬吉成本来打算上前拦住他们，又想到万一是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没动。下班后，邬吉成去问班长，班长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邬吉成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
第一次见毛主席的情况也差不多，以前邬吉成只在奖章上见过毛主席的像，头像和真人差别很大。一次延安开大会，邬吉成在杨家岭大礼堂门外值班，看见一辆小车开了过来，两边车门的下面都有踏板，各站一名卫兵。邬吉成一看这阵势，猜到大首长来了。
车子在门口停住，一位身材高大的首长下来了。班长小声告诉邬吉成，这就是毛主席。作为警备团的一员，邬吉成在延安给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站过岗。
1946年，邬吉成所在的警卫连调到了延安西北的枣园，负责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彭老总等人的警卫工作，枣园西山上有个电台，电台保卫工作也由邬吉成他们负责。
毛主席在枣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东边紧挨着的是朱老总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警卫班在院子里站岗。邬吉成他们在院子外面，负责外围警戒。
据邬吉成回忆，任弼时住在西边第一个窑洞，他每天很忙，闲暇时唯一的消遣活动是找彭老总下象棋。彭老总住在最东边的窑洞，每天很晚才休息，他的工作习惯是隔一段时间到窑洞外面散散步，碰到哨兵，他总是问一下“现在几点钟了？”，和毛主席一样，彭老总闲暇时经常和哨兵们拉拉家常。
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邬吉成的主要任务是随卫毛主席。1949年，邬吉成开始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70年代，他已经做到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团副团长。
1976年1月2日，邬吉成接到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305医院，总理要见他。邬吉成一听，顿时百感交集，眼眶都红了，没想到周总理病重时还挂念着他。他赶紧乘车前往305医院，急匆匆来到周总理病房对面的护士和警卫值班室。
可是值班的人告诉邬吉成，周总理刚才又昏迷了，让他在值班室等候。邬吉成一边等，一边猜测周总理找他有什么嘱托和吩咐，但毫无头绪。从下午两点种等到傍晚，值班人员告诉他，总理醒了，得先吃点药，稍等一下你就可以进去了。
邬吉成激动地来到周恩来的病房门口等着。谁知，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昏迷了，邬吉成只好继续等。他不愿影响医护人员的工作，就去了楼门口的警卫值班室。因为惦记着周恩来的召见，邬吉成不敢打盹，在值班室坐一会，就去走廊里转一转。
等到凌晨6时许，邬吉成在走廊里遇见了邓颖超和卫生部长。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等，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等了这么久了，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邬吉成说：“好的”，犹豫了一下，又向邓颖超提出一个请求，想在门外看一眼周总理。邓颖超点点头，于是邬吉成轻手轻脚来到半开的抢救室门外，看见了病榻上昏迷不醒的周总理。
邬吉成说，才4个月不见，周总理被病痛折磨得异常憔悴，面容消瘦得厉害，和以前精力旺盛、谈笑风生的样子判若两人，邬吉成感到难以抑制的悲伤，含着泪，对着病床默默敬了个礼，就悄悄离开了。
可惜的是，周恩来再也没有苏醒，医生说他的心脏跳动很微弱，脉如游丝，5天后便与世长辞，未能和邬吉成见最后一面。
周恩来逝世后，邬吉成是治丧活动期间的安全组负责人之一。他和警卫值班室的全体人员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鞠躬默哀。遗体从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邬吉成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同乘一辆车，紧跟在灵车后面。
邬吉成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一幕，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一路上都是群众自发组成的送葬队伍，人们虽然悲痛万分，队伍却井然有序，邬吉成被深深震撼了。
按照周恩来的遗愿，追悼会结束后，要将他的骨灰撒到祖国江河湖海里，由空军完成这个任务。但长安街上的群众人山人海，邬吉成担心移送骨灰出问题，建议警戒时间增加半个小时，于是骨灰送往机场的过程比较顺利。
此后邬吉成曾担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主要负责外宾警卫工作。时隔多年，想起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邬吉成仍是连连叹息，他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在弥留之际提出见他，究竟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可惜这只能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了。
邬吉成说，如果他去305医院的那天黄昏，周总理清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算多几分钟，他就能知道周总理的临终嘱托了。但这种历史的机缘不是人力能够把握的，稍纵即逝，再也回不来了。
作为警卫人员的邬吉成认为，周恩来临终前要见他，是对他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恩来的日子里，他内心的感慨要比其他人多得多。2006年，邬吉成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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