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主政39个月，他都在东北干了些什么？|东北军|南京政府|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22点20分，日军先是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继而以此为“借口” ，开始炮轰北大营和沈阳。

次年2月，东三省全境沦陷。张学良主政东北以来的所有“努力”，在侵略者践踏这片土地时，顷刻间被荡平。

三年前，张学良得知父亲张作霖“炸死”后，乔装返回沈阳，迎接他的不是什么“天下晏然”，而是民生凋敝、军心涣散。他果断“改旗号”，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东三省。

只是，榻边始终还瞪着一只眼，张学良在忙着建设时，日军也没闲着。一段短暂发展中的“繁华”，最后只剩说不尽的唏嘘。

南北统一一心求发展

张学良接手东北后，不再延续“割据”路线，而是选择有条件的和南京政府合作。叫嚣“征服中国前，得先征服满蒙”的日本怎会“袖手旁观”呢？一位日本政要这么说“中国统一大业即将完成，在这个时候日本应该以同情的态度对待”。

日本如此说是可以理解的。至二十年代末，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差不多有14亿日元，东北对外贸易中，70%的进口商品来自日本。1894年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军开始驻扎东北，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尽见日本士兵。从“经营”铁路开始，日本以厂矿、贸易、移民等形式渗透影响力，只为其侵略服务。

那时的东北遍地日货，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无从谈起。张学良很清醒，没有财政收入，如何养兵？如何固权一方？他坚定“改旗号”，就是想停战息兵，一门心思搞建设。这其中还有张学良的另一层深意，借此“改革”奉系。奉系内部主要有三个“派系”，其中一派就是“亲日”，他们基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平日里喜欢鼓动借助日本势力发展自己。

南北握手言和后，张学良随即在军队建设、整顿金融、发展农业、扶持工业等方面铆劲发力。张学良的本意是，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真正谈政治，他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的地方政权。

那时的物价可以说是天天涨，1927年2月的玉米面一斤才0.26元，一年后就得花2.2元才能买到。不控制恶性通胀，任何发展都是空话，张学良通过减军费、改币制、发公债等举措，很快控制住局面，才有了后来各产业发展的新气象。

中国自古就有“军队屯垦”的传统，张学良大刀阔斧裁军，“下岗”士兵直接“转行”种地，被分配去吉林和黑龙江的屯垦区，东北炮兵司令邹作华带领的三个团部在三年时间内，开垦荒地共5000晌，放出荒地8386晌。

（东北一晌≈15亩）那时农业极度依赖人力，东北当局为了加快农业发展，出台“难民”、“移民”收容政策，三年的时间，有近130多万的关内人定居东北，而且大部分是青壮年。东北还是国内首批使用农业机械之地，助推中国农业经济“变革”。

“四大讲武堂”之一的“东北讲武堂”也是那时期的果实，直接促成东北陆军兵种达到20多种，至“918”事变前，东北兵工厂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全国领先。东北海军舰队规模迅速发展，包括有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队和水路测量队，东北空军实力一度是中国空军之最。

不过对张学良而言，工业发展才是“建设之重”，当他知道中国首家机器制陶企业（肇兴窑业）资金有困难时，不但拨款还免除其5年营业税。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东北民族工业发展迅猛，1930年，造酒厂有11家，印刷厂有25家，榨油厂有18家等，纱厂、面粉厂等企业也有长足发展。

不过，张学良的钱袋子也不鼓，他将眼光转向美国和欧洲，希望这些国家也来东北“投资”，他更希望侨商投资，同时也没拒绝和日本做贸易。从1928起，东北对外输出贸易额一年高过一年，到1931年该数值高达近4亿。1926年—1931年，东北的贸易总额在中国本部贸易总额的占比大约有30%。那时，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若是按照这个速度持续发展下去，东北该呈现出多么欣欣向荣的局面。

只是，从主权到领土，东北的局面始终就是“支离破碎”。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本该撤出的日本守备队，依旧“非法”驻留东北，同时日本还动用各种明的暗的手段强化预备军力，为配合这些“增员”需要，这期间日军也开始搞建设，先是“修筑仓库”，然后“改仓库为兵营等军用建筑”。

战略长期奈何国不宁

张学良的这番“改革”煞费苦心，他的既设目标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带动东北全面现代化”。只是，那时的东北，从头至尾，都没摘掉半殖民半封建的“帽子”，战略怎可能真正到位呢？

张学良从稳金融入手，为经济发展创设良好基础，同时普及教育，重视中国传统文化，1929建成“哈尔滨文庙”，这是当地唯一一处祭祀孔子圣地，张学良还亲撰《哈尔滨文庙碑记》。他还特别公布“训令”，禁止军人吸食鸦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展，1922年，东北就成立无线电监督处，1923年开始筹建无线电总台，同年创办东北无线电学校，执教的老师有留日归国的著名无线电专家陈先舟及德国西门子工程师罗希士。可以这么说，东北的“电线权力”是最早突破“帝国主义的垄断”，张学良主政东北时，东北的无线电事业是全国龙头，再经过“改革”，后来已经可以和日本、英国及丹麦的电信公司一较高下。

张学良有一个小目标，十年内修建铁路8000公里，至少完成三大干线，五年内修好葫芦岛港。他的用意非常明显，我自个弄个独立的铁路联运网，有自己的出海口，就可以绕过日本控制的铁路线。但是，日本真的会“冷眼坐视”？人家的影响早已全方位渗透。

1905年日俄战争中，为何日本一定要赢，哪怕代价是死亡人数是俄国的两倍？它要夺得俄国在东北的“路权”。1906年，“满铁”在东京成立，中国总部设在大连。“满铁”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最大殖民统治机构，比史上那个东印度公司还要无耻，东北实施奴化教育的主要推手就是这个机构。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学校有273处，在校人数9万多人，简易图书馆22所。各种新闻报刊、杂志上百种，这些“媒体机构”总是会在“合适”时机“发声”。

张学良深知国民素质不提高，东北的发展无法持续，他也花大气力力求扭转局面，但是当时的现状就是，东北教育机构的绝大部分被日本人掌控。“918”事变后，很多人表现出“麻木不仁”，就是深受“奴化教育”毒害的结果。

当时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走得近，张学良对于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触碰，但是他又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就用降价等“市场”行为，希望能压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通过控制交通来夺回经济的主导权。

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都不完整时，何来控制经济命脉之说呢？张学良曾大力扶持汽车制造业，可惜的是，就在第一台载重汽车诞生后不久，那边的炮火响起，刚刚起步的民族汽车制造业就此熄火，直到1956年，中国人才看到自己造出的车。

张学良为东北的发展，的确构筑了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只是中国那时仍背负着三座大山，注定这只是没有任何根基支撑的建设。

过眼繁华叹息太匆匆

1927年，日本内阁改组，随即一种声音出现，要拥护“满蒙的特殊地位”。“满蒙”一词本就是日本创造的一个“政治地理名词”，就是要在舆论上“制造”“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扶持袁世凯后，继而和张作霖合作，就是想将东北彻底割裂出去。

张学良后来为了“改旗号”成功，对日本做了些妥协，但是他低估了日本的“野心”，他以为只要不触及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两家”可以“和平共处”，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并没有留给他太多的时间。

时间虽短，东北却是一扫之前的颓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仅次于中央军，物价开始下跌，沈阳逐渐成为东北最大的铁路交通中转，城市建设已初见雏形，金融趋于稳定，从1929年起，东北财政除热河外实现盈余，更可喜的是，东北经济开始向现代化经济转型，对外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那时东北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开辟了中国的第一条民航航线；建设了中国第一座现代体育馆，张学良资助刘长春等人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和欧美各国的国际通讯网络首先在东北落地。（注：刘长春在当时被誉为“远东短跑之王”。）

就在东北民众大赞张学良的“改革”之举时，日本也加快着经济掠夺，“满铁”投资渗透于东北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信托、电气、砖瓦，甚至火柴和旅馆业，其中很多行业被日本所垄断，1931年3月，“满铁”在东北的投资总额高达9亿多日元。这些只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全面侵略做准备。

很快，日军的“动作”来了。借着“中东路事件”，日军大规模开展军事演习，就在沈阳附近区域，仅1929年8月，就有3场军演，第三次甚至将“辽宁东北两门为假设敌”，开展“炮战演习”。更恶心的是，每次军演都会破坏上千亩的农田，而面对中国的“发问”，日本只会轻飘飘抛出“日中亲善”。

亲善么？在增兵、军演同时，日军开始在长春修筑大量陆军兵营，在控制的铁路沿线安置大量炮台。1930年开始，日军的军演相当有“目标性”，战斗形式涵盖破坏交通、防御作战、巷战等多种类型，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恐慌感，并且军演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连事前的“知会”都省略了。1931年9月，日军借军演占领我方领土龙多岛。（注：“918”事变前，“满铁”实控铁路长达2361公里，在东北铁路全线的占比为37.9%，而中国自主的铁路占比只有19%。）

而张学良一直在削减军费开支，虽然部队建设上了好几个台阶，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中，却是让日军看清了东北军的“实力”。1931年6月-9月，日本从舆论和战前军事准备两方同时发力，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中村事件相继登场，国内有识之士已经察觉日本的侵略企图，而张学良的重心依旧在建设，实现自强的愿望固然好，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主权在手。

那时，东北的防务真的“空虚”。1930年9月起，东北军的精锐基本都调入关内，军火械弹也大多运至关内。那厢是“积极准备”，这边却是“疏于防御”，再加上“消极态度”，后来的结果就是日军仅用4个月的时间，完全侵占东三省。号称中国一流的东北空军装备，等于拱手送人，110架飞机全部被日军收缴。后有人顿足长叹，“这算什么事嘛，就是个面子工程嘛”。